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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祸”缘于一块口香糖
我和丈夫周海良是北师大同学，我们在校园里就开始了美丽的恋情。１９９４年，大学毕业两年的我们举行了婚礼。１９９５年４月，因不满机关清闲与沉闷的工作环境，丈夫赴德国柏林一所大学的历史学院留学。我在思念中煎熬了一年多后，也于第二年的７月来到德国陪读。为了不至于太清闲，我去了波恩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丈夫毕业后，在波恩的一家文化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我则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如果没有那位名叫格蕾茜的德国女富豪的闯入，我和丈夫的生活应该说就像莱茵河一样充满了宁静的美丽和温馨。１９９９年５月下旬的一天，丈夫和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去位于波恩胡同２０号的贝多芬故居游玩，在那里碰到了一位３０多岁的德国女士。我丈夫无意中看见那位女士的后裤脚上粘着一块口香糖污渍，就礼貌地走上前去告诉了她。
那位女士处理完口香糖污渍后，一个劲儿地对我丈夫说“谢谢”，还大夸只有中国男人才这么细心体贴。当天中午，那个叫格蕾茜的女士硬要请我丈夫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聚餐，还特意选择了一家中餐馆。席间，当花花绿绿的中式菜肴端上来后，略懂烹调的周海良有些卖弄地向在座的各位德国人介绍起每一样菜的历史渊源和特点，把格蕾茜听得睁大了眼睛。
吃完饭后，格蕾茜从毫不设防的周海良那里要去了他的电话号码。第二天下午，她就打来了电话，约我丈夫去喝咖啡。这时，丈夫才知道格雷茜是波恩一家大型化工厂的董事长，拥有数千万马克的家产，３２岁，谈过好几次恋爱，却没结婚。两人谈话非常投机。
格蕾茜直言不讳地说：“周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绅士，我喜欢你！”我丈夫吓了一跳，以为没听明白，于是把身子往前倾了倾，问她刚才说什么。格蕾茜趁此机会在我丈夫脸上亲吻了一下，然后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看到丈夫面红耳赤的尴尬样子，她竟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格蕾茜还对我丈夫说，她曾经找星相大师算过命，大师告诉她，她理想的爱情在东方，所以她毫不怀疑我丈夫就是上帝赐给她的另一半！当我丈夫告诉她，自己已经结婚，并且很爱自己的妻子时，她竟耸耸肩反问道：“哦，这有什么关系？婚姻是可以重新组织的，德国以前还分为东德和西德呢！你爱你的妻子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比我优秀，因为你当初不认识我！”
写小说成非法打工“罪证”
自从认识了格蕾茜，麻烦就来了，她三天两头地往我家打电话找我丈夫，有时候还开车去我丈夫的单位接他下班。格蕾茜神通广大，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丈夫所在文化机构的负责人施莱特先生后，就常借请施莱特先生喝咖啡、听交响乐演奏之际，也让他把我丈夫捎上。
尽管我丈夫不断地告诉格蕾茜，他已有妻子，他和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格蕾茜却毫不气馁。她说直觉和星相大师都告诉她没错，我丈夫就是她生命中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格蕾茜还问我丈夫，为什么至今没有孩子。当我丈夫告诉她，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忙于事业，没时间抚养孩子，所以暂不打算要时，格蕾茜摇摇头说：“周先生，你和你太太真是可怜！你们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事，就连孩子也养不起，如果你跟我结婚，我一定跟你生七八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可以请德国最好的家教来辅导他们，让他们长大后轻轻松松地进入上流社会！”
听了她的话，我丈夫哭笑不得，但又不便发作，有时还得违心地恭维她几句，因为格蕾茜是施莱特先生的贵宾，轻易得罪不得，否则“饭碗”可能不保，他的专业在德国可是不太好找工作的。我丈夫的忍让却使格蕾茜越发有恃无恐，她开始琢磨着将我驱逐出德国。果然，不久后的一天，我接到移民局的电话，说有人指控我在德国边留学边非法打工。
当时我正在一家中餐厅打工，我是严格遵循德国的打工政策的，我想不到有哪些地方违法了。但移民局的官员说，有人举报我用德文写的几个中篇小说在德国杂志上发表了，这也算是打工行为。把我写小说的时间折算进去，我每周打工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我当时惊骇得大跌眼镜——难道写小说也算打工？而且谁知道我在写小说呢？除了丈夫，我几乎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最后，还是我丈夫哭丧着脸说：“一定是格蕾茜！为了证明你的优秀，拿了不少稿酬，我曾经在她面前夸赞过你，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指控你非法打工的理由！”
我简直气昏了头，将多嘴多舌的丈夫臭骂了一顿后，赶紧想办法搪塞移民局的责难。我在申诉信上据理力争，结果这洋洋数千言的“狡辩”终于幸运地博得了移民局官员的谅解，他们回函说，经过调查和商议，同意我可以继续写小说获取稿费，他们不把这种行为定义为打工。我和丈夫这才松了一口气。
奇特的“鹦鹉学舌”官司
到德国后，丈夫买了一只据说是从亚马逊热带雨林里捉来的红头鹦鹉。由于我和丈夫经常在家里谈起格蕾茜，那只红头鹦鹉听多了，也时常“格蕾茜”、“格蕾茜”的叫唤。后来我灵机一动，为了解恨，就用中文教鹦鹉咒骂格蕾茜，什么“格蕾茜是只猪”、“格蕾茜不要脸”等等。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丈夫提着装有那只红头鹦鹉的鸟笼子来到老市政厅附近的公园里，正好遇到了也来这里晨练的格蕾茜。出于礼貌，我丈夫问候了她一句，也许是“格蕾茜”这个名字刺激了那只红头鹦鹉的语言记忆功能，它立即抖出了“格蕾茜是只猪”、“格蕾茜不要脸”等脏话。
我丈夫笑眯眯的，他想反正格蕾茜听不懂中文，鹦鹉骂了也是白骂。格蕾茜却非常精明，她虽然听不懂鹦鹉在说些什么，但从鹦鹉“格蕾茜”的中文发音里猜出它是在说自己，而且她估计那不是什么好话。于是有一天，她再次“碰巧”地在晨练时遇到了正在公园遛鸟的周海良。这次，她主动挑逗起那只红头鹦鹉。自然，鹦鹉又把我教的脏话全吐了出来。
不久，我和丈夫就接到法院的传票，称有一个叫格蕾茜的女士指控我们用宠物辱骂她，要求赔偿３０万德国马克。看到传票，我顿时眼前一黑。我们猜测格蕾茜一定是偷偷地将鹦鹉骂她的话录了音，然后找人翻译。她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她知道我们赔不起巨款。
我们花８０００马克请了一位据说在德国的华人界很有名的律师帮我们打这桩奇特的官司。在法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格蕾茜，她气质果然高雅，穿着雍容华贵，我顿时有点自惭形秽。格蕾茜看见我，挑战性地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我的律师在向陪审团陈述时说，原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那只鹦鹉嘴里说的“格蕾茜”就是原告格蕾茜自己，因为鹦鹉说的是中文，它骂的也是中国一个叫格蕾茜的人，这并不触犯德国的法律。
更幽默的一幕还在后面。那只红头鹦鹉在法庭上骂完“格蕾茜”后，又补充了一句：“格蕾茜是中国一个欠钱不还的坏蛋！”当翻译把这句话告诉法官时，我的律师声称，那只鹦鹉已经表明自己骂的“格蕾茜”是住在中国，所以完全可以肯定两个格蕾茜不是同一个人。当然，鹦鹉的这句补充话是我们在律师的授意下，连夜突击教给它的。最后，法官判决，格蕾茜的指控不成立。
“美男计”后的欢喜结局
不久后，又有新情况出现，一个叫麦克姆的德国帅小伙老是在我身边转。我知道他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是波恩大学里许多疯狂的德国女大学生的青春偶像。他利用一切机会向我大献殷勤，帮我送午餐、请我喝咖啡、送我橄榄球比赛的贵宾席门票……
刚开始我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虽然不再年轻，但还具有吸引男性的迷人魅力，麦克姆的青春热力和甜言蜜语差点令我眩晕得不能自己。但没多久，我就发现他似乎很不满足我只跟他做好朋友。他总是常常表现出想进一步发展的冲动，有好几次，他甚至坚持要求我留下来跟他一起过夜。当我拒绝他后，他对我的冷漠表现得很伤心，有一次竟然说如果我不接受他的爱，他就不想活了！
麦克姆的过分热烈，让我对他与我交往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一个黄昏，他在校园的树林里欲强行吻我时，我突然看见附近有一个男人拿着照相机在偷偷地对着我们这边拍照。我很快意识到这一定又是格蕾茜捣的鬼，立即冲出树林，高声喊过往的学生抓住那个男人。那男人掉头就跑，但没跑多远就被闻讯赶来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给逮住了。
在学校的警务室里，那个男人承认他是受雇于格蕾茜，偷拍我和麦克姆的亲热行为；而且他还透露，麦克姆也被格蕾茜收买了，只要我中了“美男计”，格蕾茜就可以将偷拍下的照片送给我丈夫，给我们的婚姻以致命一击。我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决定将格蕾茜告上法庭，指控她以非法手段骚扰我的正常生活，并且图谋以侵犯隐私取得的照片对我进行恶意的婚姻敲诈。格蕾茜得知我准备起诉她后，果然慌了，并表示愿意赔偿我一笔巨款，只要我不起诉。我和丈夫商量了许久，决定取消指控，放格蕾茜一马，当然我们也不会接受她的经济赔偿。想想其实她也挺可怜的——为了得到自己所爱的人，她费尽了心思，结果不仅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落到一个可能要蹲监狱的下场。
在我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格蕾茜特意驱车来到法兰克福机场送我们。她将一枚在太阳下放射出美丽光芒的钻石戒指戴到我的手上，动情地说：“周太太，我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真心地向你说声ｓｏｒｒｙ。我祝愿你们的婚姻像钻石一样牢不可破，你们是我所见到的最忠贞的妻子和丈夫。我将在我的生命中继续等待，等待一个来自东方的好男人！”那一刻，我看见痴情的格蕾茜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不由心里一热，紧紧地和她拥抱在一起，许久不愿分开……
我和丈夫周海良是北师大同学，我们在校园里就开始了美丽的恋情。１９９４年，大学毕业两年的我们举行了婚礼。１９９５年４月，因不满机关清闲与沉闷的工作环境，丈夫赴德国柏林一所大学的历史学院留学。我在思念中煎熬了一年多后，也于第二年的７月来到德国陪读。为了不至于太清闲，我去了波恩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丈夫毕业后，在波恩的一家文化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我则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如果没有那位名叫格蕾茜的德国女富豪的闯入，我和丈夫的生活应该说就像莱茵河一样充满了宁静的美丽和温馨。１９９９年５月下旬的一天，丈夫和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去位于波恩胡同２０号的贝多芬故居游玩，在那里碰到了一位３０多岁的德国女士。我丈夫无意中看见那位女士的后裤脚上粘着一块口香糖污渍，就礼貌地走上前去告诉了她。
那位女士处理完口香糖污渍后，一个劲儿地对我丈夫说“谢谢”，还大夸只有中国男人才这么细心体贴。当天中午，那个叫格蕾茜的女士硬要请我丈夫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聚餐，还特意选择了一家中餐馆。席间，当花花绿绿的中式菜肴端上来后，略懂烹调的周海良有些卖弄地向在座的各位德国人介绍起每一样菜的历史渊源和特点，把格蕾茜听得睁大了眼睛。
吃完饭后，格蕾茜从毫不设防的周海良那里要去了他的电话号码。第二天下午，她就打来了电话，约我丈夫去喝咖啡。这时，丈夫才知道格雷茜是波恩一家大型化工厂的董事长，拥有数千万马克的家产，３２岁，谈过好几次恋爱，却没结婚。两人谈话非常投机。
格蕾茜直言不讳地说：“周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绅士，我喜欢你！”我丈夫吓了一跳，以为没听明白，于是把身子往前倾了倾，问她刚才说什么。格蕾茜趁此机会在我丈夫脸上亲吻了一下，然后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看到丈夫面红耳赤的尴尬样子，她竟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格蕾茜还对我丈夫说，她曾经找星相大师算过命，大师告诉她，她理想的爱情在东方，所以她毫不怀疑我丈夫就是上帝赐给她的另一半！当我丈夫告诉她，自己已经结婚，并且很爱自己的妻子时，她竟耸耸肩反问道：“哦，这有什么关系？婚姻是可以重新组织的，德国以前还分为东德和西德呢！你爱你的妻子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比我优秀，因为你当初不认识我！”
写小说成非法打工“罪证”
自从认识了格蕾茜，麻烦就来了，她三天两头地往我家打电话找我丈夫，有时候还开车去我丈夫的单位接他下班。格蕾茜神通广大，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丈夫所在文化机构的负责人施莱特先生后，就常借请施莱特先生喝咖啡、听交响乐演奏之际，也让他把我丈夫捎上。
尽管我丈夫不断地告诉格蕾茜，他已有妻子，他和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格蕾茜却毫不气馁。她说直觉和星相大师都告诉她没错，我丈夫就是她生命中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格蕾茜还问我丈夫，为什么至今没有孩子。当我丈夫告诉她，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忙于事业，没时间抚养孩子，所以暂不打算要时，格蕾茜摇摇头说：“周先生，你和你太太真是可怜！你们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事，就连孩子也养不起，如果你跟我结婚，我一定跟你生七八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可以请德国最好的家教来辅导他们，让他们长大后轻轻松松地进入上流社会！”
听了她的话，我丈夫哭笑不得，但又不便发作，有时还得违心地恭维她几句，因为格蕾茜是施莱特先生的贵宾，轻易得罪不得，否则“饭碗”可能不保，他的专业在德国可是不太好找工作的。我丈夫的忍让却使格蕾茜越发有恃无恐，她开始琢磨着将我驱逐出德国。果然，不久后的一天，我接到移民局的电话，说有人指控我在德国边留学边非法打工。
当时我正在一家中餐厅打工，我是严格遵循德国的打工政策的，我想不到有哪些地方违法了。但移民局的官员说，有人举报我用德文写的几个中篇小说在德国杂志上发表了，这也算是打工行为。把我写小说的时间折算进去，我每周打工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我当时惊骇得大跌眼镜——难道写小说也算打工？而且谁知道我在写小说呢？除了丈夫，我几乎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最后，还是我丈夫哭丧着脸说：“一定是格蕾茜！为了证明你的优秀，拿了不少稿酬，我曾经在她面前夸赞过你，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指控你非法打工的理由！”
我简直气昏了头，将多嘴多舌的丈夫臭骂了一顿后，赶紧想办法搪塞移民局的责难。我在申诉信上据理力争，结果这洋洋数千言的“狡辩”终于幸运地博得了移民局官员的谅解，他们回函说，经过调查和商议，同意我可以继续写小说获取稿费，他们不把这种行为定义为打工。我和丈夫这才松了一口气。
奇特的“鹦鹉学舌”官司
到德国后，丈夫买了一只据说是从亚马逊热带雨林里捉来的红头鹦鹉。由于我和丈夫经常在家里谈起格蕾茜，那只红头鹦鹉听多了，也时常“格蕾茜”、“格蕾茜”的叫唤。后来我灵机一动，为了解恨，就用中文教鹦鹉咒骂格蕾茜，什么“格蕾茜是只猪”、“格蕾茜不要脸”等等。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丈夫提着装有那只红头鹦鹉的鸟笼子来到老市政厅附近的公园里，正好遇到了也来这里晨练的格蕾茜。出于礼貌，我丈夫问候了她一句，也许是“格蕾茜”这个名字刺激了那只红头鹦鹉的语言记忆功能，它立即抖出了“格蕾茜是只猪”、“格蕾茜不要脸”等脏话。
我丈夫笑眯眯的，他想反正格蕾茜听不懂中文，鹦鹉骂了也是白骂。格蕾茜却非常精明，她虽然听不懂鹦鹉在说些什么，但从鹦鹉“格蕾茜”的中文发音里猜出它是在说自己，而且她估计那不是什么好话。于是有一天，她再次“碰巧”地在晨练时遇到了正在公园遛鸟的周海良。这次，她主动挑逗起那只红头鹦鹉。自然，鹦鹉又把我教的脏话全吐了出来。
不久，我和丈夫就接到法院的传票，称有一个叫格蕾茜的女士指控我们用宠物辱骂她，要求赔偿３０万德国马克。看到传票，我顿时眼前一黑。我们猜测格蕾茜一定是偷偷地将鹦鹉骂她的话录了音，然后找人翻译。她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她知道我们赔不起巨款。
我们花８０００马克请了一位据说在德国的华人界很有名的律师帮我们打这桩奇特的官司。在法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格蕾茜，她气质果然高雅，穿着雍容华贵，我顿时有点自惭形秽。格蕾茜看见我，挑战性地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我的律师在向陪审团陈述时说，原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那只鹦鹉嘴里说的“格蕾茜”就是原告格蕾茜自己，因为鹦鹉说的是中文，它骂的也是中国一个叫格蕾茜的人，这并不触犯德国的法律。
更幽默的一幕还在后面。那只红头鹦鹉在法庭上骂完“格蕾茜”后，又补充了一句：“格蕾茜是中国一个欠钱不还的坏蛋！”当翻译把这句话告诉法官时，我的律师声称，那只鹦鹉已经表明自己骂的“格蕾茜”是住在中国，所以完全可以肯定两个格蕾茜不是同一个人。当然，鹦鹉的这句补充话是我们在律师的授意下，连夜突击教给它的。最后，法官判决，格蕾茜的指控不成立。
“美男计”后的欢喜结局
不久后，又有新情况出现，一个叫麦克姆的德国帅小伙老是在我身边转。我知道他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是波恩大学里许多疯狂的德国女大学生的青春偶像。他利用一切机会向我大献殷勤，帮我送午餐、请我喝咖啡、送我橄榄球比赛的贵宾席门票……
刚开始我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虽然不再年轻，但还具有吸引男性的迷人魅力，麦克姆的青春热力和甜言蜜语差点令我眩晕得不能自己。但没多久，我就发现他似乎很不满足我只跟他做好朋友。他总是常常表现出想进一步发展的冲动，有好几次，他甚至坚持要求我留下来跟他一起过夜。当我拒绝他后，他对我的冷漠表现得很伤心，有一次竟然说如果我不接受他的爱，他就不想活了！
麦克姆的过分热烈，让我对他与我交往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一个黄昏，他在校园的树林里欲强行吻我时，我突然看见附近有一个男人拿着照相机在偷偷地对着我们这边拍照。我很快意识到这一定又是格蕾茜捣的鬼，立即冲出树林，高声喊过往的学生抓住那个男人。那男人掉头就跑，但没跑多远就被闻讯赶来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给逮住了。
在学校的警务室里，那个男人承认他是受雇于格蕾茜，偷拍我和麦克姆的亲热行为；而且他还透露，麦克姆也被格蕾茜收买了，只要我中了“美男计”，格蕾茜就可以将偷拍下的照片送给我丈夫，给我们的婚姻以致命一击。我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决定将格蕾茜告上法庭，指控她以非法手段骚扰我的正常生活，并且图谋以侵犯隐私取得的照片对我进行恶意的婚姻敲诈。格蕾茜得知我准备起诉她后，果然慌了，并表示愿意赔偿我一笔巨款，只要我不起诉。我和丈夫商量了许久，决定取消指控，放格蕾茜一马，当然我们也不会接受她的经济赔偿。想想其实她也挺可怜的——为了得到自己所爱的人，她费尽了心思，结果不仅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落到一个可能要蹲监狱的下场。
在我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格蕾茜特意驱车来到法兰克福机场送我们。她将一枚在太阳下放射出美丽光芒的钻石戒指戴到我的手上，动情地说：“周太太，我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真心地向你说声ｓｏｒｒｙ。我祝愿你们的婚姻像钻石一样牢不可破，你们是我所见到的最忠贞的妻子和丈夫。我将在我的生命中继续等待，等待一个来自东方的好男人！”那一刻，我看见痴情的格蕾茜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不由心里一热，紧紧地和她拥抱在一起，许久不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