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浩荡两千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晁错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
　　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抵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有两种，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钱的人（商人）。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得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马车，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对他们的困辱。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则要交两份。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其后的汉景帝在诏书中专门强调“有市籍不得宦”。《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从惠帝开始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分配田地的时候，有“市籍”的贾人也不能获得土地，如果被发现违规，马上就贬为奴婢。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甚至还有“入羊为郎”的记录，就是有人牵着羊群来换一顶“郎官”官帽。可即使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70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殖业和金融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21位富豪。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8位，前4个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一拼。
　　第三个冶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南阳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后，孔氏还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他花钱如流水，赚的却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里累积的钱财达数千金。南阳一带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为时尚。
　　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还从事高利贷，足迹行遍各地。鲁国一带的人受其影响，大都抛弃学术而追逐财利。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刀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闻名，刀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用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鱼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食盐等货物，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那些跟着刀闲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来。因此，当地流传民谚曰“宁爵毋刀”，意思是“难道非要去做官吗？还不如去给刀闲当豪奴”。另据史料记载，除了刀闲，当时还有两个有名的大盐商：一个是山东的东郭咸阳，以海盐为业；另一个是山西的罗氏，从事的是池盐业（“擅盐井之利”）。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编辑/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