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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在清华大学演讲开场时说，“听到顾秉林校长刚才的赞美之词，套用一句北京话，我感到忒窝心了。”此话一出，全场都捏了一把汗。“窝心”在北京话里是“苦闷”之意，在台湾却是“欣慰、舒畅”。
这种“误会”并不少。有台商到大陆，见菜单上有“土豆丝炒肉”，很不解，“厨艺真高，土豆也能切成丝?”在闽南语和台湾国语中，土豆是花生的俗称。
近期，分别于台湾和大陆发行的《两岸常用词典》，正在努力“消除语言文字分歧”。
台湾编写组总编辑张文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历年来两岸合编词典中，层次最高，体例最完整的，也是唯一运用线上编审系统的合作成果。”大陆编写组主编李行健说，“这也是两岸文化交流上，最实实在在的一项工作。”
8月中旬，台湾版举行发布会，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莅临现场，说自己起初看到“雷人”一词，还以为是“云层放电时打到人了”，如今他才知道那是“震惊，无语”之意，也知道了大陆的“给力”原来是“in power”的意思。
9月4日，《两岸常用词典》大陆版召开发布会，同时与台版进行了互相赠书的仪式。台版总召集人杨渡说，“大陆的很多词也在台湾流行了，比如说山寨、钉子户、小三。”
规范字和标准字
“实际上这是马英九在台湾竞选时的政见之一，希望两岸有一个中华语文的云端资料库，希望在两岸沟通起来。”张文彬介绍道，“沟通些什么呢，我们认为要先编一个词典，作为云端计划的心脏。”
李行健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顾该词典的“起源”，在2009年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定下了这个项目，当时是“提倡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书名还未敲定。2010年初，两岸正式启动了编委会，大陆由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以及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召集语言专家组成北京编辑部；台湾由中华文化总会召集专家，组成台北编辑部。该年3月，两岸专家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谈，商议编纂方针，以“求同存异，化异为通，再到化异为同”为原则。
合作之初，双方首先面对的“简体字”“繁体字”这种民间对汉字最常见的说法就产生了“分歧”。
李行健说，“现在通用的汉字有一万多个，其实简化了的只有两千多个常用字，占七分之一，把大陆的称为简体字其实并不准确。”而台湾地区也经常把一直沿用的繁体字称为“正体字”。
大陆版副主编王铁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底哪边‘正’?台湾说他们的是，大陆说我们的是，这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都是汉民族共同语，就要找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更强调是言语社区的分别，即我们的普通话社区和台湾的国语社区。”
最后，关于汉字的两种叫法，双方达成一致，大陆的字叫“规范字”，台湾的叫“标准字”。“我们大陆有通用语言法规，推行规范字；而台湾有个国字标准字表。所以这种叫法也是有根据的，也是两岸协商的结果。”王铁琨说。
《两岸常用词典》共收字6000多个，收条目3500多条，全书约280万字。两个版本中，每个字和词条都分别标出了规范字和标准字两种字体，同时“双线”呈现的还包括大陆的汉语拼音和台湾的注音符号。
“花了很多力气在协商上面”
在确定了两种字体后，两岸百余名编辑人员开始编纂工作，首先确定要编选哪些字词，双方各自提出最常用的，然后汇集起来，做一个交集。事实上，在汇集完成后，李行健和张文彬等人都发现，两岸共用的字词达到了85％之多。
张文彬说，编撰的最困难之处就在这不到20％的不同之处。“注释起来就很困难，因为你要找准这个分歧。”李行健也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充斥’这个词，我们现在有点带贬义，都是指充斥着不好的气体或氛围。台湾那边不这样用，至少它是一个中性词。”
包括“窝心”，其实原本是大陆江浙沪一代的用法，但两岸分隔以后，台湾一直保留了原意，而大陆演化成相反的意思了。
在编纂的过程中，李行健也注意到，台湾保留古汉语的用法比较多，比如台湾国语中还常用到“底定”一词，而大陆用“决定”。
因此，除了绝大部分“通用”的一类字词，该词典还有四类：同中有异，同样的词有部分差异，如“菜鸟”；同实异名，如“一次性筷子／免洗筷”，；同名异实，如土豆分别指“马铃薯／花生”；属于一方特有的词语，如大陆的“绿色食品”，台湾的“草莓族”。
“我们就先编这些共同的词，然后再根据双方需要补充一些各自认为重要、不能丢掉的词。他们说明理由后，我们也同意，就增加进来。我们相应的也有这种情况。”李行健介绍道，两岸分工，各编一半，最终在一年半时间就全部完稿。
“一家分一半，就是各自要把词的意思标注出来，两岸有差别的词，各自也把差别注释出来。”李行健说，所有词条，双方要看稿，“比如说这个词他们把大陆的意思漏了，或者他们注的大陆的意思不准确，我们就给他们改，我们的也同样要拿去给他们看，相互给出修改意见，反复这样，最后再统稿。”
但相互看稿，两岸的编撰人员不叫这是“审查”或“检查”，为了“避免不好的想法”，叫做“检视”。
“实际上我们现在编词典实际工作中，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看似一个简单的词，但背后有很多问题。”王铁琨举例说，比如一个简单的“儿童节”，台湾专家的初稿写的是“1931年中华民国政府确定为4月4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为6月1日”。“这是没错，但同一个词条出现这样，有‘两个中国’之嫌，我们比较难接受，最后‘儿童节’就改为大陆定为6月1日，台湾定为4月4日。”
在相互“检视”中，“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在协商上面。”台湾版的总编张文彬感慨道，“因为两方都有诚意，都懂得自我节制和分寸，所以沟通得没有困难。如果因为某一件事或一个词争论太久的话，那根本进行不了工作，更不可能这么快出成绩。”
“冷暖两重天”
事实上，《两岸常用词典》不是第一次合作编词典，早在上世纪90年代由北京语言大学和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就一起编过一本《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李行健和张文彬也是上一次的参与人员，当时李是语文出版社的社长、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授，而张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多年以后，七十几岁的两位老人都已退休，在9月的赠书仪式上，两人再次坐到一起，赠书结束后两人拉着要拍张合影。 1994年时，李行健带领大陆的语言文字团到台湾访问，“中华语文研习所所长何景贤教授邀请我们过去的十个专家，那边有十多个，讨论两岸的语言和文字。当时在会上就有共识，两岸语言文字存在差异非常明显，不如合编一本词典来沟通。”
当时李行健也体会到了两岸在用词上的差异，一位台湾语言专家问，“你们大陆又有离休，怎么又有退休?你是离休还是退休?”李行健回道：“我以后会退休。”
“离休是大陆特有的，台湾就没有这种说法。”李行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5年台湾代表团到北京语言大学开会，开始落实合编词典。当时也是由民间的专家组成，完全没有两岸政府的资金资助，台湾版的主编何景贤甚至把自己的一栋别墅卖了。
那一次耗时长达5年，大陆版才得以完成出版。后来台版又修改2年，即7年之后才出书。“当时陈水扁当权，实行‘去中国化’，所以这件事就没有引起注意，连报纸上评论文章也没有。”李行健回忆道。
“上次做了好多年，最后出来的时候，两方有很多内容也不一样。”张文彬也说，“我们这一次就是两岸同步，而且内容基本上一致。”其中也有一些保留了双方的特点，如大陆版按照字母为序排版，而台版按照部首为序；而词条内涉及度量衡也保留双方特色，如大陆用“米”，台湾用“公尺”。
与上一次合作相比，如今这次编纂工作已经方便很多。李行健用“冷暖两重天”来形容这样的变化。“以前很难的，我们去那边，快也要两天，慢的话还要三天，要先到深圳，然后再到香港办入台的手续，还得排队办理。一切手续都顺利的话，过关、通关也要整整一天。台湾那边也得在香港转机。”他回忆道，“如今过去就快了，早晨坐飞机，中午就可以在台北吃午饭了。”
王铁琨也回忆，以前到台湾，跟他们一起说起这事儿，双方眼里都含有泪。“我们都是六十来岁的人了，早上五六点从北京出发，赶到台北天都黑了，这还是最快的。那会是怎样的心情?”
“化异为通”到“化异为同”
王铁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物质上的双通还是比较简单，而信息双通才是最根本的。”他也注意到，两岸在词汇差异上，最大的部分是在外来词的翻译上，由于之前两岸多年“不通”，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科技术语的翻译很多都不同。比如，laser，在台湾一般译为“镭射”，大陆叫“激光”，如今台湾也常用后一种说法。
“你们早期叫做‘计算机’，我们台湾叫‘电脑’，现在你们普遍也叫电脑了，对不对。两岸通用起来了，这是一种自然的流通。”张文彬说，“我们这次只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一种语言能够通用是最好的事情。”
李行健也认为，“化异为通”，最后“化异为同”这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但两岸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毕竟也还会让词汇保留差异，如与台湾选举文化相关的“站台”“奥步”“扫街拜票”，大陆几乎没有用过。“就像我们以前搞运动，每搞一次，产生多少新词，同样台湾人不会懂，也不会用。”李行健说。
事实上，《两岸常用词典》只是该次合作的第一个小成果，是“简编本”，从去年年底截稿后，今年已经启动了“中编本”的工作，而《两岸科学与技术常用词典》已经完成了近一半的编辑工作。据李行健介绍，以后还会编“中华语文大辞典”这样更为庞大和详细的出版物。
此次两岸合作的词典收录的字词均可在网上查询，今年2月两岸合作完成的“中华语知识库”已经上线，最初本来是建一个网站，但最后“云端资料库”还是有了简繁字体的“两朵花”。台版甚至还开通了微博。“我们大陆对网络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现在建同一个网站时机还不成熟。”王铁琨说。
李行健曾经主编过《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书，他深感此次《两岸常用词典》的特殊性，“历史或其他地区，甚至没有过这种共同语的合编词典。”直到如今，他还记得三十年前，他和语言学家朱德熙接待了一个台湾代表团。一位台湾同胞谈到：“你们把速食面叫做方便面，‘方便’是上洗手间，那面怎么吃啊?”
李行健回忆，当时大伙儿都默而不答。到与会结束时，朱德熙却巧妙地说，“明天中午，我请各位吃个便饭。”两岸代表都笑了。
(实习生王钇淼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种“误会”并不少。有台商到大陆，见菜单上有“土豆丝炒肉”，很不解，“厨艺真高，土豆也能切成丝?”在闽南语和台湾国语中，土豆是花生的俗称。
近期，分别于台湾和大陆发行的《两岸常用词典》，正在努力“消除语言文字分歧”。
台湾编写组总编辑张文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历年来两岸合编词典中，层次最高，体例最完整的，也是唯一运用线上编审系统的合作成果。”大陆编写组主编李行健说，“这也是两岸文化交流上，最实实在在的一项工作。”
8月中旬，台湾版举行发布会，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莅临现场，说自己起初看到“雷人”一词，还以为是“云层放电时打到人了”，如今他才知道那是“震惊，无语”之意，也知道了大陆的“给力”原来是“in power”的意思。
9月4日，《两岸常用词典》大陆版召开发布会，同时与台版进行了互相赠书的仪式。台版总召集人杨渡说，“大陆的很多词也在台湾流行了，比如说山寨、钉子户、小三。”
规范字和标准字
“实际上这是马英九在台湾竞选时的政见之一，希望两岸有一个中华语文的云端资料库，希望在两岸沟通起来。”张文彬介绍道，“沟通些什么呢，我们认为要先编一个词典，作为云端计划的心脏。”
李行健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顾该词典的“起源”，在2009年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定下了这个项目，当时是“提倡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书名还未敲定。2010年初，两岸正式启动了编委会，大陆由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以及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召集语言专家组成北京编辑部；台湾由中华文化总会召集专家，组成台北编辑部。该年3月，两岸专家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谈，商议编纂方针，以“求同存异，化异为通，再到化异为同”为原则。
合作之初，双方首先面对的“简体字”“繁体字”这种民间对汉字最常见的说法就产生了“分歧”。
李行健说，“现在通用的汉字有一万多个，其实简化了的只有两千多个常用字，占七分之一，把大陆的称为简体字其实并不准确。”而台湾地区也经常把一直沿用的繁体字称为“正体字”。
大陆版副主编王铁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底哪边‘正’?台湾说他们的是，大陆说我们的是，这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都是汉民族共同语，就要找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更强调是言语社区的分别，即我们的普通话社区和台湾的国语社区。”
最后，关于汉字的两种叫法，双方达成一致，大陆的字叫“规范字”，台湾的叫“标准字”。“我们大陆有通用语言法规，推行规范字；而台湾有个国字标准字表。所以这种叫法也是有根据的，也是两岸协商的结果。”王铁琨说。
《两岸常用词典》共收字6000多个，收条目3500多条，全书约280万字。两个版本中，每个字和词条都分别标出了规范字和标准字两种字体，同时“双线”呈现的还包括大陆的汉语拼音和台湾的注音符号。
“花了很多力气在协商上面”
在确定了两种字体后，两岸百余名编辑人员开始编纂工作，首先确定要编选哪些字词，双方各自提出最常用的，然后汇集起来，做一个交集。事实上，在汇集完成后，李行健和张文彬等人都发现，两岸共用的字词达到了85％之多。
张文彬说，编撰的最困难之处就在这不到20％的不同之处。“注释起来就很困难，因为你要找准这个分歧。”李行健也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充斥’这个词，我们现在有点带贬义，都是指充斥着不好的气体或氛围。台湾那边不这样用，至少它是一个中性词。”
包括“窝心”，其实原本是大陆江浙沪一代的用法，但两岸分隔以后，台湾一直保留了原意，而大陆演化成相反的意思了。
在编纂的过程中，李行健也注意到，台湾保留古汉语的用法比较多，比如台湾国语中还常用到“底定”一词，而大陆用“决定”。
因此，除了绝大部分“通用”的一类字词，该词典还有四类：同中有异，同样的词有部分差异，如“菜鸟”；同实异名，如“一次性筷子／免洗筷”，；同名异实，如土豆分别指“马铃薯／花生”；属于一方特有的词语，如大陆的“绿色食品”，台湾的“草莓族”。
“我们就先编这些共同的词，然后再根据双方需要补充一些各自认为重要、不能丢掉的词。他们说明理由后，我们也同意，就增加进来。我们相应的也有这种情况。”李行健介绍道，两岸分工，各编一半，最终在一年半时间就全部完稿。
“一家分一半，就是各自要把词的意思标注出来，两岸有差别的词，各自也把差别注释出来。”李行健说，所有词条，双方要看稿，“比如说这个词他们把大陆的意思漏了，或者他们注的大陆的意思不准确，我们就给他们改，我们的也同样要拿去给他们看，相互给出修改意见，反复这样，最后再统稿。”
但相互看稿，两岸的编撰人员不叫这是“审查”或“检查”，为了“避免不好的想法”，叫做“检视”。
“实际上我们现在编词典实际工作中，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看似一个简单的词，但背后有很多问题。”王铁琨举例说，比如一个简单的“儿童节”，台湾专家的初稿写的是“1931年中华民国政府确定为4月4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为6月1日”。“这是没错，但同一个词条出现这样，有‘两个中国’之嫌，我们比较难接受，最后‘儿童节’就改为大陆定为6月1日，台湾定为4月4日。”
在相互“检视”中，“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在协商上面。”台湾版的总编张文彬感慨道，“因为两方都有诚意，都懂得自我节制和分寸，所以沟通得没有困难。如果因为某一件事或一个词争论太久的话，那根本进行不了工作，更不可能这么快出成绩。”
“冷暖两重天”
事实上，《两岸常用词典》不是第一次合作编词典，早在上世纪90年代由北京语言大学和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就一起编过一本《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李行健和张文彬也是上一次的参与人员，当时李是语文出版社的社长、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授，而张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多年以后，七十几岁的两位老人都已退休，在9月的赠书仪式上，两人再次坐到一起，赠书结束后两人拉着要拍张合影。 1994年时，李行健带领大陆的语言文字团到台湾访问，“中华语文研习所所长何景贤教授邀请我们过去的十个专家，那边有十多个，讨论两岸的语言和文字。当时在会上就有共识，两岸语言文字存在差异非常明显，不如合编一本词典来沟通。”
当时李行健也体会到了两岸在用词上的差异，一位台湾语言专家问，“你们大陆又有离休，怎么又有退休?你是离休还是退休?”李行健回道：“我以后会退休。”
“离休是大陆特有的，台湾就没有这种说法。”李行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5年台湾代表团到北京语言大学开会，开始落实合编词典。当时也是由民间的专家组成，完全没有两岸政府的资金资助，台湾版的主编何景贤甚至把自己的一栋别墅卖了。
那一次耗时长达5年，大陆版才得以完成出版。后来台版又修改2年，即7年之后才出书。“当时陈水扁当权，实行‘去中国化’，所以这件事就没有引起注意，连报纸上评论文章也没有。”李行健回忆道。
“上次做了好多年，最后出来的时候，两方有很多内容也不一样。”张文彬也说，“我们这一次就是两岸同步，而且内容基本上一致。”其中也有一些保留了双方的特点，如大陆版按照字母为序排版，而台版按照部首为序；而词条内涉及度量衡也保留双方特色，如大陆用“米”，台湾用“公尺”。
与上一次合作相比，如今这次编纂工作已经方便很多。李行健用“冷暖两重天”来形容这样的变化。“以前很难的，我们去那边，快也要两天，慢的话还要三天，要先到深圳，然后再到香港办入台的手续，还得排队办理。一切手续都顺利的话，过关、通关也要整整一天。台湾那边也得在香港转机。”他回忆道，“如今过去就快了，早晨坐飞机，中午就可以在台北吃午饭了。”
王铁琨也回忆，以前到台湾，跟他们一起说起这事儿，双方眼里都含有泪。“我们都是六十来岁的人了，早上五六点从北京出发，赶到台北天都黑了，这还是最快的。那会是怎样的心情?”
“化异为通”到“化异为同”
王铁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物质上的双通还是比较简单，而信息双通才是最根本的。”他也注意到，两岸在词汇差异上，最大的部分是在外来词的翻译上，由于之前两岸多年“不通”，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科技术语的翻译很多都不同。比如，laser，在台湾一般译为“镭射”，大陆叫“激光”，如今台湾也常用后一种说法。
“你们早期叫做‘计算机’，我们台湾叫‘电脑’，现在你们普遍也叫电脑了，对不对。两岸通用起来了，这是一种自然的流通。”张文彬说，“我们这次只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一种语言能够通用是最好的事情。”
李行健也认为，“化异为通”，最后“化异为同”这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但两岸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毕竟也还会让词汇保留差异，如与台湾选举文化相关的“站台”“奥步”“扫街拜票”，大陆几乎没有用过。“就像我们以前搞运动，每搞一次，产生多少新词，同样台湾人不会懂，也不会用。”李行健说。
事实上，《两岸常用词典》只是该次合作的第一个小成果，是“简编本”，从去年年底截稿后，今年已经启动了“中编本”的工作，而《两岸科学与技术常用词典》已经完成了近一半的编辑工作。据李行健介绍，以后还会编“中华语文大辞典”这样更为庞大和详细的出版物。
此次两岸合作的词典收录的字词均可在网上查询，今年2月两岸合作完成的“中华语知识库”已经上线，最初本来是建一个网站，但最后“云端资料库”还是有了简繁字体的“两朵花”。台版甚至还开通了微博。“我们大陆对网络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现在建同一个网站时机还不成熟。”王铁琨说。
李行健曾经主编过《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书，他深感此次《两岸常用词典》的特殊性，“历史或其他地区，甚至没有过这种共同语的合编词典。”直到如今，他还记得三十年前，他和语言学家朱德熙接待了一个台湾代表团。一位台湾同胞谈到：“你们把速食面叫做方便面，‘方便’是上洗手间，那面怎么吃啊?”
李行健回忆，当时大伙儿都默而不答。到与会结束时，朱德熙却巧妙地说，“明天中午，我请各位吃个便饭。”两岸代表都笑了。
(实习生王钇淼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