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务院宣布2008年5月19日至21日是全国哀悼日，全中国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生命的3万多名（最终数字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普通中国人鸣笛、降半旗、默哀3分钟、停止公共娱乐。这一次全国哀悼日，被冠以很多“第一次”，赞誉之声不绝。19日下午14点28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这个传统的“头七”日子里，将哀悼活动变成一场爱国心的充分展现，为死者哀悼与爱国心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很多人直接喊出“中国加油”、“中国万岁”的口号。那么，哀悼日与爱国心为何能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概念不同于现代社会，这也成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遭受耻辱的原因之一。尊严的丧失，利益的剥夺，成为中国人最深的痛。在那个时候，即便有爱国主义的萌芽，也没有明确的对象。五四运动使得现代国家概念、中华民族概念，在现代中国人的心中真正形成，爱国主义开始有了具体的对象，它已不是屈原、林则徐时代掺杂忠君意识的爱国，而是明确指向全体中国人，指向一个国家的整体。这种整体意识是在严峻的外部威胁下，中国人所萌生的互相依赖感。这种强烈的互相依赖感既来自文化的认同，也结合了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几个要素。
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一个挑战：政府能否代表国家，政府能否代表国民？政府能否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利益？这个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历史时期政府自以为能够代表全体国民和国家利益；二是国民之间对于共同利益的理解，难以达成共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国家的主权得到牢固的维护，中国人自己的国家不再成为他人的鱼肉。仅此一项，就足以唤起无数中国人被压抑的爱国热情。但是，对于国家主权的全力维护，只能显示爱国主义的一个方面：民众极大的爱国热情。由于对国家共同利益的理解分歧，在一些时候，政府所主张的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出现了不吻合的现象，导致爱国常常成为单向的行为。爱国主义的热情因此显示出一种尴尬，就像某种恋爱的场景，一方倾心付出，不知道能否得到回报。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使这种利益取向的不吻合达到顶峰。这种尴尬被简化为一个问号：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
2008年汶川地震后政府的一系列表现，让中国人终于获得了一种真实的慰藉：祖国爱着每个中国人。过去单向的爱国付出，终于通过这场地震灾难，成为双向的良性互动。对于那些受灾的群众来说，政府的关爱真实而具体；对于没有遭受灾难的其他中国人来说，政府的行动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宽慰的承诺和证明：如果是我遭遇这样的灾难，政府也不会不管。爱国的付出与是否值得付出，终于获得了共鸣。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晚会上，众多曲艺界名人朗诵了一名灾区群众写的诗，主题词是：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正是这种共鸣的体现。
这场地震灾难还带来另一个结果。救灾和重建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规模将达到上千亿人民币。那些国外的捐助，只能是一个心意。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强大繁荣的祖国。温家宝总理说，要举全国之力。如果国家衰弱，如何能从容面对？这个事实令所有中国人接受了一个共识：中国的强大，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中国的强大，与每个中国人紧密相关；只有国家强大，才能真正保护每一个中国人。
有人说全国哀悼日使得普通民众获得了最高的国家礼遇，这是一个正确的见解。这种最高礼遇，不仅仅是屈原时代给予那些为国家流血牺牲的士兵，不仅仅是士兵生命与国君利益对等的交换，而是面对每一个普通民众，无条件地救助和保护。生命最重，为每一条生命而绝不放弃，是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相结合的最高体现，全国哀悼日成为“以人为本”的真实体现。有了这种标志性的真诚，人们相信，灾区的重建一定会获得成功，中国一定能够更加强大。经由这次汶川地震，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含义：爱国心是国民与国家的双向互动，在大国林立的当今世界，国家成为保护国民最可信赖的依靠。
但是，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政府并不能简单代表国家，爱国主义也不简单就等于爱政府。政府只有在与国民的利益实现最大限度一致的时候，才能获得百姓的真正认同。因此，当今政府的每一级官员，都应该从汶川地震之后民心所向的潮流中总结经验，牢固地树立“百姓为大”的观念，修正依然残留的“父母官”意识，警惕“自己从来就能代表民众”的傲慢，明确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还有许多不符合民众利益的现象。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认真地扪心自问：是否把民众的普遍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都江堰市昨天将三名救灾不力的官员革职，虽说是一件好事，同样也说明某些官员的可耻。
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的行动与民意获得了最大限度地契合，并且由于灾难的巨大，使得这种契合获得极大的广度和深度。外国媒体惊叹，曾经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如今团结成一块钢板，高效的政府指令，也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这种凝聚力构成了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力量，足以战胜一切困难，面对任何艰难险阻。1000多年前，魏征已经说过，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广泛地遵从民心，应成为政府“以人为本”的基点。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祖国，祖国也爱我们”，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识。所有的中国人应该通过这一难得的契机，悉心维护这一珍贵的信念。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概念不同于现代社会，这也成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遭受耻辱的原因之一。尊严的丧失，利益的剥夺，成为中国人最深的痛。在那个时候，即便有爱国主义的萌芽，也没有明确的对象。五四运动使得现代国家概念、中华民族概念，在现代中国人的心中真正形成，爱国主义开始有了具体的对象，它已不是屈原、林则徐时代掺杂忠君意识的爱国，而是明确指向全体中国人，指向一个国家的整体。这种整体意识是在严峻的外部威胁下，中国人所萌生的互相依赖感。这种强烈的互相依赖感既来自文化的认同，也结合了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几个要素。
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一个挑战：政府能否代表国家，政府能否代表国民？政府能否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利益？这个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历史时期政府自以为能够代表全体国民和国家利益；二是国民之间对于共同利益的理解，难以达成共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国家的主权得到牢固的维护，中国人自己的国家不再成为他人的鱼肉。仅此一项，就足以唤起无数中国人被压抑的爱国热情。但是，对于国家主权的全力维护，只能显示爱国主义的一个方面：民众极大的爱国热情。由于对国家共同利益的理解分歧，在一些时候，政府所主张的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出现了不吻合的现象，导致爱国常常成为单向的行为。爱国主义的热情因此显示出一种尴尬，就像某种恋爱的场景，一方倾心付出，不知道能否得到回报。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使这种利益取向的不吻合达到顶峰。这种尴尬被简化为一个问号：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
2008年汶川地震后政府的一系列表现，让中国人终于获得了一种真实的慰藉：祖国爱着每个中国人。过去单向的爱国付出，终于通过这场地震灾难，成为双向的良性互动。对于那些受灾的群众来说，政府的关爱真实而具体；对于没有遭受灾难的其他中国人来说，政府的行动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宽慰的承诺和证明：如果是我遭遇这样的灾难，政府也不会不管。爱国的付出与是否值得付出，终于获得了共鸣。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晚会上，众多曲艺界名人朗诵了一名灾区群众写的诗，主题词是：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正是这种共鸣的体现。
这场地震灾难还带来另一个结果。救灾和重建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规模将达到上千亿人民币。那些国外的捐助，只能是一个心意。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强大繁荣的祖国。温家宝总理说，要举全国之力。如果国家衰弱，如何能从容面对？这个事实令所有中国人接受了一个共识：中国的强大，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中国的强大，与每个中国人紧密相关；只有国家强大，才能真正保护每一个中国人。
有人说全国哀悼日使得普通民众获得了最高的国家礼遇，这是一个正确的见解。这种最高礼遇，不仅仅是屈原时代给予那些为国家流血牺牲的士兵，不仅仅是士兵生命与国君利益对等的交换，而是面对每一个普通民众，无条件地救助和保护。生命最重，为每一条生命而绝不放弃，是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相结合的最高体现，全国哀悼日成为“以人为本”的真实体现。有了这种标志性的真诚，人们相信，灾区的重建一定会获得成功，中国一定能够更加强大。经由这次汶川地震，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含义：爱国心是国民与国家的双向互动，在大国林立的当今世界，国家成为保护国民最可信赖的依靠。
但是，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政府并不能简单代表国家，爱国主义也不简单就等于爱政府。政府只有在与国民的利益实现最大限度一致的时候，才能获得百姓的真正认同。因此，当今政府的每一级官员，都应该从汶川地震之后民心所向的潮流中总结经验，牢固地树立“百姓为大”的观念，修正依然残留的“父母官”意识，警惕“自己从来就能代表民众”的傲慢，明确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还有许多不符合民众利益的现象。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认真地扪心自问：是否把民众的普遍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都江堰市昨天将三名救灾不力的官员革职，虽说是一件好事，同样也说明某些官员的可耻。
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的行动与民意获得了最大限度地契合，并且由于灾难的巨大，使得这种契合获得极大的广度和深度。外国媒体惊叹，曾经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如今团结成一块钢板，高效的政府指令，也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这种凝聚力构成了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力量，足以战胜一切困难，面对任何艰难险阻。1000多年前，魏征已经说过，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广泛地遵从民心，应成为政府“以人为本”的基点。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祖国，祖国也爱我们”，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识。所有的中国人应该通过这一难得的契机，悉心维护这一珍贵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