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经济史，常常纠结于“发展还是不发展”的命题。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不发展的困局和成因，因观点的不同，都可以罗列出许多资料。
　　我看，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中国经济史实际状况的，要数伊懋可（Mark Elven）教授。他曾长期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任教，后来转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20年前我去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恰逢他也从澳洲来牛津访问，我们有过深入的学术性交流。伊教授提出过一个“高度均衡陷阱”的理论，被很多中国经济史学家采纳。他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在宋代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在传统经济的框架内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技术进步停止了，农业生产几乎没有剩余，生产的增长仅仅够上人口的增长，亩产量和人均产值都处于停滞状态。要打破这种局面就需要增加投入，以刺激技术进步。由于增长停滞，没有剩余，不可能增加投入，于是技术没有进步，只能造成生产继续停滞。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所谓的“高度均衡陷阱”，仅仅依靠中国经济自身力量已经不可能跳出这个陷阱。进入近代以后，外来技术和外来资本刺激了中国经济，使它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外来影响仍然很有限，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只有中国人均5.7美元，而且除了沿海沿江地区，广大内地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所以中国经济从总体上说，仍未跳出“高度均衡陷阱”，仍然处于不发展状态。
　　按照伊懋可的理论，中国经济真正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事实上，也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才推动了第一波的发展浪潮。以开放促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下的自我循环，行政控制下的自我满足，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了作用，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证实了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所带来的经济活力。
　　当前中国经济又面临新的发展困境，破解难题的办法仍然要从跳出“陷阱”的角度去寻找。扩大开放，倒逼改革，进而以技术进步来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我想这也是从近现代经济史中可以获取的教益。
　　伊懋可关于中国经济史还提出了第二个“陷阱”的理论，他认为水利是中国经济的又一个陷阱，故称为“水利陷阱”。他说，中国缺乏水资源，河流多泥沙，降雨量分布不均，森林植被少，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自然禀赋。所以历来是前朝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修建水利设施，后代不得不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维修这些低水平的水利设施，或兴修新的水利工程。这样，即使有社会剩余，也会被消耗殆尽，无法形成技术进步所必须的社会积累。伊懋可在自己提出的这个理论面前，表现出的是宿命和保守。他甚至认为，现在还看不到中国跳出这个陷阱的办法。
　　在跳出第一个“陷阱”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剧烈变化，由此招来自然的严厉报复。年年兴修水利，年年遭遇水旱灾害。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大坝工程，多少前无古人的旷世杰作，却无法匹敌全球气候的灾害性变化。这似乎应验了“水利陷阱”的说法。并且，由这个理论引伸开去，我们又看到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还是森林植被极佳的区域，甚至秦汉时期塞外风光还可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来描绘。但是现在，荒漠化、沙尘暴成为整个华北、西北地区的威胁。现在连雨水充沛的云贵地区也常曝干旱和石漠化的新闻。今年的长三角和整个南方广大区域高温酷暑，旱情十分严重，而北方则大雨滂沱，水涝成灾。至于工业发展带来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是触目惊心，全球性的温室气体排放带来气候变暖，大范围的雾霾影响，水体污染，食品安全危机四伏。人类的生存环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因此如果把“水利陷阱”的概念作合理的放大，应该称为“生态陷阱”。
　　问题是中国究竟能不能跳出“生态陷阱”。我们不像伊懋可那样悲观。我觉得破解之道是有的。如果继续以跳出“高度均衡陷阱”的改革开放的气势来推动经济增长，以较高的社会积累投入到转型发展中去，从而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同时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看做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事业，以美丽中国建设为抓手，走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我们就有可能跳出“生态陷阱”。
　　前路漫漫，中国人将在不断探索中前行。但是回望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我们没有理由丧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