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联合国成立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存在一直因“如果没有联合国，我们也会创造一个联合国”这一格言而“理所应当”。如今，这一组织已成立长达75年，而在全球民意调查中，联合国仍获得广泛认可。
　　但在这表面之下，联合国正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来看，联合国推动的议题往往不受广泛关注。更糟的是，在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联合国经常因安理会失职而受阻。无论是在叙利亚、也门还是利比亚，推进和平的进程缓慢，比起在安理会，更多决策发生在战场上。
　　当然，联合国总是反映了它所代表的世界。只有在早期和20世纪90年代末科菲·安南担任秘书长的最初几年，成员国才广泛支持着当时强大的联合国。在其他时期，联合国通常面临强劲的阻力。现在，一些政治和人口变化正在迅速重塑联合国身处的世界。
　　如今的世界总体上更年轻。美国的影响力似乎已经见顶，全球权力分布也正在流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与此同时，正如数字化使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无疑让世界变得更加贫穷。
　　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完全取决于二战胜利者主张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而联合国也一直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在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领导下，联合国在职员选拔上不断追求性别平等和多样性，这也是令人敬佩的。尽管如此，仍有太多高层职位掌握在创始成员国手中。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联合国似乎与外部世界存在脱节。
　　联合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议程，同时不违背其创始宪章及其对人权和其他自由的承诺。因此，它将需要善用现有的优势。作为“集体权利”的代表，在气候变化这种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民和发达国家富人构成同等威胁的问题上，联合国在动员群众采取行动方面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
　　同样的，寻求解决各地不平等和排外问题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仍然是联合国表现最佳的例子；古特雷斯呼吁“新时代的新社会契约”也是如此。联合国通过编制人类发展排名表和组织广泛的联盟，在关键福祉指标方面取得稳步进展。
　　但是，仅仅因为联合国是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的主要发言人，并不意味着它不受人权法则约束。联合国一旦发现侵犯人权的行为，就有责任予以举报。尽管它应该适当地将证据交给相关机构并予以谴责，但它必须在主張人权时无所畏惧。
　　在此，联合国最好的伙伴是民间社会团体和少数勇敢的国家。相比之下，联合国将不得不屈从于21世纪冷战的逻辑。安理会在改革之前仍将缺乏效力，而改革又是个遥远的愿景。不过，我们有办法打破僵局。在最初的冷战期间，联合国在没有涉及安理会的前提下，发起了重大倡议，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并且对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成员国提供支持。在形势所逼下，联合国发展和人道主义机构也常利用自己的授权和国际法进行干预。
　　如今，处于冲突地区的联合国特别代表，以及其他地方的联合国驻地协调员，正默默无闻地付出。他们在幕后不分昼夜地工作，以避免当地冲突，捍卫民间社会，并解决不平等和其他政治不稳定的根源。这个以基层为基础的联合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运行并蓬勃发展着，完全地摆脱了安理会由国家驱动的阻挠性政治。
　　联合国未来的兴衰就取决于此。在一个越来越年轻、愤怒、并且不耐烦的世界，高高在上、西装笔挺的政客注定是无关紧要的。对联合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基层部署其非凡的使命，为最需要的人而战。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马克·马洛赫·布朗是前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也是目前联合国基金会的联合主席。本文改编自他在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表的年度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