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来北京读书，常流连在北京那些拐弯抹角的胡同中。我读书的北京电影学院坐落在蓟门桥外，是崭新的建筑，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都在小巷里。想在北京过艺术生活，离不开胡同。
　　周末，我会去美院找老乡看画。从校尉胡同出来走两步，就是美院画廊，再往前走，就是中国美术馆，晚上还可以去人艺看话剧，实在没事干就去旁边的中国书店翻翻古书。城里的那些艺术机构不是孤立的，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艺术青年在胡同里东蹿西跑，而杂居的大院和艺术殿堂相安无事，浑然一体，不分你我。有一年，在美院看刘小东的第一个个展，看画里烟熏火燎的火锅店，看白胖子扛把气枪带儿子穿过小巷，就知道这艺术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还可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接近。北新桥路口有著名的卤煮火烧，我们常在结冰的冬日“卤煮”之后，去忙蜂酒吧摇滚，每次都能看到谢天笑摔吉他。多年后，有时在媒体上看到他的消息，想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艺术活动了。
　　我想，我这样的文艺青年，在1990年代，我们的青春，都在胡同里。
　　中央戏剧学院在东棉花胡同，我们常跟中戏93级的同学往来。黑匣子一有戏演，我们就会骑自行车从西土城路出发，穿过新街口，从南河沿进去，掠过青砖黑瓦的胡同，去看《我爱×××》，去看《三姊妹》，去看《死无葬身之处》。我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时，演员需要集中排练两天，电影学院没有排练的地方，中戏倒有。他们偷偷开了排练厅，让我们在里面煞有介事地排练。
　　学校熄灯后，我们翻墙出去，在宽街一带的小酒馆里吃爆肚，喝二锅头，侃艺术，憧憬未来，捕捉似有似无的爱情，不愿睡觉，直到黎明到来。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世界丰富。我们喜欢互起外号，有人会叫“宽街萨特”，也有美女被称为“蒋宅口波伏娃”。彼时，新左潮流泛滥，常有穿军装、背军挎、头顶红五星的民间哲学家在天亮之时归家，不知刚过去的长夜，他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刚学习完《反杜林论》。
　　后来，我们开始恋爱。胡同里的人，相爱就要在一起，管他将来是否各奔东西。学生时代的爱情，没多少算计，就像胡同，有的横平竖直，单纯得一眼能望到底；有的曲曲折折，不知藏了多少伤心。那年代，我们中间有很多异国恋。有人去五道口买盒打口带，就会带个日本姑娘回来。在语言学院边上吃顿烤肉，也有可能交上韩国女友。
　　异国情人都爱胡同，就携手找房。趴在树上，看别人贴的出租广告，或者走街串巷，自己去贴求租广告。胡同里房子不贵，也不难找，十几个平方，就会装上刻骨铭心的爱情。我有个朋友，在什刹海租了房子，女朋友是日本人，汉语很差，我的朋友也刚开始学日语，两个人语言不通，真不知是怎么“勾搭成奸”的。他俩无话可说时，常常仰头望天。我本以为，他们很快会分手，没想到两人结婚了，现在住在横滨。一次，他回来探亲，我们又在胡同里相见。他说他们两口子在日本卖玻璃，我笑了，跟他说：“你俩在胡同里的房子一年四季蒙着塑料布。”
　　胡同里有琴房，有画室，有国家单位，也有无业闲散人员。先前电影局就在东城的胡同里，我被领导喊进去谈过话，也因此领略了刘罗锅故居的风采。有朋友进了炮局胡同，就为他找关系，托人带烟，直到接他出来。北京的胡同藏龙卧虎，也藏污纳垢。胡同里有我不愿意碰的记忆，也有我常常偷偷拿出来、不会忘记的甜蜜。
　　毕业之后，我的活动范围基本停留在三环之外，每次穿城而过，看各种长发青年在胡同里出没，就会激动：这胡同犹如血管，仍在接纳桀骜不驯的艺术人才。
　　最难忘的还是后海，那时没有这么商业，没有这么多餐馆、酒吧，有的是一片湖，一片树，清晰的四季，可以容纳理想的寂静。我在这里读剧本，谈恋爱，相爱，分手。不远处有人在弹吉他唱摇滚，后来何勇告诉我，谈吉他的可能是他。我们在这里谈政治，辩论，为沉默的土地哭泣，为陌生的人群红脸，出尽了文艺青年的洋相，这一切有胡同记得。我从不羞愧，从不后悔。
　　（摘自《视野》2011年第12期图/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