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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易汉学》卷数与《易大义》为征君少作两个问题，学界认识模糊。《易汉学》第八卷的编入是有意为之，并非误入，而《易大义》亦非惠栋少时所作，而是创作于其盛年之际，即39岁之时。以上考证也揭示出，在学术史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既不能将学者个人符号化，也不能忽视学术传承的复杂性，从而避免遮蔽事实与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