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作为唐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浓缩了传统纹样的精华，极具审美属性与学术研究价值，有必要将其文化传承并进行设计应用。文章通过对文献的挖掘、书籍资料的整理，结合图文互证的方式，对其进行文化上的梳理;通过用户感知，提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设计因子，以形状文法进行推敲，设计出既具有唐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新图形;最后运用到丝巾设计案例中，已验证其可行性。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在造型与审美上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程度，不仅可以为现代丝巾设计提供灵感与素材，还可以通过自身的特点展现唐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 唐代织锦;含绶鸟;设计因子;形状文法;丝巾
中图分类号： TS941.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10011108
引用页码： 101302
DOI： 10.3969/j.issn.1001 7003.2020.10.020（篇序）
Research on design factor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rocade birdpattern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in Tang dynasty
PENG Guohua， LIU Kaixiong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As the product of Tang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ocade bird pattern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concentrat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has the aesthetic attribute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value.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design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sorting of relevant books， and combined with the text image proof， its culture was summarized and sorted. Through the user percepti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ore design factors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by shape method. Finally， a design shape which conforms to characteristics of Tang culture and modern aesthetics was designed and applied in the silk scarf design case to verify its feasibility. The brocade bird pattern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in Tang dynasty reached an extra highdegree in terms of modeling and aesthetics， which not only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materials for modern silk scarf design， but also can show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ang dynasty throug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brocade of Tang dynasty; bird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design factor;shape method; silk scarf
收稿日期： 20200504;
修回日期： 20200915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6YJCZH072）
作者简介： 彭国华（1979），男，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近几年，对传统纹样的理论研究及现代设计的演化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趋势，各种设计衍生图案不断地涌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优势，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场合，形成了一个独特产业链，带动了经济的增速。此举不仅可以解读这些纹样所处的时代背景，还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灵感和思路。
含绶鸟纹最早来源于西方，是萨珊王朝的图腾，文化内涵丰富，象征性极强，由于是图腾象征，其造型更是显得威武霸气，更多的是人们主观情感的表达和体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含绶鸟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被运用到织锦、铜镜、玉器、壁画中，其中在织锦中的运用是最为广泛的。曾有诸多边疆考古证据显示，六朝至唐时期绶带立鸟图像在中国大量出现，其造型与中西亚地区广泛分布的立鸟纹饰一致，且二者可通过丝绸之路相连，进行传播[1]。但是被广泛运用的还是在汉唐时期，尤其是唐朝，独特的经济文化环境，更促使含绶鸟纹的发展。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含绶鸟纹其独特的造型就是源于唐文化的融合，也是对唐代盛世的映射，是研究唐代文化艺术的重要一手资料，值得去挖掘、研究、再设计。 1 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造型装饰审美
在唐朝，服饰文化是当时的一股潮流，同样也注定了其丝织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对丝织品的出口贸易十分重视，并且丝织品主要服务于对外出口贸易，丝织品的发展带动着当时唐代的经济水平。织锦中各种图案纹样相得益彰，唐朝织锦中的含绶鸟纹都集中分布于团窠圈内，以“立鸟”为主，鸟纹显得比较呆板，鸟身装饰丰富，色彩明亮。含绶鸟纹骨骼结构可分为第二结构、散点结构、簇四结构这三种[2]，许新国[3]在《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一文中将唐朝织锦中的含绶鸟纹分为两类：第一类，主题纹样为对鸟，鸟足下踏棕榈座;第二类，主题纹样为独鸟和对鸟，但鸟足均立于联珠台座上。这两种造型比较夸张抽象，花台的造型和含绶鸟纹的结构所传达出的寓意相辅相成。含绶鸟嘴里都衔着绶带，这也是其特征所在。
以“唐代黄底瓣窠对含绶鸟纹锦”为例（表1），鸟纹处于花瓣团窠圈内，为对鸟结构，腹部圆润，站在棕榈座上。鸟身内部是以多个几何纹样排列装饰，鸟身上的羽毛不是一一呈现，而是加强其形，减弱其数，将羽毛转化成具有装饰效果的几何图案，保留和突出了鸟的特征，这种加强的作用旨在提高对含绶鸟纹主题纹样的美观程度[2];采用U型的装饰抽象几何纹样代替羽毛，通过有规则、有节奏感的排版，表现出羽毛的走向，在抽象中又有其具象的存在，在个性中又有共性的传达;U型的抽象几何纹样内部有梅花形状的纹样作为点缀，填补了其空缺，从现代的审美视角看，更为独特。这件作品的色彩是以邻近色为主构成画面，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为斜纹纬锦，以棕黄色作底，黄、绿两色显花，形成一种古朴素雅基调风格;除了使用邻近色之外，还有明度和纯度上的过渡，如黄色作为棕黄色和绿色的中间过渡色，形成了一种色彩上的层次感;鸟的骨架轮廓使用黄色，显得更加显眼，以绿色为辅色用以点缀，效果更加明显。
再比如“唐代红底团窠联珠含绶对鸟纹锦”（表1），鸟纹处于“复合团窠圈”内，是对称形的结构，鸟身的内部装饰是以整齐的心形排列构成装饰，代替羽毛，这样的造型打破了对现实完全的模仿，增加了厚重感和艺术感;鸟的颈部饰有一圈联珠，不仅起装饰效果，更是很好地分割了鸟头和鸟身的比例。色彩主要采用对比色，这件织锦色彩艳丽突出，显得特别喜庆吉祥，就是运用了对比色的结果。以红色作为底部，墨绿色为鸟身的主要色调，浅红色为辅色。红色和绿色既为对比色又为补色，给人感官上的刺激感，突出了鸟纹样的主体作用，不仅和背景、团窠及其他纹样产生区别，而且将鸟身的内部装饰图案有了块面单元的区别，显得丰富多彩。
织锦中含绶鸟纹的内部装饰纹样不仅增加了其纹样的视觉装饰美感，更是突出了唐代纺织技术的精湛。鸟身内部纹样虽然看起来有点繁杂，但是错落有致，每个纹样都有其各自的位置和作用，给人一种繁而不乱的感觉，显得沉稳大气，和呆板型的整体造型相辅相成。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虽然用色不多，但是注重微妙的色彩变幻，强调色彩对比，极具装饰性的艺术美，形成一种和谐的色彩基调，不多不杂的色彩进行搭配给人以华丽之感。
2 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文化内涵
含绶鸟纹在唐朝受到了极大推崇，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并得到极大的发展和运用。唐朝的含绶鸟纹在文化内涵方面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程度，不仅是集具象思维和情感思维于一身的艺术作品，更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
含绶鸟形象中的绶带、联珠带等与波斯国王王冠相一致，在西方，它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或者说帝王作为神再生不死的观念[2]。含绶鸟以绶带为特色，而绶带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的内涵，历史悠久。秦代之前，周天子、王公贵族、大夫们以“珪”“璧”“符节”来表示权力等级;但自秦始皇开始，玺成为帝王身份权力的象征，印成为王公贵族大夫们的身份证明，且所发文书等无玺印便无效力，故玺印必然常携身边，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携带方便，才于玺印上系绶[1]。通过对国内外含绶鸟纹的综合分析，证明绶带是权力的隐喻，所以说含绶鸟是权力的象征，具有浓厚的文化寓意，强化了等级符号。如唐德宗将鹘为主体的“含绶鸟”纹用于节度使的新制时服之上，而把雁为主体的“含绶鸟”纹用于观察使的时服之上。从两种官员的权力大小来看，可知鹘为主体的“含绶鸟”纹的等级高于雁为主体的纹饰[4]。唐文宗将雁为主体的“含绶鸟”纹，及鹘为主体的“花喰鸟”纹装饰在三品以上官员的服饰中出现，以示尊贵[4]。总体来说含绶鸟纹的类别结合其文化寓意更是极具实用属性，为礼制提供了便捷。
中国的艺术作品都是以写意为主，不是对现实的完全模仿，而是打破其形加强其意，更注重的是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象征寓意。中国的谐音文化历史悠久，它是语言的魅力展现，是语句和语意结合的产物。当然在中国古代大多数传统纹样就是根据它的谐音来体现其吉祥的寓意，例如蝙蝠纹（谐音“福”，四蝠捧福禄寿）、羊纹（谐音“阳”，三阳开泰）、鱼纹（谐音“余”，年年有余）等。含绶鸟纹作为中国传统纹样中一个优秀的存在，它的文化价值同样具备谐音内涵，含绶鸟中的“绶”和“寿”的谐音相同，所以含绶鸟具有吉祥、长寿、光明等美好的寓意，被广泛运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唐朝的含绶鸟纹是中西方融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体现，同样也展现了中国传统纹樣的魅力。
3 研究框架
装饰纹样作为传统文化发展最直接的载体，其独特的造型及象征意义，值得人们去挖掘。对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1）含绶鸟纹样理论分析：通过网络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再加上对书籍的挖掘，对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样进行文化和造型装饰分析及推敲。2）含绶鸟纹样设计转化：选用“含绶对鸟纹样”作为设计基石，提取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因子，包括纹样因子、色彩因子。对提取的纹样因子通过形状文法（一种基于形状的演化获得衍生化形状的设计方法）进行设计演化，得到既具有唐朝文化特色又符合时代审美的新图形。3）含绶鸟纹样设计实践：最后将衍生后的图形运用到现代丝巾设计案例中，以验证此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框架见图1。 4 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设计因子提取及演化
4.1 设计因子提取的思路
设计的本质是“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是以用户的需求为依据，市场的潜在开发价值为根本，服务于现代人们的生活。中国的传统纹样不是直接照搬现实，是融入古代劳动人民的审美思想和情感寄托，是由多种元素交叉使用，共同构成装饰图案，以复杂厚重为主，而现代设计更提倡简约、自然、时尚，所以对传统纹样不能全部进行照搬使用，而是要结合元素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用户需求，进行提炼、概括、升华，根据时代
发展的方向，进行提取核心部分。通过前文对含绶鸟纹的深入挖掘，发现“口衔绶带”和“文化寓意”是含绶鸟纹组成的基因DNA链条，是其设计因子提取的依据原则与出发点，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提取，才保证传统祥瑞“含绶鸟纹”在时代嬗变中能够固本守源，不偏轨走样。
综上所述，本文对“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设计因子”的提取，就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调研结果为依据，在保证“含绶鸟纹”基因不变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解构，然后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调研，提取具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核心因子。
4.2 设计因子的提取
4.2.1 纹样的提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文化与设计的结合，依托文化资源丰富创意设计的内涵，创造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5]。含绶鸟纹作为唐朝文化的映射，将其和现代生活接轨是对其发扬继承的较好方式，核心因子的提取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织锦中含绶鸟纹的分析，并对可以提取的纹样元素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含绶鸟纹是由“外部造型”“内部装饰”“团窠环”“花台造型”“结构模式”这几部分组成，都有其优势的存在。
唐代含绶鸟纹核心纹样因子的提取主要包括三个步骤：1）根据唐代含绶鸟纹的特点和作用给出11个描述词汇，然后选取20个设计专业的学生进行用户的调研（从设计专业审美的角度调研，更有助于数据的有效性、可靠性），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对每一个词语进行重要层次的筛选，然后通过应用Excel软件对结果进行总结;通过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传承性、代表性、美观性、功能性、互动性这5个词汇均值较高，故以这5个词汇为基础的核心视觉纹样元素的提取提供筛选参考（表2）。2）对织锦中可以提取的纹样因子进行编号，然后通过50个目标用户（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以上文筛选的5个词汇为标准进行综合评估，得到数据如表3所示，发现每个载体中都以含绶鸟的外部造型为重，因为是“含绶鸟口衔绶带”基因的体现，所以对其核心纹样的提取主要表现为
外部造型。3）根据每个载体中含绶鸟纹的特点选取特征性强的实物为母体，并对其进行编号;然后通过线条勾勒出纹样的整体造型，使纹样能够更加清楚地展现其视觉效果，同时对其进行解构;最后以用户调研的数据结果为依据，从中提取出核心纹样因子作为设计初始模型，并直接给出感性词汇（表4）。
4.2.2 色彩的提取
唐朝的色彩风格浓重艳丽，多使用明快鲜艳的红、黄、蓝、绿等具有高纯度和对比色强烈的色彩。目前有大量的唐代含绶鸟纹织锦被保留了下來，作为一种深埋地下千年的艺术作品，具有其天然的“不可视性”，让深埋在地下的文化焕发新的光彩，实现文化的传承，是现代设计的必然。从各地出土的唐代含绶鸟纹织锦中可以看到，色彩多使用对比色和邻近色，有鲜明的视觉对比，为暖色调，将唐朝色彩的特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选用保存较为完整的含绶鸟纹织锦作为色彩提取的载体，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提取色彩的完整性。使用色彩铺屏色仪提取核心色彩，为了使提取的色彩更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所以须对色彩进行二次筛选。根据唐代织锦中色彩的特点结合后文设计演化的需要进行筛选，最后构建色彩基因库（表5）。
传统色彩通过各种文物载体传承了下来，但历经千年历史的洗礼和自然环境的锤炼，尤其是像织锦这样的软质载体，色彩在原有色调的基础上相对有些褪色和暗淡，再加上唐朝色彩多使用纯色、重色，而现代设计更强调色彩的明快、简洁，所以为了确保所提取的色彩能够更好还原唐朝特色又符合现代的审美需要，对色彩在原有色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明度和纯度的提高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图2）。
4.3 基于形状文法的设计演化衍生
传统纹样作为一件艺术品不能仅停留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应该让它活起来，走进现代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能够亲身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并受其文化的熏陶。中国博物馆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市场潜力巨大[6]，正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衍生品设计充分发挥了故宫藏品的文化性特征，把原来故宫中只能看不能带走的藏品变成了可以带走的“故宫”[7]。所以基于文化传承的背景下，含绶鸟纹的衍生设计就显得特别关键，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纹样博大精深，一味地模仿和使用是行不通的，只有运用现代的造型语言对其进行基因的流变，才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形状文法（shape grammar）是一种基于形状的演化获得衍生化形状的设计方法，这种方法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George Sting提出，现已成功应用于品牌形象设计领域[8]。形状文法依据特定的演变规则，使基本形态特征通过旋转、镜像、删除、微调、增加等方式产生变化。这种方法不仅
延续了原始图案的遗传因素，而且对原始图案进行推陈出新设计再造。
本文对含绶鸟纹的设计衍生就是基于此种方法，在保障其纹样基因不变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审美，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对“提取的核心纹样”进行设计演化。以5#“都兰吐鲁番墓”出土的含绶鸟纹为例进行设计衍生流程的展示，主要分为七个步骤完成，如图3所示。第一步：以提取的核心视觉元素为初始模式，删除其中多余的装饰部分，使其更具有简洁性为后面的设计衍生奠定基础;第二步、第三步：在保障基因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微调对纹样进行基本型的转化;第四步：在保持原动态的前提下，运用网格结构对其几何化处理，使传统造型因子与现代审美元素和谐交融，最终得到流变结果;第五步、第六步（第六步是在第五步的基础上执行了“添加”规则）：对几何化处理后的图形结合现代的审美，执行“添加”规则使其能够和现代更好地融合;第七步：对最终演化后的纹样添加色彩，得到极具有唐朝含绶鸟纹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新图形。 通过以上基于“形状文法”对5#含绶鸟纹的设计衍生，选取提取的1#、4#核心视觉纹样元素进行设计转化，并赋予色彩，使纹样更具有可视性和延展性（表6）。
5 设计案例实践
5.1 含绶鸟纹和丝巾设计融合的可行性
纹样是中国传统设计审美中的主要构成元素[9]，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传统纹样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元素。将传统纹样元素和现代设计结合，不仅丰富了现代视觉形象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将传统文化的古今寓意相连，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国文化创意衍生品在现代市场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以故宫传统视觉元素的设计品来说，主要还是在一些生活用品中，例如纸胶带、文具等。所以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运用到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更贴近老百姓，实现唐文化的传递。
丝巾作为一件特有的平面视觉作品，并且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受到现代人们的喜爱。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发现丝巾的主要受众人群是一些女士，因为丝巾材质轻薄、质地柔软、图案新颖，具有良好的装饰功能，可以很好地衬托出女士优雅温柔的气质。除了其视觉装饰审美之外，丝巾的实用效果也较好，不仅可防止太阳紫外线对皮肤的侵蚀，而且还可以抵御风沙对肤质的伤害。所以丝巾是集实用性、审美性、装饰性于一身的艺术设计作品。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以其自身特有的美好寓意在唐代广为流传，并且本身就是丝织用品的图案，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将其运用到现代丝巾设计中是非常切合的。
5.2 丝巾方案生成
作为现代设计的基本用语，设计构成一门研究设计中所涉及的各个要素的基本概念、组合规律、形式表达的综合性学科[10]。设计艺术的设计语义是设计行为对人文精神的挖掘[11]。首先通过两个或多个基本形进行重构，得到新的基本单元图形，然后结合现代平面设计的构图原理进行展现，根据重复、平铺、旋转、平移、下移、翻转、缩小等原理进行构成（表7）。最后选用其中的一组进行设计应用和效果展示，以验证其可行性，如图4所示。整个丝巾的设计主要遵循传统与时尚相互融合的理念进行，丝巾的主色调选用前文中所提取的色彩（红色、橙色），因为两种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唐朝色彩的基调，更具有可视性和代表性，再加以唐朝其他的纹样为辅助，使丝巾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和独特。
6 结 语
含绶鸟纹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纹样，在唐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并和唐文化融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运用到各种设计载体中，不仅丰富了视觉审美，更衬托出其文化内涵的深厚。传统装饰纹样在现代设计中已经被广泛地使用，从事物的内部本质出发，针对具体事物提炼，运用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对客观对象进行原创性思考，使最后呈现出的设计作品具有根基、生命力，这也为现代视觉设计提供了灵感。
本文通过对唐代织锦中的含绶对鸟纹进行设计转化，使其纹样以一种新的设计图形展现，向受众传递文化和信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可以和受众产生思想的共鸣，传承推广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使唐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走进人们的心里，实现文化的继承创新。
参考文献：
[1]杨小语. 权力之“徽”： 正仓院“含绶鸟”纹考[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19（3）： 25 56.
YANG Xiaoyu. The "Badge" of power： "Birds with Ribbons in Mouth" pattern in shoso in[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Fine Arts & Design）， 2019（3）： 25 56.
[2]张蓓蓓， 贺阳. 唐代黄底瓣窠对含绶鸟纹锦残片纹样复原[J]. 服装学报， 2018， 3（3）： 267 273.
ZHANG Beibei， HE Yang. Restoration of patterns of yellow petal nest brocade pieces decorated by silk ribbon bird ces by Ta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8， 3（3）： 267 273.
[3]許新国. 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J]. 中国藏学， 1996（1）： 3 26.
XU Xinguo. Study on bird pattern brocade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unearthed from Tubo， Dulan[J]. China Tibetology， 1996（1）： 3 26.
[4]王溥. 唐会要·舆服下（卷三十二）[M].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0： 582.
WANG Pu. Tang Hui·YuFu Xia（Vol 32）[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582.
[5]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 （2014 03 14 ）[2019 04 0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03/14/content_8713.htm.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esign services and related ind ustries[EB/OL]. （2014 03 14）[2019 04 0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03/14/content_8713.htm. [6]任宏， 苏阳， 刘洋， 等. 沈阳故宫文化衍生品创新设计策略与途径研究[J]. 包装工程， 2017， 38（4）： 1 6.
REN Hong， SU Yang， LIU Yang， et al. Creative design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of cultural product in Shenyang palac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4）： 1 6.
[7]樊一霏， 张辉. 唐陵旅游衍生品的文化性研究[J]. 大众文艺， 2018（4）： 94 96.
FAN Yifei， ZHANG Hui. Cultural research on tourism derivatives of Tangling[J].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2018（4）： 94 96.
[8]杨延璞， 陈登凯， 余隋怀， 等. 基于形状文法的泛族群产品形态设计[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3， 19（9）： 108 115.
YANG Yanpu， CHEN Dengkai， YU Suihuai， et al. Pan ethnic group product form design based on shape grammar[J].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2013， 19（9）： 108 115.
[9]乔宇. 中国传统器具纹样研究[J]. 包装工程， 2018， 39（8）： 250 255.
QIAO Yu. Patter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utensil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8）： 250 255.
[10]萬轩， 刘琪， 孔晓燕. 设计构成[M].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 20 25.
WAN Xuan， LIU Qi， KONG Xiaoyan. Design Composition[M]. Beijing：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2008： 20 25.
[11]王伟伟， 杨延璞， 杨晓燕， 等. 基于形状文法的产品形态创新设计研究与实践[J]. 图学学报， 2014， 35（1）： 68 73.
WANG Weiwei， YANG Yanpu， YANG Xiaoyan， et al. Method of product form design based on shape grammar[J]. Journal of Graphics， 2014， 35（1）： 68 73.
关键词： 唐代织锦;含绶鸟;设计因子;形状文法;丝巾
中图分类号： TS941.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10011108
引用页码： 101302
DOI： 10.3969/j.issn.1001 7003.2020.10.020（篇序）
Research on design factor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rocade birdpattern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in Tang dynasty
PENG Guohua， LIU Kaixiong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As the product of Tang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ocade bird pattern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concentrat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has the aesthetic attribute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value.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design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sorting of relevant books， and combined with the text image proof， its culture was summarized and sorted. Through the user percepti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ore design factors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by shape method. Finally， a design shape which conforms to characteristics of Tang culture and modern aesthetics was designed and applied in the silk scarf design case to verify its feasibility. The brocade bird pattern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in Tang dynasty reached an extra highdegree in terms of modeling and aesthetics， which not only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materials for modern silk scarf design， but also can show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ang dynasty throug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brocade of Tang dynasty; bird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design factor;shape method; silk scarf
收稿日期： 20200504;
修回日期： 20200915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6YJCZH072）
作者简介： 彭国华（1979），男，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近几年，对传统纹样的理论研究及现代设计的演化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趋势，各种设计衍生图案不断地涌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优势，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场合，形成了一个独特产业链，带动了经济的增速。此举不仅可以解读这些纹样所处的时代背景，还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灵感和思路。
含绶鸟纹最早来源于西方，是萨珊王朝的图腾，文化内涵丰富，象征性极强，由于是图腾象征，其造型更是显得威武霸气，更多的是人们主观情感的表达和体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含绶鸟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被运用到织锦、铜镜、玉器、壁画中，其中在织锦中的运用是最为广泛的。曾有诸多边疆考古证据显示，六朝至唐时期绶带立鸟图像在中国大量出现，其造型与中西亚地区广泛分布的立鸟纹饰一致，且二者可通过丝绸之路相连，进行传播[1]。但是被广泛运用的还是在汉唐时期，尤其是唐朝，独特的经济文化环境，更促使含绶鸟纹的发展。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含绶鸟纹其独特的造型就是源于唐文化的融合，也是对唐代盛世的映射，是研究唐代文化艺术的重要一手资料，值得去挖掘、研究、再设计。 1 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造型装饰审美
在唐朝，服饰文化是当时的一股潮流，同样也注定了其丝织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对丝织品的出口贸易十分重视，并且丝织品主要服务于对外出口贸易，丝织品的发展带动着当时唐代的经济水平。织锦中各种图案纹样相得益彰，唐朝织锦中的含绶鸟纹都集中分布于团窠圈内，以“立鸟”为主，鸟纹显得比较呆板，鸟身装饰丰富，色彩明亮。含绶鸟纹骨骼结构可分为第二结构、散点结构、簇四结构这三种[2]，许新国[3]在《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一文中将唐朝织锦中的含绶鸟纹分为两类：第一类，主题纹样为对鸟，鸟足下踏棕榈座;第二类，主题纹样为独鸟和对鸟，但鸟足均立于联珠台座上。这两种造型比较夸张抽象，花台的造型和含绶鸟纹的结构所传达出的寓意相辅相成。含绶鸟嘴里都衔着绶带，这也是其特征所在。
以“唐代黄底瓣窠对含绶鸟纹锦”为例（表1），鸟纹处于花瓣团窠圈内，为对鸟结构，腹部圆润，站在棕榈座上。鸟身内部是以多个几何纹样排列装饰，鸟身上的羽毛不是一一呈现，而是加强其形，减弱其数，将羽毛转化成具有装饰效果的几何图案，保留和突出了鸟的特征，这种加强的作用旨在提高对含绶鸟纹主题纹样的美观程度[2];采用U型的装饰抽象几何纹样代替羽毛，通过有规则、有节奏感的排版，表现出羽毛的走向，在抽象中又有其具象的存在，在个性中又有共性的传达;U型的抽象几何纹样内部有梅花形状的纹样作为点缀，填补了其空缺，从现代的审美视角看，更为独特。这件作品的色彩是以邻近色为主构成画面，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为斜纹纬锦，以棕黄色作底，黄、绿两色显花，形成一种古朴素雅基调风格;除了使用邻近色之外，还有明度和纯度上的过渡，如黄色作为棕黄色和绿色的中间过渡色，形成了一种色彩上的层次感;鸟的骨架轮廓使用黄色，显得更加显眼，以绿色为辅色用以点缀，效果更加明显。
再比如“唐代红底团窠联珠含绶对鸟纹锦”（表1），鸟纹处于“复合团窠圈”内，是对称形的结构，鸟身的内部装饰是以整齐的心形排列构成装饰，代替羽毛，这样的造型打破了对现实完全的模仿，增加了厚重感和艺术感;鸟的颈部饰有一圈联珠，不仅起装饰效果，更是很好地分割了鸟头和鸟身的比例。色彩主要采用对比色，这件织锦色彩艳丽突出，显得特别喜庆吉祥，就是运用了对比色的结果。以红色作为底部，墨绿色为鸟身的主要色调，浅红色为辅色。红色和绿色既为对比色又为补色，给人感官上的刺激感，突出了鸟纹样的主体作用，不仅和背景、团窠及其他纹样产生区别，而且将鸟身的内部装饰图案有了块面单元的区别，显得丰富多彩。
织锦中含绶鸟纹的内部装饰纹样不仅增加了其纹样的视觉装饰美感，更是突出了唐代纺织技术的精湛。鸟身内部纹样虽然看起来有点繁杂，但是错落有致，每个纹样都有其各自的位置和作用，给人一种繁而不乱的感觉，显得沉稳大气，和呆板型的整体造型相辅相成。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虽然用色不多，但是注重微妙的色彩变幻，强调色彩对比，极具装饰性的艺术美，形成一种和谐的色彩基调，不多不杂的色彩进行搭配给人以华丽之感。
2 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文化内涵
含绶鸟纹在唐朝受到了极大推崇，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并得到极大的发展和运用。唐朝的含绶鸟纹在文化内涵方面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程度，不仅是集具象思维和情感思维于一身的艺术作品，更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
含绶鸟形象中的绶带、联珠带等与波斯国王王冠相一致，在西方，它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或者说帝王作为神再生不死的观念[2]。含绶鸟以绶带为特色，而绶带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的内涵，历史悠久。秦代之前，周天子、王公贵族、大夫们以“珪”“璧”“符节”来表示权力等级;但自秦始皇开始，玺成为帝王身份权力的象征，印成为王公贵族大夫们的身份证明，且所发文书等无玺印便无效力，故玺印必然常携身边，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携带方便，才于玺印上系绶[1]。通过对国内外含绶鸟纹的综合分析，证明绶带是权力的隐喻，所以说含绶鸟是权力的象征，具有浓厚的文化寓意，强化了等级符号。如唐德宗将鹘为主体的“含绶鸟”纹用于节度使的新制时服之上，而把雁为主体的“含绶鸟”纹用于观察使的时服之上。从两种官员的权力大小来看，可知鹘为主体的“含绶鸟”纹的等级高于雁为主体的纹饰[4]。唐文宗将雁为主体的“含绶鸟”纹，及鹘为主体的“花喰鸟”纹装饰在三品以上官员的服饰中出现，以示尊贵[4]。总体来说含绶鸟纹的类别结合其文化寓意更是极具实用属性，为礼制提供了便捷。
中国的艺术作品都是以写意为主，不是对现实的完全模仿，而是打破其形加强其意，更注重的是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象征寓意。中国的谐音文化历史悠久，它是语言的魅力展现，是语句和语意结合的产物。当然在中国古代大多数传统纹样就是根据它的谐音来体现其吉祥的寓意，例如蝙蝠纹（谐音“福”，四蝠捧福禄寿）、羊纹（谐音“阳”，三阳开泰）、鱼纹（谐音“余”，年年有余）等。含绶鸟纹作为中国传统纹样中一个优秀的存在，它的文化价值同样具备谐音内涵，含绶鸟中的“绶”和“寿”的谐音相同，所以含绶鸟具有吉祥、长寿、光明等美好的寓意，被广泛运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唐朝的含绶鸟纹是中西方融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体现，同样也展现了中国传统纹樣的魅力。
3 研究框架
装饰纹样作为传统文化发展最直接的载体，其独特的造型及象征意义，值得人们去挖掘。对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1）含绶鸟纹样理论分析：通过网络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再加上对书籍的挖掘，对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样进行文化和造型装饰分析及推敲。2）含绶鸟纹样设计转化：选用“含绶对鸟纹样”作为设计基石，提取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因子，包括纹样因子、色彩因子。对提取的纹样因子通过形状文法（一种基于形状的演化获得衍生化形状的设计方法）进行设计演化，得到既具有唐朝文化特色又符合时代审美的新图形。3）含绶鸟纹样设计实践：最后将衍生后的图形运用到现代丝巾设计案例中，以验证此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框架见图1。 4 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的设计因子提取及演化
4.1 设计因子提取的思路
设计的本质是“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是以用户的需求为依据，市场的潜在开发价值为根本，服务于现代人们的生活。中国的传统纹样不是直接照搬现实，是融入古代劳动人民的审美思想和情感寄托，是由多种元素交叉使用，共同构成装饰图案，以复杂厚重为主，而现代设计更提倡简约、自然、时尚，所以对传统纹样不能全部进行照搬使用，而是要结合元素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用户需求，进行提炼、概括、升华，根据时代
发展的方向，进行提取核心部分。通过前文对含绶鸟纹的深入挖掘，发现“口衔绶带”和“文化寓意”是含绶鸟纹组成的基因DNA链条，是其设计因子提取的依据原则与出发点，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提取，才保证传统祥瑞“含绶鸟纹”在时代嬗变中能够固本守源，不偏轨走样。
综上所述，本文对“唐代织锦中含绶鸟纹设计因子”的提取，就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调研结果为依据，在保证“含绶鸟纹”基因不变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解构，然后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调研，提取具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核心因子。
4.2 设计因子的提取
4.2.1 纹样的提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文化与设计的结合，依托文化资源丰富创意设计的内涵，创造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5]。含绶鸟纹作为唐朝文化的映射，将其和现代生活接轨是对其发扬继承的较好方式，核心因子的提取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织锦中含绶鸟纹的分析，并对可以提取的纹样元素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含绶鸟纹是由“外部造型”“内部装饰”“团窠环”“花台造型”“结构模式”这几部分组成，都有其优势的存在。
唐代含绶鸟纹核心纹样因子的提取主要包括三个步骤：1）根据唐代含绶鸟纹的特点和作用给出11个描述词汇，然后选取20个设计专业的学生进行用户的调研（从设计专业审美的角度调研，更有助于数据的有效性、可靠性），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对每一个词语进行重要层次的筛选，然后通过应用Excel软件对结果进行总结;通过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传承性、代表性、美观性、功能性、互动性这5个词汇均值较高，故以这5个词汇为基础的核心视觉纹样元素的提取提供筛选参考（表2）。2）对织锦中可以提取的纹样因子进行编号，然后通过50个目标用户（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以上文筛选的5个词汇为标准进行综合评估，得到数据如表3所示，发现每个载体中都以含绶鸟的外部造型为重，因为是“含绶鸟口衔绶带”基因的体现，所以对其核心纹样的提取主要表现为
外部造型。3）根据每个载体中含绶鸟纹的特点选取特征性强的实物为母体，并对其进行编号;然后通过线条勾勒出纹样的整体造型，使纹样能够更加清楚地展现其视觉效果，同时对其进行解构;最后以用户调研的数据结果为依据，从中提取出核心纹样因子作为设计初始模型，并直接给出感性词汇（表4）。
4.2.2 色彩的提取
唐朝的色彩风格浓重艳丽，多使用明快鲜艳的红、黄、蓝、绿等具有高纯度和对比色强烈的色彩。目前有大量的唐代含绶鸟纹织锦被保留了下來，作为一种深埋地下千年的艺术作品，具有其天然的“不可视性”，让深埋在地下的文化焕发新的光彩，实现文化的传承，是现代设计的必然。从各地出土的唐代含绶鸟纹织锦中可以看到，色彩多使用对比色和邻近色，有鲜明的视觉对比，为暖色调，将唐朝色彩的特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选用保存较为完整的含绶鸟纹织锦作为色彩提取的载体，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提取色彩的完整性。使用色彩铺屏色仪提取核心色彩，为了使提取的色彩更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所以须对色彩进行二次筛选。根据唐代织锦中色彩的特点结合后文设计演化的需要进行筛选，最后构建色彩基因库（表5）。
传统色彩通过各种文物载体传承了下来，但历经千年历史的洗礼和自然环境的锤炼，尤其是像织锦这样的软质载体，色彩在原有色调的基础上相对有些褪色和暗淡，再加上唐朝色彩多使用纯色、重色，而现代设计更强调色彩的明快、简洁，所以为了确保所提取的色彩能够更好还原唐朝特色又符合现代的审美需要，对色彩在原有色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明度和纯度的提高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图2）。
4.3 基于形状文法的设计演化衍生
传统纹样作为一件艺术品不能仅停留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应该让它活起来，走进现代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能够亲身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并受其文化的熏陶。中国博物馆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市场潜力巨大[6]，正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衍生品设计充分发挥了故宫藏品的文化性特征，把原来故宫中只能看不能带走的藏品变成了可以带走的“故宫”[7]。所以基于文化传承的背景下，含绶鸟纹的衍生设计就显得特别关键，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纹样博大精深，一味地模仿和使用是行不通的，只有运用现代的造型语言对其进行基因的流变，才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形状文法（shape grammar）是一种基于形状的演化获得衍生化形状的设计方法，这种方法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George Sting提出，现已成功应用于品牌形象设计领域[8]。形状文法依据特定的演变规则，使基本形态特征通过旋转、镜像、删除、微调、增加等方式产生变化。这种方法不仅
延续了原始图案的遗传因素，而且对原始图案进行推陈出新设计再造。
本文对含绶鸟纹的设计衍生就是基于此种方法，在保障其纹样基因不变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审美，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对“提取的核心纹样”进行设计演化。以5#“都兰吐鲁番墓”出土的含绶鸟纹为例进行设计衍生流程的展示，主要分为七个步骤完成，如图3所示。第一步：以提取的核心视觉元素为初始模式，删除其中多余的装饰部分，使其更具有简洁性为后面的设计衍生奠定基础;第二步、第三步：在保障基因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微调对纹样进行基本型的转化;第四步：在保持原动态的前提下，运用网格结构对其几何化处理，使传统造型因子与现代审美元素和谐交融，最终得到流变结果;第五步、第六步（第六步是在第五步的基础上执行了“添加”规则）：对几何化处理后的图形结合现代的审美，执行“添加”规则使其能够和现代更好地融合;第七步：对最终演化后的纹样添加色彩，得到极具有唐朝含绶鸟纹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新图形。 通过以上基于“形状文法”对5#含绶鸟纹的设计衍生，选取提取的1#、4#核心视觉纹样元素进行设计转化，并赋予色彩，使纹样更具有可视性和延展性（表6）。
5 设计案例实践
5.1 含绶鸟纹和丝巾设计融合的可行性
纹样是中国传统设计审美中的主要构成元素[9]，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传统纹样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元素。将传统纹样元素和现代设计结合，不仅丰富了现代视觉形象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将传统文化的古今寓意相连，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国文化创意衍生品在现代市场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以故宫传统视觉元素的设计品来说，主要还是在一些生活用品中，例如纸胶带、文具等。所以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运用到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更贴近老百姓，实现唐文化的传递。
丝巾作为一件特有的平面视觉作品，并且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受到现代人们的喜爱。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发现丝巾的主要受众人群是一些女士，因为丝巾材质轻薄、质地柔软、图案新颖，具有良好的装饰功能，可以很好地衬托出女士优雅温柔的气质。除了其视觉装饰审美之外，丝巾的实用效果也较好，不仅可防止太阳紫外线对皮肤的侵蚀，而且还可以抵御风沙对肤质的伤害。所以丝巾是集实用性、审美性、装饰性于一身的艺术设计作品。唐代织锦中的含绶鸟纹以其自身特有的美好寓意在唐代广为流传，并且本身就是丝织用品的图案，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将其运用到现代丝巾设计中是非常切合的。
5.2 丝巾方案生成
作为现代设计的基本用语，设计构成一门研究设计中所涉及的各个要素的基本概念、组合规律、形式表达的综合性学科[10]。设计艺术的设计语义是设计行为对人文精神的挖掘[11]。首先通过两个或多个基本形进行重构，得到新的基本单元图形，然后结合现代平面设计的构图原理进行展现，根据重复、平铺、旋转、平移、下移、翻转、缩小等原理进行构成（表7）。最后选用其中的一组进行设计应用和效果展示，以验证其可行性，如图4所示。整个丝巾的设计主要遵循传统与时尚相互融合的理念进行，丝巾的主色调选用前文中所提取的色彩（红色、橙色），因为两种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唐朝色彩的基调，更具有可视性和代表性，再加以唐朝其他的纹样为辅助，使丝巾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和独特。
6 结 语
含绶鸟纹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纹样，在唐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并和唐文化融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运用到各种设计载体中，不仅丰富了视觉审美，更衬托出其文化内涵的深厚。传统装饰纹样在现代设计中已经被广泛地使用，从事物的内部本质出发，针对具体事物提炼，运用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对客观对象进行原创性思考，使最后呈现出的设计作品具有根基、生命力，这也为现代视觉设计提供了灵感。
本文通过对唐代织锦中的含绶对鸟纹进行设计转化，使其纹样以一种新的设计图形展现，向受众传递文化和信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可以和受众产生思想的共鸣，传承推广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使唐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走进人们的心里，实现文化的继承创新。
参考文献：
[1]杨小语. 权力之“徽”： 正仓院“含绶鸟”纹考[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19（3）： 25 56.
YANG Xiaoyu. The "Badge" of power： "Birds with Ribbons in Mouth" pattern in shoso in[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Fine Arts & Design）， 2019（3）： 25 56.
[2]张蓓蓓， 贺阳. 唐代黄底瓣窠对含绶鸟纹锦残片纹样复原[J]. 服装学报， 2018， 3（3）： 267 273.
ZHANG Beibei， HE Yang. Restoration of patterns of yellow petal nest brocade pieces decorated by silk ribbon bird ces by Ta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8， 3（3）： 267 273.
[3]許新国. 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J]. 中国藏学， 1996（1）： 3 26.
XU Xinguo. Study on bird pattern brocade with ribbon holding in mouth unearthed from Tubo， Dulan[J]. China Tibetology， 1996（1）： 3 26.
[4]王溥. 唐会要·舆服下（卷三十二）[M].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0： 582.
WANG Pu. Tang Hui·YuFu Xia（Vol 32）[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582.
[5]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 （2014 03 14 ）[2019 04 0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03/14/content_8713.htm.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esign services and related ind ustries[EB/OL]. （2014 03 14）[2019 04 0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03/14/content_8713.htm. [6]任宏， 苏阳， 刘洋， 等. 沈阳故宫文化衍生品创新设计策略与途径研究[J]. 包装工程， 2017， 38（4）： 1 6.
REN Hong， SU Yang， LIU Yang， et al. Creative design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of cultural product in Shenyang palac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4）： 1 6.
[7]樊一霏， 张辉. 唐陵旅游衍生品的文化性研究[J]. 大众文艺， 2018（4）： 94 96.
FAN Yifei， ZHANG Hui. Cultural research on tourism derivatives of Tangling[J].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2018（4）： 94 96.
[8]杨延璞， 陈登凯， 余隋怀， 等. 基于形状文法的泛族群产品形态设计[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3， 19（9）： 108 115.
YANG Yanpu， CHEN Dengkai， YU Suihuai， et al. Pan ethnic group product form design based on shape grammar[J].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2013， 19（9）： 108 115.
[9]乔宇. 中国传统器具纹样研究[J]. 包装工程， 2018， 39（8）： 250 255.
QIAO Yu. Patter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utensil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8）： 250 255.
[10]萬轩， 刘琪， 孔晓燕. 设计构成[M].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 20 25.
WAN Xuan， LIU Qi， KONG Xiaoyan. Design Composition[M]. Beijing：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2008： 20 25.
[11]王伟伟， 杨延璞， 杨晓燕， 等. 基于形状文法的产品形态创新设计研究与实践[J]. 图学学报， 2014， 35（1）： 68 73.
WANG Weiwei， YANG Yanpu， YANG Xiaoyan， et al. Method of product form design based on shape grammar[J]. Journal of Graphics， 2014， 35（1）： 68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