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事教育，培养的是为政治国的人才，孔子也说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类的话，于是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他看来，将孝悌之道影响到为政的人，也应该是为政，不一定要做官才是参与政治。
　　学习诗书，明理知耻，奉行孝悌之道，应该是有情怀、有关切的人们的共同追求。西周春秋时期，士人的培养从往往诗书开始，《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施教也“先之以诗书”；他还教育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学诗”也是代指“学习诗书”。孔子常常引诗引书，断章取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里，他取《尚书》之言，表达一个人应该孝敬当孝之人，这个当孝之人自然是自己的父母亲，同时还要做到兄弟之间的友爱。在孔子看来，如能将孝悌之道影响到卿相大夫等为政者，也应该就是为政了。
　　之所以如此，乃是基于孔子的“公天下”观念。孔子的社会理想乃是“天下为公”，这个“公”未必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个“高大上”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而是指人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孔子和早期儒家一贯主张人应该奉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应该推动社会群体共建共担社会道德责任。既然人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人们就应该共担社会责任，应该有对社会的基本关切，而不应该置身世外，更不能只强调自己的权利，而不尽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从孝悌之道出发做普通人，遵循孝悌才是合格的社会人。社会人当然都是普通人，但换一个角度看，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需要的是人格素养与人生境界。在孔子心目中，圣人也是普通人，但他们“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虽然“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但他们有饱满的社会性内涵，有满腔的社会性关切，他们有爱有敬，他们的不普通也许就体现在他的普通行为中。
　　孝悌之道说的是“爱”和“敬”。世界上最不可或缺的就是爱与敬，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也在于缺少爱与敬。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东西方不都关注“爱”与“敬”吗？基督教有两个东西最重要：一是博爱精神，二是神圣观念；儒家最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仁爱精神，二是敬畏观念。孔子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鲁国国君向孔子问政，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儒家强调孝悌，以之为做人的根本，强调的是爱敬之心如何培养。爱与敬，恰恰也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治政与做人，二者高度一致，无论自己立足孝悌为人处世，还是以孝悌“施于有政”，不同样都是“为政”吗？
　　孔子对“为政”之“政”表述分外明白。他说：“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斯言，给人以明确的启示，不论身处何种岗位，不论是否具有管理职能，每个人都应该循正理，走正道，正理正道无他，就是由孝悌而生发的爱与敬。一个人如果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就应该先具爱敬之心，首先以孝悌律己推己，由此影响到更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自己做好了，社会就多了一份正能量。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一个人心系苍生，关注政治，希望闻道行道，他就会多一份付出，少一份指责；多一份行动，少一份埋怨。人人遇事自觉修身，人人学会扪心自问，就不难做到政治清明、社会和谐。
　　说到这里，很容易想到孔子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论语》中，这句话出现过两次，乃孔子论为政之理。为政未必有其位，是说以克己修己而“施于有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说有其位必谋其政，正己正人而恪尽职守。在其位，谋其政，乃为政之通则。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反易生祸乱。《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也引用此语，正是解释阐述孔子思想。孔子说“君子上达”，又说“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作为执政阶层的一员，士君子应该心怀天下，而不能胸无大志，不能斤斤于日常生活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