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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尽管中共中央有关建议明显淡化了GDP指标，但有些省市仍然抛出了雄心勃勃的GDP增长计划。为什么会产生“GDP崇拜”？其危害是什么？如何尽早终结“GDP崇拜”呢？
一
“GDP崇拜”现象由来已久，它的产生来自两个重要方面的推动：
一是，人类对于发展或现代化的简单化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把发展主要看做一种经济现象，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物质财富增长这一单层面的过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规划，其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应达到5%的目标。可见，这种发展观所强调的只是经济指数，而没有注意社会指数和其他方面的指数。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赶超情结。当时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在这种情势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确立的发展战略，都以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
以“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所产生的负效应，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快地呈现出来。第三世界国家虽实现了本国经济增速的加快，但出现了一种严重后果：除了经济增长之外，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如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被当做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而牺牲掉。
正是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并未呈现正相关甚至还出现负相关的现象，促使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对以往发展观进行反思。
正是基于对以“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的检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理论便倡导一种综合取向的发展观，强调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目标。这种综合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是，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应看做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之间综合、协调进步的成效。
二
传统的发展观以“GDP崇拜”作为其特征，而“GDP崇拜”的实质是独尊效率主义，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经济指数的崇拜。
遵循传统发展观的结果，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亟待尽快有效解决的重大问题。
1.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的日趋恶化
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正处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的时期。当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是：污染物排放量极大地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污染程度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又遭受另一些因素的破坏，并且范围正在扩大；原有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产生。可以说，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一两百年里分期产生、分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却集中发生了。目前我们进入了经济增长加速期，但粗放式增长方式使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变得进一步加剧。环境资源问题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要改善环境资源状况，就必须对社会经济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与变革。促进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也就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物质基础保障。
2.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失调
第一，贫富差距程度超过了警戒线。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之势，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从国际上一些通用标准来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形势严峻。
第二，城乡关系上依然存在二元结构。我国在过去特定发展阶段上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三农”的发展。不仅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而且农村的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更是严重滞后于城市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三，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呈现“马太效应”。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但是，由于原有发展基础上的差异，加之由于发展基础所影响的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程度上呈现出较大差距，而且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表现出了一种“马太效应”。
3.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与心理感受变化呈现不一致性
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加速时期，作为其成效的一个重要表现，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条件正在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然而，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却呈现出不一致的变化，消极的心理感受以及心理问题呈现不断增多的态势。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压力感加重，生活节奏加快所导致的紧张感增高，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所造成的心理困惑感加剧，这一切都导致了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引发了公众的不公正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仇富心理和怨恨情绪。其中有一些还引发严重的行为后果及其社会负面影响，如心理疾病、自杀、报复社会的行为等。因此，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们的幸福感提高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三
进入21世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即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全面反思，并更合理地筹划本国现代化的道路和远景。而重视综合发展的多重指标的重要意义，就是这种“后发优势”在发展理论上的一种必然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包括：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这样几个重要的逻辑要求：一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即从发展目标维度上注重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和广大的地区；二是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即从发展机制维度上注重使发展的进程表现出有序性；三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即从发展动力维度上注重发展的势能具有长效性。
四
在我国，全国层面上和各地区层面上，五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贯彻，是体现与落实发展观（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等）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机制。在各级行政区的发展规划主要由当地政府部门制定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地区的发展观又会更加具体地通过发展规划观表现出来，而这种发展规划观又与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发展规划观，可以划分出两种鲜明的取向：一是传统的取向。这种发展规划观仍然保留着浓厚的“GDP崇拜”特征，即以GDP增长情况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同样也就会以之来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状况。二是科学的取向。这种发展规划观避免了“GDP崇拜”，而是注重以人为本的综合协调发展，即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民生福祉、重视社会公正、重视幸福感受、重视绿色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建议》中把“十二五”时期看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第二，《建议》中强调，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都是为了避免“GDP崇拜”。我国在前一时期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迅速加以改变，从而使经济长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平稳发展（经济与生态、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协调）、较快发展（既不是零度增长，也不是最高速增长）。
一种发展观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对于以下一些重要关系的处理：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经济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以“GDP崇拜”为特征的传统发展观，所呈现出的实际效应表现为，只注重眼前而忽视长远，只注重经济而忽视社会，只注重人类而忽视自然，只注重物质而忽视精神。
因此，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偏颇的发展观；而崭新的发展观则是综合的、协调的、辩证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其典型代表。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我们对于“GDP崇拜”还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质上已经从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的高度，指明了“GDP崇拜”的病态及其危害。所以，如果今天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上仍然存在并在发展实践中仍然表现出“GDP崇拜”的话，可以说，就多少都带有一种非理性的征候。
从一般意义上讲，GDP只是说明经济增长数量的一个指标（甚至从最通俗的角度讲，只是表示经济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例如，修建一座桥梁，计入GDP一次，把这座桥梁拆除，又计入GDP一次），而却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品质高低。经济增长的品质必然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贡献率来说明。
无意识状态之下的“GDP崇拜”情结，可能是导致中国后发劣势的一种典型征候。科学发展观是造就中国后发优势的指导思想，而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如果仍然存在“GDP崇拜”情结，则可能导致中国形成双重后发劣势的一种典型征候。
在今天的中国，发展环境中已经存在或潜在着多种重大问题，如果再以“GDP崇拜”取向去进行发展规划和从事发展实践的话，无疑将会进一步引起生态环境风险的骤增，社会风险（社会动荡、社会解组等）的增加，在极端的情况下，以至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彻底丧失。
“GDP崇拜”这一发展目标是“鸦片”或“迷幻药”，其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发展努力的走火入魔，发展之路的误入歧途，甚至发展事业的逐渐溃败。
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为了纠正以“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给中国发展事业所带来的偏颇态势或消极效应，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坚持统筹兼顾的理念，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取向。
首先，仍然应该重视GDP，因为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样应该重视人均GDP、绿色GDP、幸福指数等。如果说“GDP崇拜”的发展规划观表明了某种非理性的目标追求或病态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重视人均GDP则表明了重视民生状况的取向，重视绿色GDP则表明了重视生态环境质量的取向，重视幸福指数则表明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取向。
其次，由于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不断完善两个方面的制度化措施，对于尽早终结“GDP崇拜”，无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一是，进一步完善GDP核算机制。《人民日报》曾发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署名文章，表示下一阶段将研究国家统一核算省级GDP的实施办法。目前，我国GDP核算采取国家和地方独立核算机制，而非简单的加权汇总。从理论上讲，由于重复统计、统计资料来源和系数不一致等问题，国家和地区GDP存在一定差距不可避免。关键是，这种核算误差长期以来超出了一个合理范围。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核算数据的情形，已不是统计技术层面的因素，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追求“政绩”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国家GDP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是，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新近通过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重民意分，降低GDP比重”。可以说，过去唯GDP是从的政绩考核理念已经到了进行重大变革的时候了，而强调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绿色发展等，应该成为新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关键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于亚博）
一
“GDP崇拜”现象由来已久，它的产生来自两个重要方面的推动：
一是，人类对于发展或现代化的简单化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把发展主要看做一种经济现象，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物质财富增长这一单层面的过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规划，其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应达到5%的目标。可见，这种发展观所强调的只是经济指数，而没有注意社会指数和其他方面的指数。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赶超情结。当时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在这种情势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确立的发展战略，都以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
以“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所产生的负效应，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快地呈现出来。第三世界国家虽实现了本国经济增速的加快，但出现了一种严重后果：除了经济增长之外，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如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被当做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而牺牲掉。
正是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并未呈现正相关甚至还出现负相关的现象，促使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对以往发展观进行反思。
正是基于对以“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的检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理论便倡导一种综合取向的发展观，强调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目标。这种综合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是，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应看做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之间综合、协调进步的成效。
二
传统的发展观以“GDP崇拜”作为其特征，而“GDP崇拜”的实质是独尊效率主义，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经济指数的崇拜。
遵循传统发展观的结果，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亟待尽快有效解决的重大问题。
1.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的日趋恶化
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正处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的时期。当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是：污染物排放量极大地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污染程度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又遭受另一些因素的破坏，并且范围正在扩大；原有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产生。可以说，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一两百年里分期产生、分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却集中发生了。目前我们进入了经济增长加速期，但粗放式增长方式使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变得进一步加剧。环境资源问题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要改善环境资源状况，就必须对社会经济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与变革。促进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也就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物质基础保障。
2.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失调
第一，贫富差距程度超过了警戒线。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之势，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从国际上一些通用标准来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形势严峻。
第二，城乡关系上依然存在二元结构。我国在过去特定发展阶段上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三农”的发展。不仅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而且农村的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更是严重滞后于城市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三，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呈现“马太效应”。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但是，由于原有发展基础上的差异，加之由于发展基础所影响的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程度上呈现出较大差距，而且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表现出了一种“马太效应”。
3.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与心理感受变化呈现不一致性
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加速时期，作为其成效的一个重要表现，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条件正在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然而，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却呈现出不一致的变化，消极的心理感受以及心理问题呈现不断增多的态势。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压力感加重，生活节奏加快所导致的紧张感增高，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所造成的心理困惑感加剧，这一切都导致了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引发了公众的不公正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仇富心理和怨恨情绪。其中有一些还引发严重的行为后果及其社会负面影响，如心理疾病、自杀、报复社会的行为等。因此，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们的幸福感提高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三
进入21世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即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全面反思，并更合理地筹划本国现代化的道路和远景。而重视综合发展的多重指标的重要意义，就是这种“后发优势”在发展理论上的一种必然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包括：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这样几个重要的逻辑要求：一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即从发展目标维度上注重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和广大的地区；二是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即从发展机制维度上注重使发展的进程表现出有序性；三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即从发展动力维度上注重发展的势能具有长效性。
四
在我国，全国层面上和各地区层面上，五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贯彻，是体现与落实发展观（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等）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机制。在各级行政区的发展规划主要由当地政府部门制定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地区的发展观又会更加具体地通过发展规划观表现出来，而这种发展规划观又与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发展规划观，可以划分出两种鲜明的取向：一是传统的取向。这种发展规划观仍然保留着浓厚的“GDP崇拜”特征，即以GDP增长情况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同样也就会以之来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状况。二是科学的取向。这种发展规划观避免了“GDP崇拜”，而是注重以人为本的综合协调发展，即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民生福祉、重视社会公正、重视幸福感受、重视绿色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建议》中把“十二五”时期看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第二，《建议》中强调，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都是为了避免“GDP崇拜”。我国在前一时期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迅速加以改变，从而使经济长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平稳发展（经济与生态、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协调）、较快发展（既不是零度增长，也不是最高速增长）。
一种发展观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对于以下一些重要关系的处理：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经济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以“GDP崇拜”为特征的传统发展观，所呈现出的实际效应表现为，只注重眼前而忽视长远，只注重经济而忽视社会，只注重人类而忽视自然，只注重物质而忽视精神。
因此，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偏颇的发展观；而崭新的发展观则是综合的、协调的、辩证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其典型代表。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我们对于“GDP崇拜”还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质上已经从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的高度，指明了“GDP崇拜”的病态及其危害。所以，如果今天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上仍然存在并在发展实践中仍然表现出“GDP崇拜”的话，可以说，就多少都带有一种非理性的征候。
从一般意义上讲，GDP只是说明经济增长数量的一个指标（甚至从最通俗的角度讲，只是表示经济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例如，修建一座桥梁，计入GDP一次，把这座桥梁拆除，又计入GDP一次），而却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品质高低。经济增长的品质必然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贡献率来说明。
无意识状态之下的“GDP崇拜”情结，可能是导致中国后发劣势的一种典型征候。科学发展观是造就中国后发优势的指导思想，而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如果仍然存在“GDP崇拜”情结，则可能导致中国形成双重后发劣势的一种典型征候。
在今天的中国，发展环境中已经存在或潜在着多种重大问题，如果再以“GDP崇拜”取向去进行发展规划和从事发展实践的话，无疑将会进一步引起生态环境风险的骤增，社会风险（社会动荡、社会解组等）的增加，在极端的情况下，以至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彻底丧失。
“GDP崇拜”这一发展目标是“鸦片”或“迷幻药”，其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发展努力的走火入魔，发展之路的误入歧途，甚至发展事业的逐渐溃败。
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为了纠正以“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给中国发展事业所带来的偏颇态势或消极效应，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坚持统筹兼顾的理念，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取向。
首先，仍然应该重视GDP，因为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样应该重视人均GDP、绿色GDP、幸福指数等。如果说“GDP崇拜”的发展规划观表明了某种非理性的目标追求或病态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重视人均GDP则表明了重视民生状况的取向，重视绿色GDP则表明了重视生态环境质量的取向，重视幸福指数则表明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取向。
其次，由于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不断完善两个方面的制度化措施，对于尽早终结“GDP崇拜”，无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一是，进一步完善GDP核算机制。《人民日报》曾发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署名文章，表示下一阶段将研究国家统一核算省级GDP的实施办法。目前，我国GDP核算采取国家和地方独立核算机制，而非简单的加权汇总。从理论上讲，由于重复统计、统计资料来源和系数不一致等问题，国家和地区GDP存在一定差距不可避免。关键是，这种核算误差长期以来超出了一个合理范围。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核算数据的情形，已不是统计技术层面的因素，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追求“政绩”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国家GDP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是，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新近通过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重民意分，降低GDP比重”。可以说，过去唯GDP是从的政绩考核理念已经到了进行重大变革的时候了，而强调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绿色发展等，应该成为新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关键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于亚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