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标准与旧课程标准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改变了以往教师“满堂灌”,学生只作为一个被动接受者角色的课堂模式,代之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使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于是讨论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课堂。课堂讨论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中确实会收到良好效果,但也有一些课堂讨论走入了另一个误区:讨论变成了课堂的一种形式,有时为讨论而讨论;而讨论的主要内容与特性即讨论要解决什么问题,教师心里没底;讨论要突破什么重难点,学生心里没数;需不需要讨论,教师、学生不清楚。讨论的实效自然也就难以体现了。
　　要使课堂讨论真正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收到实效,首先教师要心中有数,能把设计好的讨论环节在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授课过程中随机体现出来,使学生在无意的心境下展开自由的发问和辩论,思辨的火花才能真正地闪烁。而那些带着明显雕琢痕迹的讨论,或牵强附会,或前置设计明显,就有可能对学生产生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学生就会带着明显的迎合心态去讨论、去营造“轰轰烈烈”的课堂气氛。其结果只能导致会讨论的优秀生无人与之讨论,不会讨论的学困生只能读、重复课本重要的言论,最终成了大家划、读课本重点内容的一个简单过程,讨论成了完成老师教学设计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也就失去了讨论的真正本质和意义。
　　其次,讨论要解决什么问题、突破什么难点,要使学生心里有数。有些教师在课堂上运用“洋思”、“杜郎口”课堂模式,简单地认为“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先学”就是首先在课堂上展示一下目标,学生自学五到十分钟,就以为学生心里就有数了,就可以围绕目标展开讨论了,这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大部分新授课教学目标展示时间太短,学生没看清、没记住,或学生在听一段时间课后,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另一方面,在学生没有充分学习新知、储备相应知识的前提下,对于展示的目标学生不一定会有意识地去思考。“洋思”课堂教学模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课前是否有充分的预习时间安排,但根据它每节课的快节奏、大容量,当堂完成作业的要求,没有充分的预习是不可能的;而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模式则把课前预习提到一个很明确的高度:“没有预习的课不上,预习不充分的课不上。”我们的许多教师游离了“洋思”、“杜郎口”特定的课时安排、特定的教学情境,从而忽视了充分前置预习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难免有“邯郸学步”之嫌。要使学生心里有数,在没有充足课时安排的客观条件下,除“课堂留时、内容减量”外,还应该努力引导学生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进行前置预习,同时在前置预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知识难点,诱使学生主动利用手头已有资料和生活体验去思索、去准备,厚积而薄发。设计的讨论题一定要具体,不能在语言上模棱两可、所指不明;也不能设计问题过于繁难,使学生体会不到“跳起来摘到桃子”的快感。在教学过程中,要敢于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敢于批判性地思考课本和教师授课过程中的问题,而不是沿用“我让你说你再说,不让你讨论时就不要随便讲”的“霸权”主义模式。
　　再者,讨论的过程是师生双方的提高过程,师生双方要共同参与进来,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学生的事,而教师则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否则只能使学生失去探究的兴趣。讨论应解决的是课本上不易理解的难点问题、有助于发散性思维训练的问题、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而老师不可能完全深入透彻地把握、解决每一个问题。因此,讨论的时候,教师要走下讲台,要积极地参与进去,甚至有时还可故布疑阵,故意展现自己某一方面的“无知”,或真正暴露自己的知识弱点,从而让学生敢于大胆质疑,体味成功。发现真知的过程会有助于学生更大胆地探究,课堂讨论的热烈氛围自然就不需要老师去引导。另外,鼓励积极大胆的讨论,设置前沿性、探索性问题,也迫使教师在课下准备时要有充分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把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考虑到,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能放能收,方显“高师”本色。
　　没有学习主体的活跃思维,是不可能产生鲜活的“认知机体”的。著名的洋思中学成功经验在于,每节课老师最多只用十分钟讲学生不懂的地方,其余时间引导学生去自我发展;杜郎口中学把课堂变成了学生的讲堂、练堂。两个学校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我们的教师要像苏格拉底所强调的那样,做学生思想和方法的“助产婆”;要优化教学结构,精心设计和安排学生的自主性讨论活动,尽可能多地给学生思考、感悟、体验的时间、空间,多给学生探索、发现、创新的机会;要让学生走向前台,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忘我地由“扮演角色”变为“进入角色”,让学生的口动起来,创设“说”的形式和机会,允许学生七嘴八舌,甚至争论不休,讨论的意义才能真正得以体现,才能真正收到实效、落到实处。
　　最后一点,合理地利用讨论对学生、老师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很有必要,需要讨论的一定要讨论,但不需要讨论的也一定不要勉强为讨论而讨论。
　　(责任编辑 周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