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欲望的萌发、践行与选择，皆源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理论充分阐释了这种情形。
　　一百多年前，从欧洲大陆到美洲大陆“红星航线”（Red Star Line）上的移民潮（不止“红星航线”，移民也通过其他途径前往美国），便是这种理论的最佳体现。资料显示，从1820年到1920年的100年间，美国一共接纳了大约3350万移民。
　　众多被日益兴起的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人、投机分子和罪犯，抑或是单纯出于对新生活的向往的欧洲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沿着“红星航线”或其他航线，去往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
　　“红星航线”始建于1871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和美国费城的两家航运公司共同运营，最初的设想是船只将原油运往欧洲，返程搭载乘客，一百多年后再来看，不想却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与表征。
　　这也是我们探寻这条不被国人所知的古老航线的目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第三波移民浪潮”愈演愈烈。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今年5月发微博说：“未来几个月，中国将出现一股新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转发达一万多次。同时，从2004年中国开始实行“绿卡”制度以来，截至2011年底，申请的外国人仅4752人。
　　我们也观察到另一种现象，有一批企业家，他们的选择不是移民，而是走出国门，深刻地介入全球经济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最新的科学技术，然后赞助全球最顶级活动或者赛事，随着自身企业实力增强，进而收购国外企业。
　　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另一面。
　　2008年，通灵珠宝总裁沈东军让旗下企业成为柏林电影节独家珠宝赞助商；2011年，他以个人名义收购法国乐朗葡萄酒酒庄；2013年，比利时“红星航线”博物馆开馆，他联合本刊发起“寻找红星航线乘客华人华裔”活动……
　　本刊记者在查阅历史资料时注意到，1899年，一位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这样写道：“生活在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殖民地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这些国家仁慈的保护，却不用面对贪婪和态度恶劣的（中国）官吏。”
　　其实，回到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理论，移民潮的兴起是一种表象，本质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这一点，与沈东军们“走出去、引进来”的企业经营理念一致。
　　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海外移民强大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中国本土的商业化过程……它们作为允许特殊规则存在的场所，为清帝国及现代中国提供了可以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的通道，并且同时保证这种合作免于官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掣肘。”
　　如今，随着“中国第三波移民潮”的大规模兴起，随着越来越多如同沈东军一样的企业家深度介入到全球经济事务中，中国政府也在内忧外患中寻求开放：由政府强力主导的、占地2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说，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开放的国门一旦打开，中国与国际社会紧密联系的趋势将变得无法逆转。正如有专家指出：“指导我们社会的自由主义和人权原则不能止于国界，更不能以闭塞去威胁处于民主社会核心的自由原则和自由主义。”唯有开放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才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潮流之势民心所向，变革在即，基于开放、正义之上的社群新形势终将随着时代发展而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