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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曾对中国古代城市化率进行了统计。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宋朝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古代历史最高的22%的水平。
在唐代所有的城市中，最知名的就是长安城。作为首都，这座城市的里坊、宫殿、楼阁、街道、宅邸、园林、寺观等，在唐人笔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地理与文学空间，成为后世观察唐朝社会生活最立体的场域。
唐朝的首都最多的时候有五个。
唐初设首都于长安，随后又设陪都东京洛阳和北京太原，与西京长安合称“三京”。天宝十五载（756年），安史之乱开启，玄宗幸蜀，驻跸成都。其后，肃宗致力于收复东、西两京，并随军进至陕西宝鸡凤翔。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下诏改西京长安为中京，以凤翔为“中兴驻跸之所”，建为西京凤翔府，蜀郡为“上皇南巡之地”，建为南京成都府。唐帝国形成“五京”的五个首都形制：西京（凤翔府）、中京（京兆府长安）、东京（河南府洛阳）、北京（太原府）、南京（成都府）。
三年后，唐肃宗为了消除玄宗的政治影响力，以湖北荆州取代成都成为南京江陵府。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又把“京”改为“都”，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五京”尽改为“五都”。
长安、洛阳、太原、成都、鳳翔、荆州这六个做过唐代都城的城市中，只有长安、洛阳、太原是贯穿唐代的真正的都城，成都、凤翔、荆州则更多是政治意义的建都设置，设置不久就撤销了。时至今日，除了长安、太原、成都仍然是省会城市，洛阳成了河南的一个地级市，荆州成了湖北的一个地级市，而凤翔则是陕西宝鸡市下属的一个区。
长安、洛阳、太原三京中，长安是政治意义上的首都，太原作为李氏家族的龙兴之地，被奉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在唐朝虽然不具备行政功能，但是地位超然。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尽管是陪都，但其实在唐朝的中前期，洛阳一直和长安并行行使首都的政治功能。
相对于洛阳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城长安，是一座没有名字的城市。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在有唐289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在官方诏书、文件里被称为京师、京城、京兆、西京、西都，或许因为汉代长安城的影响太过巨大，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依照惯性称它为“长安”。
在唐朝继承隋王朝的遗产里，长安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西汉的长安城，当时的汉长安历经数百年战乱，已经几成废墟。今天我们看到的渭河已经远离西安从咸阳穿城而过，但当时渭河离汉长安城很近，水污染严重，于是杨坚便决定以宰相高颎为营新都大监，建筑大师宇文恺为副监另立新都。隋高祖开皇二年（582年）开始，在宇文恺的实际主持下，仅用9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开皇三年（583年），迫不及待的隋文帝杨坚迁至新都，因为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便以“大兴”命名此城。到了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才把大兴城的外郭城部分城垣建立起来。
至此，中国古代坊市形制城市史上最辉煌的一座城市，出现在了陕西关中的龙首原上。
龙首原的“原”实际上应该是“塬”，这是陕西关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地理现象，流经关中的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自西往东流经关中平原，与南边的秦岭山脉、北边的北山之间冲击造成了渭河谷地。渭河携带的泥沙冲淤形成了众多地势高出关中平原，但上边比较平坦的黄土台塬，俗称为“原”。著名作家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便是黄土台塬，在关中，以“原”命名的地名多不胜数，我们熟悉的还有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今天，当我们坐着动车从西安前往西府宝鸡的时候，在车窗望出去，远处巍峨的是秦岭，秦岭山下高出地面数十米、顶部异常平整的，便是黄土台塬，近处则是种满小麦的关中平原。“秦岭—台塬—平原”构成了关中独特的地理景观。
“龙首原”这个地名，现在是西安城北地铁二号线的一个站名，实际上，整个大兴城或唐长安城就建在龙首原南麓，可以说，长安城是一座建立在黄土台塬上的城市，只是今天的城市天际线和建筑群改变了地形地貌，已经让我们感受不到黄土台塬的边际了。
我们熟悉的唐长安城棋盘样的格局，在隋朝大兴城营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包括东市和西市，隋人称东市为“都会市”，称西市为“利人市”。不过大兴城营造好之后，隋炀帝就把帝国政治中心迁移至东都洛阳，此后更是东去江都扬州，大兴城真正实现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在于唐朝继承大兴城后。
唐人对于大兴城的营造主要在于修缮与扩建。唐朝前期的宫殿太极宫，是由隋皇宫大兴宫改名而成，唐立国后，高祖李渊以秦王李世民有夺定天下之功，在太极宫的西苑内建了一座弘义宫供其居住。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虽然退位，但他和李世民居住的宫殿并没有改变。直到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和李世民换了一下住处，李渊迁至弘义宫， 改名为大安宫，李世民则迁入太极宫，著名的凌烟阁便位于太极宫内。
后来因为太极宫地势低，夏季闷热，为了让太上皇李渊避暑，李世民下令在长安城外龙首原高处修建大明宫，然而尚未修成，李渊便去世了，这项工程于是停止。高宗李治登基后，重新启动大明宫修建，规模与太极宫不相上下，气魄之宏伟则有过之而不及。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李隆基把自己做藩王时期的隆庆坊府邸扩建成为了兴庆宫，还在长安东城墙内增筑了一道夹城，使得皇家可以从兴庆宫直接与大明宫、曲江池相通。唐玄宗开元、天宝时代，这里是大唐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玄宗与杨玉环长期居住的地方。
在长安城内，以太极宫（大内）、大明宫（东内）、兴庆宫（南内）形成的宫殿群，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宫殿建筑群落，尤其是大明宫，雄伟壮丽，为后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念，这座“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宫殿，似乎总有一种春天的慵懒气氛，在整个朝堂上弥漫。
至此，我们后世熟悉的长安城才算是真正营造完成。外来的胡人称这座城市为“胡姆丹”，唐代前来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所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一位叫伊本·瓦哈卜的阿拉伯商人的见闻：“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成了两半，皇帝、宰相、禁军、最高判官、宫廷宦官，以及皇家总管、奴婢都住在这条大街右边的东区。在这里，既没有任何百姓同他们杂居，也没有任何市场。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笼的树木井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
“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帝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地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事情办完后），他们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早，他们就不再来这个街区了。”
阿拉伯商人的记载其实相当准确，因为东市以商品交易为主，西市则以手工作坊为主，而且长安的贵族的确多住在朱雀街以东。
阿拉伯商人眼中秩序井然的长安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座相连的城池组成，所有城墙均由夯土筑成，十分高大雄伟。皇城又名子城，是政府机关所在地，宫城则是皇帝居住与处理朝政的地方。如此大的城市，每天却按部就班沿着自己的秩序运转，每天开启和关闭诸多城门、宫门、阙门、殿门及阁门，就要花费数个小时，但唐人却遵循着这样缓慢的节奏，来进行着自己的生活。
每逢皇帝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与孟夏之时，所有的人都要沐浴斋戒，皇帝亲率百官从远在长安城北的宫殿，乘坐玉辇一路浩浩荡荡往南。到了明德门，常年封闭的当中一门缓缓打开，这是专供皇帝通行的御道，门道内的石门槛极其精致，上面刻有流畅的卷草花纹，线雕鸳鸯，顶面还有浮雕的卧狮。皇帝礼节性地走过这道门，前往明德门外的圆丘坛进行祭天活动。礼毕归来，复入明德门，鼓乐高奏，导引回宫。这是皇帝难得的出宫机会，也是百姓难得的一见皇家威仪的时刻。此时的长安城，笼罩在一片端庄和祥和之中，令那些远来的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进了明德门，便是长安的天街——朱雀大街，这条街宽约150米，连接着皇城之朱雀门、宫城之承天门，是长安的中轴。朱雀大街的路面构造取中部略高，两侧较低，略呈弧形，以便于及时排除积水。长安城中的街道，全是黄土路面，作为主干道的朱雀大街也不例外，因此，遇风则尘土飞扬，逢雨则泥泞不堪。为了避免尘土飞扬和道路泥泞，政府就在一些通衢大街的路面上铺撒细沙甬道，称为“沙堤”。但由于路面很宽，所铺沙堤，仅是路面中间或是两旁够一轨行车的甬道，所需的细沙由官牛、官车从东郊浐河中载运而来。白居易《官牛》一诗就记载了此事：“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船载沙。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
一百零八坊将这座城市分割为无数的街道，这些街道排布整齐，“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即便如是，也给人一种纵横交错的迷宫般的感觉，这些网格般的坊，都有着坊墙和四个坊门，如同今天城市里的大型楼盘社区，但是坊的面積显然更大，在规模上已经相当于一个古代县城。
坊内每户人家的院子后面还有一口“渗井”，日常生活中的污水随时流入其中。由于长安的土壤疏松，吸水力很大，经过一段时间，污水在井中就会慢慢被井壁的土壤吸收，而水中的不溶物质就会沉淀下来，待到污物堆满井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这口井封死，另外重新挖一口井。
唐代的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以实行宵禁制度闻名的城市，为了治安，唐人在夜晚只能在坊内活动，不能跨坊游走。唐代专门设立了左右金吾卫，掌皇城、宫城中及京城昼夜巡警，宵禁以鼓声为准——太阳落山的时候，敲八百声鼓给人们提醒，之后便关闭坊门；五更二点，伴随着宫城承天门的击鼓声，随后街鼓敲三千下，城门及坊市门陆续开启，宵禁结束。
尽管长安城内有着多达百万的唐人，但这座城并非全部都是住宅相连，坊内居住起来阔绰有余，于是城中遍布着果园、菜园和小块的田地。很多的官家园子，便在各坊内。《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记载：昌乐坊有官方所属的进贡梨花蜜的梨园；光宅坊有官方的葡萄园；靠近乐游原的升平坊有药园；修德坊的兴福寺不但有果园，还有藕花池，夏日的长安，这里是唐人游玩赏荷的好去处；曲江之西南的杏园，则是新进士的宴游之所。
在长安城内，隋唐两代充分利用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开凿了五条渠道，把城外八条河流中的水引入城中来。水渠流经长安的各个坊，每日清晨，坊内的居民或者在水井中打水，或者在水渠中取水，满足日常的饮用和洗濯。今天，西安仍然有唐代长安城唯一留存至今的含光门遗址下水道“过水涵洞”以及十数口唐代水井遗址。
由于绕城水流众多，长安城内有众多的人工湖泊。唐人把这些人工湖称为“池”，在长安北边，太极宫中有东、南、北三个“海池”，《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记载，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也就是说，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渊正在海池内泛舟游玩，可见这三个人工湖泊规模不小。
长安城中最著名的人工湖是全民旅游胜地——曲江池，曲江虽然是皇家苑圃，但同时也定期向平民开放。每年进士放榜后，新科进士可以去曲江杏园宴集；玄宗开始，在正月晦日（每月最后一天为晦日）、三月上巳与九月重阳三大节日，皇帝、百官和士民同游曲江，宴饮欢聚。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态度，使得常人也可以一睹皇家园林，从而让曲江成为了唐代最负盛名的园林。 长安最大的人工湖则是位于城外的定昆池。唐中宗神龙年间，安乐公主恃宠请中宗李显把汉武帝练水军的昆明池赐给她，昆明池位于长安西边，《三辅旧事》记载，汉代昆明池有22平方公里，要知道今天的西湖也才6.4平方公里。这么大的湖，中宗无法把它变成安乐公主的私产，于是安乐公主发怒，自己出钱在昆明池东南造了一个人工湖“定昆池”，从名字中亦可看出安乐公主在赌气。
中宗之所以不把昆明池给安乐公主，大概还因为昆明池是长安人的鱼塘，《唐会要》记载：“昆明池俯近都城，蒲鱼所产。”蒲鱼就是吃蒲草的湖鱼。从汉代开始，昆明池就是长安重要的鱼产地，唐初《艺文类聚·鱼》记载：“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馀给长安市，市鱼乃贱。”今天的昆明池仍然在，位于西安西边的斗门水库便是，不过剩下了不到十平方公里。
唐朝中前期的时候，中国处于温暖潮湿的气候中。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当时的长安有很多梅树，唐玄宗李隆基时，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被称为“梅妃”。
诗人元稹的《和乐天秋题曲江》一诗，就提到曲江的梅花：“长安最多处，正是曲江池。”梅花虽然是冬季开放，但并不表示它耐寒，今天中国赏梅的地点多在江南，便是这个原因。与此同时，柑橘也种植于长安，杜甫在《病橘》一诗中提到李隆基种桔于蓬莱殿，但是“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说，天宝十载（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道与江南蜀道进贡的柑桔一样。但在今天的西安，梅花和柑橘已经没有踪迹了。
气象史学家刘昭民在《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一书中说：“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数都比较少，而冬无雪的年份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这种湿润使得长安城外的终南山郁郁葱葱，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让树木、灌木、藤类、青草、蕨类、地衣茂盛生长，从秦岭一直蔓延到长安城南。
然而，到了唐代中后期，长安周边的环境却逐渐开始恶化，尤其是长安城需要大量木材做建筑材料，需要大量木炭做燃料，长安周边的树木被砍伐得非常严重。唐德宗年间，德宗在太极宫造神龙寺，需要长五十尺（16米）的松木，度支使裴延龄说：“我在同州（今陕西渭南大荔县）发现了一个山谷，可有数千树木长八十尺。”德宗非常惊讶：“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意为玄宗开元、天宝时代，在长安周边五六十尺的树木就没有了，要到岚州（今山西吕梁岚县）和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去采购。
德宗之后，白居易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卖炭翁》说：“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可以看出，唐人已经开始普遍在秦岭中伐薪烧炭了。木炭是长安城使用最普遍的燃料，《开元天宝遗事》记述了唐代皇宫中取暖的场面：“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
历史地理学者龚胜生估算唐长安城中每年消耗的薪炭在40万吨上下，唐代负责京城炭薪供销的机构是司农寺下属的钩盾署，每年从市场上购买木材16萬根，又在京兆府、岐州、陇州雇佣大量壮丁，每年运输木材几十万根，如果这些还不满足长安城百官贵族的使用，那么就只能“以苑内蒿根柴兼之”。
关于长安城的人口，学界则有争论。一则因为唐代杂籍人口、流动人口无法精确统计；二则因为唐代是时间跨度漫长的朝代，长安的人口在初唐、盛唐、中晚唐规模都不一样。目前流行的说法是长安有百万人口，这个说法是指盛唐时期长安的人口。在这里我们引用唐史学者王双怀的弟子徐宏件所作统计，具体来说，开元、天宝时期长安城的人口总计约90 万人。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再加上南北衙兵共有的 7.8 万匹马，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每年需消耗粮食737万石——这几乎相当于唐朝农民全年缴纳的粮食。
真正的长安城市，不仅仅有风花雪月，还有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人们生活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每一天的吃穿住用行和最普通的家务，都必须靠覆盖广泛、结构复杂，而且常常被人忽略的基础供给网络来支撑。它就像一个古老的时钟，在复杂的齿轮推动下，缓缓向前。不断有人来，也不断有人走，就这样伴随着宫城承天门和坊市的街鼓声，过了近百年。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久居长安数代之久的皇帝第一次因为战争抛弃了这座伟大的城市。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七，长安留守官员崔光远，宦官、高仙芝监军边令诚等人，开城投降，契丹人、安禄山大将孙孝哲率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长安。定都洛阳的安禄山命令他的官属，尽数掳掠了长安府库中的兵器甲仗、文物、图籍，后宫也被洗劫一空。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割据淮西（今河南汝南）的节度使李希烈叛变，德宗派泾原兵去解围，泾原兵路过长安时，因赏赐不周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史称“泾原之变”。《旧唐书》记载：“是日，德宗仓卒出幸，贼纵入府库辇运，极力而止。”叛军劫掠了长安的府库。在这场持续了一年的战争中，唐王朝和叛军以长安为中心，展开了占领和反攻的拉锯战，使得长安反复处于兵火中。
德宗之后近一百年，得益于唐宪宗十五年的削藩战争，重新把唐朝纳入到统一的轨道中，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被史书称为“元和中兴”。唐王朝恢复到了一种表面的平静中来。日本留学僧圆仁曾在唐朝生活过十年，他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了晚唐武宗时期长安的情形。 开成六年的立春节，圆仁记载，“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当时的长安仍然流行吃胡饼，他还看见唐武宗的舅舅、左羽林统军韦恭甫的随从：“步军并皆锦来帽子、锦袍。其大将军衣冠靴，皆绣鸟卫瑞草之文。”让圆仁感到震撼的还有唐武宗到京城南郊明德门外天坛祭天的情形——20万人的军队和随从，浩浩荡荡沿着朱雀大街往南行进，异常壮观。
正月初九，唐武宗回城后，在大明宫的正南门丹凤门城楼上宣布改年号为会昌。
当时离武宗打击佛教还有四年，正是长安佛教信仰盛行之时。圆仁记录了当时长安士人的狂热：“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当时展示了“佛牙”（佛舍利），当时的信众“有人施百石粳米、廿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杯念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
而晚唐长安的天气，逐渐从中前期的温暖湿润开始变得异常了，会昌元年的九月底，大雪下了一天一夜，树木被摧折无数。
圆仁还记录了正史没有详细记载的长安火灾。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东市被大火烧毁后，前文提到的太极宫内德宗用五十尺松木做梁柱建造的神龙寺，亦被大火吞灭。两日后，太极宫东门长乐门外又失火，把太极宫收藏的佛经、佛菩萨像烧毁。这樣连续的失火，对于长安东市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即便灾后重建，东市的规模应该也不会那么大了。
873年，大唐的天下毫无一丝平静。七月，懿宗死，僖宗继位。是岁，关东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百姓流离失所。濮州（今河南范县）私盐贩子王仙芝起兵造反。随后，屡试不第的士子黄巢等人起兵，响应王仙芝。
七年后的冬天，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长安不战而降，此前东都洛阳亦是不战而降。在黄巢占领长安期间，唐军曾反击成功短暂收复长安，但进城的唐军却因为彼时长安已经是贼都而大肆劫掠。
904年，梁太祖朱温劫唐昭宗迁都洛阳，强迫驱赶唐皇室及长安士民，拆毁长安皇家宫殿、百司衙署“按籍迁居”，拆房放木“自渭浮河而下”，过程持续了一个月有余，曾经宏伟的都城变成一片废墟。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149年中，尽管历经磨难，但长安这座城还存在，以大明宫为主体的皇城还在，但是此番之后，长安城彻底消失了。
后世无数人，曾对这座伟大的城市进行缅怀，长安成为了一个符号，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代名词。在所有缅怀者中，小说家王小波是最固执的一个。
在《红拂夜奔》里，王小波让李靖设计了三个长安，在第一个长安里没有城墙，因为城墙挡风。为了防御，每一座高塔都修得十分坚固，可以住上千人。在第二个长安里也没有城墙，因为要让水流通过，所以以巨木为栅栏，整个城市淹没在一片绿荫中——到处都是参天巨树或者是连片的绿竹。第三个长安就是人们真实居住的长安，充满了秩序感，方方正正，缺少生气。
在《万寿寺》里，长安城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周围围着灰色的砖墙。墙上有一些圆顶的城门洞，经常有一群群灰色的驴驮着粮食和柴草走进城里来。远离长安的薛嵩“给自己造了一座后园，在园里挖了一个池塘，就这样住下去；遇到了旱季里的好天气，就把长了绿霉的衣甲拿出来晒。过了一些年，薛嵩和他的兵都老了。薛嵩开始怀念那座灰色的长安城，但他总也不会忘记建功立业的雄心。”这是我读过的怀念长安的文字里，最动人的一段。
如何理解这样的感情呢？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于长安的初恋般的感受——长相思，在长安。
在唐代所有的城市中，最知名的就是长安城。作为首都，这座城市的里坊、宫殿、楼阁、街道、宅邸、园林、寺观等，在唐人笔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地理与文学空间，成为后世观察唐朝社会生活最立体的场域。
【隋王朝的遗产】
唐朝的首都最多的时候有五个。
唐初设首都于长安，随后又设陪都东京洛阳和北京太原，与西京长安合称“三京”。天宝十五载（756年），安史之乱开启，玄宗幸蜀，驻跸成都。其后，肃宗致力于收复东、西两京，并随军进至陕西宝鸡凤翔。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下诏改西京长安为中京，以凤翔为“中兴驻跸之所”，建为西京凤翔府，蜀郡为“上皇南巡之地”，建为南京成都府。唐帝国形成“五京”的五个首都形制：西京（凤翔府）、中京（京兆府长安）、东京（河南府洛阳）、北京（太原府）、南京（成都府）。
三年后，唐肃宗为了消除玄宗的政治影响力，以湖北荆州取代成都成为南京江陵府。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又把“京”改为“都”，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五京”尽改为“五都”。
长安、洛阳、太原、成都、鳳翔、荆州这六个做过唐代都城的城市中，只有长安、洛阳、太原是贯穿唐代的真正的都城，成都、凤翔、荆州则更多是政治意义的建都设置，设置不久就撤销了。时至今日，除了长安、太原、成都仍然是省会城市，洛阳成了河南的一个地级市，荆州成了湖北的一个地级市，而凤翔则是陕西宝鸡市下属的一个区。
长安、洛阳、太原三京中，长安是政治意义上的首都，太原作为李氏家族的龙兴之地，被奉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在唐朝虽然不具备行政功能，但是地位超然。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尽管是陪都，但其实在唐朝的中前期，洛阳一直和长安并行行使首都的政治功能。
相对于洛阳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城长安，是一座没有名字的城市。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在有唐289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在官方诏书、文件里被称为京师、京城、京兆、西京、西都，或许因为汉代长安城的影响太过巨大，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依照惯性称它为“长安”。
在唐朝继承隋王朝的遗产里，长安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西汉的长安城，当时的汉长安历经数百年战乱，已经几成废墟。今天我们看到的渭河已经远离西安从咸阳穿城而过，但当时渭河离汉长安城很近，水污染严重，于是杨坚便决定以宰相高颎为营新都大监，建筑大师宇文恺为副监另立新都。隋高祖开皇二年（582年）开始，在宇文恺的实际主持下，仅用9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开皇三年（583年），迫不及待的隋文帝杨坚迁至新都，因为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便以“大兴”命名此城。到了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才把大兴城的外郭城部分城垣建立起来。
至此，中国古代坊市形制城市史上最辉煌的一座城市，出现在了陕西关中的龙首原上。
龙首原的“原”实际上应该是“塬”，这是陕西关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地理现象，流经关中的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自西往东流经关中平原，与南边的秦岭山脉、北边的北山之间冲击造成了渭河谷地。渭河携带的泥沙冲淤形成了众多地势高出关中平原，但上边比较平坦的黄土台塬，俗称为“原”。著名作家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便是黄土台塬，在关中，以“原”命名的地名多不胜数，我们熟悉的还有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今天，当我们坐着动车从西安前往西府宝鸡的时候，在车窗望出去，远处巍峨的是秦岭，秦岭山下高出地面数十米、顶部异常平整的，便是黄土台塬，近处则是种满小麦的关中平原。“秦岭—台塬—平原”构成了关中独特的地理景观。
“龙首原”这个地名，现在是西安城北地铁二号线的一个站名，实际上，整个大兴城或唐长安城就建在龙首原南麓，可以说，长安城是一座建立在黄土台塬上的城市，只是今天的城市天际线和建筑群改变了地形地貌，已经让我们感受不到黄土台塬的边际了。
【庞大的宫殿建筑群落】
我们熟悉的唐长安城棋盘样的格局，在隋朝大兴城营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包括东市和西市，隋人称东市为“都会市”，称西市为“利人市”。不过大兴城营造好之后，隋炀帝就把帝国政治中心迁移至东都洛阳，此后更是东去江都扬州，大兴城真正实现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在于唐朝继承大兴城后。
唐人对于大兴城的营造主要在于修缮与扩建。唐朝前期的宫殿太极宫，是由隋皇宫大兴宫改名而成，唐立国后，高祖李渊以秦王李世民有夺定天下之功，在太极宫的西苑内建了一座弘义宫供其居住。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虽然退位，但他和李世民居住的宫殿并没有改变。直到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和李世民换了一下住处，李渊迁至弘义宫， 改名为大安宫，李世民则迁入太极宫，著名的凌烟阁便位于太极宫内。
后来因为太极宫地势低，夏季闷热，为了让太上皇李渊避暑，李世民下令在长安城外龙首原高处修建大明宫，然而尚未修成，李渊便去世了，这项工程于是停止。高宗李治登基后，重新启动大明宫修建，规模与太极宫不相上下，气魄之宏伟则有过之而不及。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李隆基把自己做藩王时期的隆庆坊府邸扩建成为了兴庆宫，还在长安东城墙内增筑了一道夹城，使得皇家可以从兴庆宫直接与大明宫、曲江池相通。唐玄宗开元、天宝时代，这里是大唐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玄宗与杨玉环长期居住的地方。
在长安城内，以太极宫（大内）、大明宫（东内）、兴庆宫（南内）形成的宫殿群，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宫殿建筑群落，尤其是大明宫，雄伟壮丽，为后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念，这座“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宫殿，似乎总有一种春天的慵懒气氛，在整个朝堂上弥漫。
至此，我们后世熟悉的长安城才算是真正营造完成。外来的胡人称这座城市为“胡姆丹”，唐代前来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所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一位叫伊本·瓦哈卜的阿拉伯商人的见闻：“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成了两半，皇帝、宰相、禁军、最高判官、宫廷宦官，以及皇家总管、奴婢都住在这条大街右边的东区。在这里，既没有任何百姓同他们杂居，也没有任何市场。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笼的树木井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
“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帝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地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事情办完后），他们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早，他们就不再来这个街区了。”
阿拉伯商人的记载其实相当准确，因为东市以商品交易为主，西市则以手工作坊为主，而且长安的贵族的确多住在朱雀街以东。
阿拉伯商人眼中秩序井然的长安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座相连的城池组成，所有城墙均由夯土筑成，十分高大雄伟。皇城又名子城，是政府机关所在地，宫城则是皇帝居住与处理朝政的地方。如此大的城市，每天却按部就班沿着自己的秩序运转，每天开启和关闭诸多城门、宫门、阙门、殿门及阁门，就要花费数个小时，但唐人却遵循着这样缓慢的节奏，来进行着自己的生活。
每逢皇帝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与孟夏之时，所有的人都要沐浴斋戒，皇帝亲率百官从远在长安城北的宫殿，乘坐玉辇一路浩浩荡荡往南。到了明德门，常年封闭的当中一门缓缓打开，这是专供皇帝通行的御道，门道内的石门槛极其精致，上面刻有流畅的卷草花纹，线雕鸳鸯，顶面还有浮雕的卧狮。皇帝礼节性地走过这道门，前往明德门外的圆丘坛进行祭天活动。礼毕归来，复入明德门，鼓乐高奏，导引回宫。这是皇帝难得的出宫机会，也是百姓难得的一见皇家威仪的时刻。此时的长安城，笼罩在一片端庄和祥和之中，令那些远来的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绕城水流众多】
进了明德门，便是长安的天街——朱雀大街，这条街宽约150米，连接着皇城之朱雀门、宫城之承天门，是长安的中轴。朱雀大街的路面构造取中部略高，两侧较低，略呈弧形，以便于及时排除积水。长安城中的街道，全是黄土路面，作为主干道的朱雀大街也不例外，因此，遇风则尘土飞扬，逢雨则泥泞不堪。为了避免尘土飞扬和道路泥泞，政府就在一些通衢大街的路面上铺撒细沙甬道，称为“沙堤”。但由于路面很宽，所铺沙堤，仅是路面中间或是两旁够一轨行车的甬道，所需的细沙由官牛、官车从东郊浐河中载运而来。白居易《官牛》一诗就记载了此事：“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船载沙。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
一百零八坊将这座城市分割为无数的街道，这些街道排布整齐，“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即便如是，也给人一种纵横交错的迷宫般的感觉，这些网格般的坊，都有着坊墙和四个坊门，如同今天城市里的大型楼盘社区，但是坊的面積显然更大，在规模上已经相当于一个古代县城。
坊内每户人家的院子后面还有一口“渗井”，日常生活中的污水随时流入其中。由于长安的土壤疏松，吸水力很大，经过一段时间，污水在井中就会慢慢被井壁的土壤吸收，而水中的不溶物质就会沉淀下来，待到污物堆满井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这口井封死，另外重新挖一口井。
唐代的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以实行宵禁制度闻名的城市，为了治安，唐人在夜晚只能在坊内活动，不能跨坊游走。唐代专门设立了左右金吾卫，掌皇城、宫城中及京城昼夜巡警，宵禁以鼓声为准——太阳落山的时候，敲八百声鼓给人们提醒，之后便关闭坊门；五更二点，伴随着宫城承天门的击鼓声，随后街鼓敲三千下，城门及坊市门陆续开启，宵禁结束。
尽管长安城内有着多达百万的唐人，但这座城并非全部都是住宅相连，坊内居住起来阔绰有余，于是城中遍布着果园、菜园和小块的田地。很多的官家园子，便在各坊内。《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记载：昌乐坊有官方所属的进贡梨花蜜的梨园；光宅坊有官方的葡萄园；靠近乐游原的升平坊有药园；修德坊的兴福寺不但有果园，还有藕花池，夏日的长安，这里是唐人游玩赏荷的好去处；曲江之西南的杏园，则是新进士的宴游之所。
在长安城内，隋唐两代充分利用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开凿了五条渠道，把城外八条河流中的水引入城中来。水渠流经长安的各个坊，每日清晨，坊内的居民或者在水井中打水，或者在水渠中取水，满足日常的饮用和洗濯。今天，西安仍然有唐代长安城唯一留存至今的含光门遗址下水道“过水涵洞”以及十数口唐代水井遗址。
由于绕城水流众多，长安城内有众多的人工湖泊。唐人把这些人工湖称为“池”，在长安北边，太极宫中有东、南、北三个“海池”，《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记载，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也就是说，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渊正在海池内泛舟游玩，可见这三个人工湖泊规模不小。
长安城中最著名的人工湖是全民旅游胜地——曲江池，曲江虽然是皇家苑圃，但同时也定期向平民开放。每年进士放榜后，新科进士可以去曲江杏园宴集；玄宗开始，在正月晦日（每月最后一天为晦日）、三月上巳与九月重阳三大节日，皇帝、百官和士民同游曲江，宴饮欢聚。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态度，使得常人也可以一睹皇家园林，从而让曲江成为了唐代最负盛名的园林。 长安最大的人工湖则是位于城外的定昆池。唐中宗神龙年间，安乐公主恃宠请中宗李显把汉武帝练水军的昆明池赐给她，昆明池位于长安西边，《三辅旧事》记载，汉代昆明池有22平方公里，要知道今天的西湖也才6.4平方公里。这么大的湖，中宗无法把它变成安乐公主的私产，于是安乐公主发怒，自己出钱在昆明池东南造了一个人工湖“定昆池”，从名字中亦可看出安乐公主在赌气。
中宗之所以不把昆明池给安乐公主，大概还因为昆明池是长安人的鱼塘，《唐会要》记载：“昆明池俯近都城，蒲鱼所产。”蒲鱼就是吃蒲草的湖鱼。从汉代开始，昆明池就是长安重要的鱼产地，唐初《艺文类聚·鱼》记载：“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馀给长安市，市鱼乃贱。”今天的昆明池仍然在，位于西安西边的斗门水库便是，不过剩下了不到十平方公里。
【气候之变】
唐朝中前期的时候，中国处于温暖潮湿的气候中。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当时的长安有很多梅树，唐玄宗李隆基时，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被称为“梅妃”。
诗人元稹的《和乐天秋题曲江》一诗，就提到曲江的梅花：“长安最多处，正是曲江池。”梅花虽然是冬季开放，但并不表示它耐寒，今天中国赏梅的地点多在江南，便是这个原因。与此同时，柑橘也种植于长安，杜甫在《病橘》一诗中提到李隆基种桔于蓬莱殿，但是“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说，天宝十载（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道与江南蜀道进贡的柑桔一样。但在今天的西安，梅花和柑橘已经没有踪迹了。
气象史学家刘昭民在《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一书中说：“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数都比较少，而冬无雪的年份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这种湿润使得长安城外的终南山郁郁葱葱，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让树木、灌木、藤类、青草、蕨类、地衣茂盛生长，从秦岭一直蔓延到长安城南。
然而，到了唐代中后期，长安周边的环境却逐渐开始恶化，尤其是长安城需要大量木材做建筑材料，需要大量木炭做燃料，长安周边的树木被砍伐得非常严重。唐德宗年间，德宗在太极宫造神龙寺，需要长五十尺（16米）的松木，度支使裴延龄说：“我在同州（今陕西渭南大荔县）发现了一个山谷，可有数千树木长八十尺。”德宗非常惊讶：“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意为玄宗开元、天宝时代，在长安周边五六十尺的树木就没有了，要到岚州（今山西吕梁岚县）和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去采购。
德宗之后，白居易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卖炭翁》说：“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可以看出，唐人已经开始普遍在秦岭中伐薪烧炭了。木炭是长安城使用最普遍的燃料，《开元天宝遗事》记述了唐代皇宫中取暖的场面：“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
历史地理学者龚胜生估算唐长安城中每年消耗的薪炭在40万吨上下，唐代负责京城炭薪供销的机构是司农寺下属的钩盾署，每年从市场上购买木材16萬根，又在京兆府、岐州、陇州雇佣大量壮丁，每年运输木材几十万根，如果这些还不满足长安城百官贵族的使用，那么就只能“以苑内蒿根柴兼之”。
关于长安城的人口，学界则有争论。一则因为唐代杂籍人口、流动人口无法精确统计；二则因为唐代是时间跨度漫长的朝代，长安的人口在初唐、盛唐、中晚唐规模都不一样。目前流行的说法是长安有百万人口，这个说法是指盛唐时期长安的人口。在这里我们引用唐史学者王双怀的弟子徐宏件所作统计，具体来说，开元、天宝时期长安城的人口总计约90 万人。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再加上南北衙兵共有的 7.8 万匹马，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每年需消耗粮食737万石——这几乎相当于唐朝农民全年缴纳的粮食。
真正的长安城市，不仅仅有风花雪月，还有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人们生活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每一天的吃穿住用行和最普通的家务，都必须靠覆盖广泛、结构复杂，而且常常被人忽略的基础供给网络来支撑。它就像一个古老的时钟，在复杂的齿轮推动下，缓缓向前。不断有人来，也不断有人走，就这样伴随着宫城承天门和坊市的街鼓声，过了近百年。
【大唐盛世的代名词】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久居长安数代之久的皇帝第一次因为战争抛弃了这座伟大的城市。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七，长安留守官员崔光远，宦官、高仙芝监军边令诚等人，开城投降，契丹人、安禄山大将孙孝哲率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长安。定都洛阳的安禄山命令他的官属，尽数掳掠了长安府库中的兵器甲仗、文物、图籍，后宫也被洗劫一空。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割据淮西（今河南汝南）的节度使李希烈叛变，德宗派泾原兵去解围，泾原兵路过长安时，因赏赐不周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史称“泾原之变”。《旧唐书》记载：“是日，德宗仓卒出幸，贼纵入府库辇运，极力而止。”叛军劫掠了长安的府库。在这场持续了一年的战争中，唐王朝和叛军以长安为中心，展开了占领和反攻的拉锯战，使得长安反复处于兵火中。
德宗之后近一百年，得益于唐宪宗十五年的削藩战争，重新把唐朝纳入到统一的轨道中，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被史书称为“元和中兴”。唐王朝恢复到了一种表面的平静中来。日本留学僧圆仁曾在唐朝生活过十年，他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了晚唐武宗时期长安的情形。 开成六年的立春节，圆仁记载，“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当时的长安仍然流行吃胡饼，他还看见唐武宗的舅舅、左羽林统军韦恭甫的随从：“步军并皆锦来帽子、锦袍。其大将军衣冠靴，皆绣鸟卫瑞草之文。”让圆仁感到震撼的还有唐武宗到京城南郊明德门外天坛祭天的情形——20万人的军队和随从，浩浩荡荡沿着朱雀大街往南行进，异常壮观。
正月初九，唐武宗回城后，在大明宫的正南门丹凤门城楼上宣布改年号为会昌。
当时离武宗打击佛教还有四年，正是长安佛教信仰盛行之时。圆仁记录了当时长安士人的狂热：“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当时展示了“佛牙”（佛舍利），当时的信众“有人施百石粳米、廿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杯念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
而晚唐长安的天气，逐渐从中前期的温暖湿润开始变得异常了，会昌元年的九月底，大雪下了一天一夜，树木被摧折无数。
圆仁还记录了正史没有详细记载的长安火灾。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东市被大火烧毁后，前文提到的太极宫内德宗用五十尺松木做梁柱建造的神龙寺，亦被大火吞灭。两日后，太极宫东门长乐门外又失火，把太极宫收藏的佛经、佛菩萨像烧毁。这樣连续的失火，对于长安东市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即便灾后重建，东市的规模应该也不会那么大了。
873年，大唐的天下毫无一丝平静。七月，懿宗死，僖宗继位。是岁，关东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百姓流离失所。濮州（今河南范县）私盐贩子王仙芝起兵造反。随后，屡试不第的士子黄巢等人起兵，响应王仙芝。
七年后的冬天，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长安不战而降，此前东都洛阳亦是不战而降。在黄巢占领长安期间，唐军曾反击成功短暂收复长安，但进城的唐军却因为彼时长安已经是贼都而大肆劫掠。
904年，梁太祖朱温劫唐昭宗迁都洛阳，强迫驱赶唐皇室及长安士民，拆毁长安皇家宫殿、百司衙署“按籍迁居”，拆房放木“自渭浮河而下”，过程持续了一个月有余，曾经宏伟的都城变成一片废墟。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149年中，尽管历经磨难，但长安这座城还存在，以大明宫为主体的皇城还在，但是此番之后，长安城彻底消失了。
后世无数人，曾对这座伟大的城市进行缅怀，长安成为了一个符号，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代名词。在所有缅怀者中，小说家王小波是最固执的一个。
在《红拂夜奔》里，王小波让李靖设计了三个长安，在第一个长安里没有城墙，因为城墙挡风。为了防御，每一座高塔都修得十分坚固，可以住上千人。在第二个长安里也没有城墙，因为要让水流通过，所以以巨木为栅栏，整个城市淹没在一片绿荫中——到处都是参天巨树或者是连片的绿竹。第三个长安就是人们真实居住的长安，充满了秩序感，方方正正，缺少生气。
在《万寿寺》里，长安城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周围围着灰色的砖墙。墙上有一些圆顶的城门洞，经常有一群群灰色的驴驮着粮食和柴草走进城里来。远离长安的薛嵩“给自己造了一座后园，在园里挖了一个池塘，就这样住下去；遇到了旱季里的好天气，就把长了绿霉的衣甲拿出来晒。过了一些年，薛嵩和他的兵都老了。薛嵩开始怀念那座灰色的长安城，但他总也不会忘记建功立业的雄心。”这是我读过的怀念长安的文字里，最动人的一段。
如何理解这样的感情呢？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于长安的初恋般的感受——长相思，在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