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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污染超标率”“万亿级规模市场”“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正贴着这些标签步入联合国首个“国际土壤年”。
根据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16.1%，在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的同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更加堪忧。
面对土壤污染的严峻局面，国家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环保部除了在新《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了土壤修复的内容外，日前又公布了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的制定实施也被提上日程。
土壤大范围污染超标加上国家立法的推动，业内预计将催生万亿级土壤修复市场。然而多位专家却表示，蛋糕虽大但不能盲目乐观，受制于技术、资金、商业模式等多重壁垒，土壤修复产业想在短时间内做大并不现实。
面源污染谁买单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相比，环保“三大战役”之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从2013年开始，国务院就以大中城市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等为重点，在北京、深圳等地展开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但试点情况并不理想。
据初步统计，2013年实际投放市场的土壤污染修复试点规模仅50亿元左右，2014年也只有200亿元，试点带动的市场效应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
这与环保产业基本靠政府掏钱不无关系。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蒋建东告诉笔者，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集中在地段较好的建设用地上，政府愿意买单将一些工业废弃场地修复成储备土地，再进行商业开发或住宅建设。
实际上，随着土壤修复大幕的开启，农用地释放的市场空间反而更大。目前全国有待修复的耕地面积约3.9亿亩，保守推算，市场空间约7000亿元。
但是，蒋建东说：“我国耕地修复更多是一种公益行为，由于耕地多为污染物浓度低、面积大的面源污染，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很少有人愿意出资或投入修复。”
在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郭凡礼看来，全国耕地修复需要投入10万亿元以上，一旦启动全国土壤修复工程，政府将成为最大的买单者。
然而，对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农田污染地块，许多地方政府出资修复的积极性并不高。面对庞大的修复资金，政府的财政力量也明显不足。
多位专家对笔者表示，目前，国内土壤修复的政策法规和商业模式都不甚明朗，企业大多着眼于眼前利益不愿冒险，由于缺少出资方，农药、石油等面源污染的土壤修复很难进行。
生物修复难挑大梁
不同于水和大气，土壤是90%污染物的最终受体，比如大气污染造成的污染物沉降，污水的灌溉和下渗，固体废弃物的填埋，“受害者”都是土壤。面对这一复杂的治理对象，修复技术是否先进有效就成为治理成败的关键。
生物修复被公认为是最具潜力的土壤修复技术，蒋建东表示，相较于传统的物理及化学手段，生物修复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且成本低廉。
比如针对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以通过种植蜈蚣草等超积累植物来对重金属进行吸附并去除，这种植物修复技术可以将一些不能生产粮食的废弃矿场、山区转变为耕地。
另外，在解决面源污染时，微生物修复则更为可行。蒋建东说：“通过微生物及其本身产生的活性物质酶类，可以将不便于集中处理的农药、石油等有机污染物降解为无毒的小分子化合物，或者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不过，蒋建东表示，国外的生物修复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国内却还非常滞后，目前仍极度缺乏专业的土壤生物修复公司。
杭州大地环保工程公司一位负责人对笔者坦言，虽然生物修复操作简单且费用低，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大部分企业为了赶工期，仍采取异地填埋、焚烧等手段，生物修复若无特殊要求很少采用。
因此，蒋建东认为，生物修复技术还应该在修复效率上下功夫，比如通过对降解关键酶的改造或修饰，提高微生物修复效率。另外，针对一些新型污染物，还要获取更多的微生物资源来满足不同污染种类的土壤修复。
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学专家赵其国则建议，国家在加强技术研发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实现综合集成创新。
“相较于欧美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尚属新兴行业，还没有很好的基础积累和技术储备，形成环境修复产业还需要较长时间。”赵其国说。
探讨双赢模式
面对土壤修复这一蓝海，近几年涌现出上千家土壤修复公司，全国呈现出“群狼乱舞”的局面。实际上，大部分企业都只是因为看到潜在市场而增加了积极性，真正能够捞到金的并不多。
在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看来，只有同时拥有“先进的适用技术和成套装备”“强大的投融资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良好的政府关系和内部机制”这三个要素的土壤修复企业，才具备生存下来并做大做强的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众多资本都对土壤修复蠢蠢欲动，但由于目前该产业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大部分资本呈观望状态。
对此，张益建议国家应积极探讨政府和企业合作双赢的商业模式，比如设立专项信托基金等，通过多方合力推进我国土壤修复产业的发展。
郭凡礼则建议政府把未来的利益让出一部分，这样才能吸引民间投资，比如开发区开发的利益绑定，低息贷款，或者其他利益等。
笔者了解到，一种“带资修复”的新商业模式正在萌发，如企业和政府合资开展项目，一部分资金以钱款方式支付，另外部分以土地作价。治理好的土地建成产业园区后，企业可作为开发商，在招商的时候回收另一部分利润。
不过，由于该盈利模式的周期在10～15年，有较大的时间风险，因此，该模式目前尚处于观察阶段。
根据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16.1%，在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的同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更加堪忧。
面对土壤污染的严峻局面，国家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环保部除了在新《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了土壤修复的内容外，日前又公布了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的制定实施也被提上日程。
土壤大范围污染超标加上国家立法的推动，业内预计将催生万亿级土壤修复市场。然而多位专家却表示，蛋糕虽大但不能盲目乐观，受制于技术、资金、商业模式等多重壁垒，土壤修复产业想在短时间内做大并不现实。
面源污染谁买单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相比，环保“三大战役”之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从2013年开始，国务院就以大中城市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等为重点，在北京、深圳等地展开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但试点情况并不理想。
据初步统计，2013年实际投放市场的土壤污染修复试点规模仅50亿元左右，2014年也只有200亿元，试点带动的市场效应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
这与环保产业基本靠政府掏钱不无关系。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蒋建东告诉笔者，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集中在地段较好的建设用地上，政府愿意买单将一些工业废弃场地修复成储备土地，再进行商业开发或住宅建设。
实际上，随着土壤修复大幕的开启，农用地释放的市场空间反而更大。目前全国有待修复的耕地面积约3.9亿亩，保守推算，市场空间约7000亿元。
但是，蒋建东说：“我国耕地修复更多是一种公益行为，由于耕地多为污染物浓度低、面积大的面源污染，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很少有人愿意出资或投入修复。”
在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郭凡礼看来，全国耕地修复需要投入10万亿元以上，一旦启动全国土壤修复工程，政府将成为最大的买单者。
然而，对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农田污染地块，许多地方政府出资修复的积极性并不高。面对庞大的修复资金，政府的财政力量也明显不足。
多位专家对笔者表示，目前，国内土壤修复的政策法规和商业模式都不甚明朗，企业大多着眼于眼前利益不愿冒险，由于缺少出资方，农药、石油等面源污染的土壤修复很难进行。
生物修复难挑大梁
不同于水和大气，土壤是90%污染物的最终受体，比如大气污染造成的污染物沉降，污水的灌溉和下渗，固体废弃物的填埋，“受害者”都是土壤。面对这一复杂的治理对象，修复技术是否先进有效就成为治理成败的关键。
生物修复被公认为是最具潜力的土壤修复技术，蒋建东表示，相较于传统的物理及化学手段，生物修复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且成本低廉。
比如针对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以通过种植蜈蚣草等超积累植物来对重金属进行吸附并去除，这种植物修复技术可以将一些不能生产粮食的废弃矿场、山区转变为耕地。
另外，在解决面源污染时，微生物修复则更为可行。蒋建东说：“通过微生物及其本身产生的活性物质酶类，可以将不便于集中处理的农药、石油等有机污染物降解为无毒的小分子化合物，或者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不过，蒋建东表示，国外的生物修复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国内却还非常滞后，目前仍极度缺乏专业的土壤生物修复公司。
杭州大地环保工程公司一位负责人对笔者坦言，虽然生物修复操作简单且费用低，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大部分企业为了赶工期，仍采取异地填埋、焚烧等手段，生物修复若无特殊要求很少采用。
因此，蒋建东认为，生物修复技术还应该在修复效率上下功夫，比如通过对降解关键酶的改造或修饰，提高微生物修复效率。另外，针对一些新型污染物，还要获取更多的微生物资源来满足不同污染种类的土壤修复。
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学专家赵其国则建议，国家在加强技术研发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实现综合集成创新。
“相较于欧美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尚属新兴行业，还没有很好的基础积累和技术储备，形成环境修复产业还需要较长时间。”赵其国说。
探讨双赢模式
面对土壤修复这一蓝海，近几年涌现出上千家土壤修复公司，全国呈现出“群狼乱舞”的局面。实际上，大部分企业都只是因为看到潜在市场而增加了积极性，真正能够捞到金的并不多。
在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看来，只有同时拥有“先进的适用技术和成套装备”“强大的投融资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良好的政府关系和内部机制”这三个要素的土壤修复企业，才具备生存下来并做大做强的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众多资本都对土壤修复蠢蠢欲动，但由于目前该产业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大部分资本呈观望状态。
对此，张益建议国家应积极探讨政府和企业合作双赢的商业模式，比如设立专项信托基金等，通过多方合力推进我国土壤修复产业的发展。
郭凡礼则建议政府把未来的利益让出一部分，这样才能吸引民间投资，比如开发区开发的利益绑定，低息贷款，或者其他利益等。
笔者了解到，一种“带资修复”的新商业模式正在萌发，如企业和政府合资开展项目，一部分资金以钱款方式支付，另外部分以土地作价。治理好的土地建成产业园区后，企业可作为开发商，在招商的时候回收另一部分利润。
不过，由于该盈利模式的周期在10～15年，有较大的时间风险，因此，该模式目前尚处于观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