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时展先生识荆，是在1939年，距今已六十余年。当时日寇铁蹄践踏上海、南京、杭州。我大学毕业，蜗居上海租界，目睹国土沦丧,精神极端苦闷。未几，得学校通知：浙江省会迁至山区永康方岩，凡大学毕业青年，均可前去报到，安排工作，支援国难。我泣别父母，与同学数人偕去方岩报到，当即录用在财政厅上班。其时沪杭两地至财政厅报到之大学生凡数十人。财政厅厅长黄祖培对当年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甚为重视，财政厅各课课长对及大区稽征处长都是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先生以全国优等第二名荣膺财政厅会计主任之职。其时，先生年龄与我们相仿，但他学问好，并为一大课室领导，我们见他辄屏声敛气，不敢轻慢。虽同事一年，未尝正面交谈。年底，日寇侵扰宁绍，我们女同学数人，给假遄返上海，以后再次去浙、无缘与先生再值，一别四十余年矣。
　　八十年代，我已历尽艰辛，退休回到上海，返聘为上海社科院研究人员，兼任会计教师。1981年春，我在财政部会计法会上邂逅先生，先生似甚欣慰。次日，即送我一支笔，上镌李白“下江陵”一首。此时，我与先夫包公寓居上海，先生全家在武汉。有时，先生因公来沪，或过访，我因仰先生学问，或工作及教学上有困难向先生请教，亦曾有译稿烦先生推毂刊出，以是有函件往还，1986年先夫病殁，我拟转至外地教书，函告於先生，先生瞩至中南财大任教，遂於1987年秋来武汉，任中南财大返聘教授。既抵汉乃知先生原配夫人已故，乃於翌年四月与先生结为老年伴侣。其时，我二人均已年逾七十，先生之人格道德文章，非凡人也。而我则庸碌度日，只求自保，常以为先生之言行未可理解。既归之后，先生常不自抑止其欣慰之情，遇熟友或近邻，常絮絮谈我等之往事，若不知道其须发已皤然。我则不能免俗，窃以为垂老之年，再蘸为冯妇，虽有内情，亦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必大事宜扬，以贻笑于人也。先生则不谓然，责我有封建思想，每每使我啼笑皆非。
　　先生自孩提起，便以天下为己任，爱国忧民，矢志无他。1957年上万言书，寄毛主席，反击后，自陈书稿，被定为极右。运动中先生备受批判，全家人为之蒙祸。我自到武汉，与先生论是非，先生认为作为公民，如有意见，直抒其怀，上告领导，并无错误。我则自诩明智，自谓对运动之目的抱怀疑态度，虽经一再动员，坚持不吐一言，终于幸免，处以为得策，先生闻此但笑不答。
　　既至武汉，乃知先生对外出任务，悬“五不”倡仪。所谓五不倡议者，乃指对于外出任务，必须做到如下五点：
　　一、不收稿费，讲课费，会议费；二、不住宾馆；三、不吃请；四、不受馈赠；五、不接受旅游招待。
　　当时先生外出任务甚多，各单位致酬招待名目繁杂，形成不正之风。先生提出“五不”倡议，显然欲在知识界形成一股正气，抵御不正之风。而社会上不正之风正猖獗一时，“五不”倡议，虽行之艰难，先生仍力行不悖。当时先生为江西财经学院兼职教授，江财位于江西南昌，与庐山近在咫尺。先生欣然告我，自恢复工作，辄至江财衔命公出，不下十余次，为贯彻“五不”，从未上过庐山。1988年又至南昌开会，福州杨贡淇会计师早年与我相稔，江西注会协会招待杨公至庐山游览，我欣然与他人同去，是日，先生特至财厅讲课，以避旅游。翌日返汉，我与孙辈具言庐山胜景之美，先生怒而勃然，以手击案，声色俱厉，并大声怒斥：“下次不可！”，我赧然而退。次年，到铜陵会专讲课，下车伊始，乃知东道主安排住进宾馆，先生拒不入寝，次日迁至校内招待所，甚狭窄，先生方觉欣然。1993年，我随先生至深圳授课，车至站，天已瞑，深圳湾大酒家座无虚席，只余客房一套，一宿悬价900余元，先生甚虑，拒不入匝，一宿无眠，翌晨嘱善恩将住处迁至小店楼上，每宿约百元，始释然入睡。
　　1996年夏，先生已八十有三，最后一次赴江财答辩会，同行有厦大葛教授、江财裘教授，咸以为先生未曾一上庐山为憾，行程安排，会后小游庐山，取道庐山站购票返汉，先生不得言辞，然步履已蹒跚，不良於行，仅在花径小坐。是秋，至厦大参加答辩会，会后至鼓浪屿小游，该地无舟车之劳，仅须徒步往返，轻车简从，无所糜费，先生乐甚。次日，校方又安排至武夷山游览先生峻拒。先生奉行之五不，身体力行，百折不挠，惜未为世人所接纳也。●
　　原载于《财会通讯》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