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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别具一格的一段时期，产生了名教与自然的辩论。名教所包含的概念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巫术祭祀礼仪，随着历史发展这个概念的外表有所变化，但内核一直是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则。先秦各家思想在汉初就已形成融合的趋势，名教与自然的探讨不能简单看作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争论。
关键词：魏晋时期；名教；演变
作者简介：徐丽（1990.2-），女，甘肃陇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2
中国的历史一直呈现出大一统与分裂循环的局面，而东汉末年汉帝国的解体正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裂时期的开始。“建安风骨”与“魏晋风度”产生在这最别具一格的时期。余英时先生总结这一时期的特点为，士人们突破礼教传统，“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产生了名教与自然的争论。
一、名教的产生与本质
阮籍与嵇康是这个时期中将名教与自然彻底放在对立面的两位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显示出了对当时遵于名教之治的所谓“礼法之士”的轻蔑与鄙夷。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将这些所谓的君子比喻为裤裆里的虱子，极尽嘲讽之事。世人所遵守的规则或者说是礼法制度在阮籍的眼里，无非是一种已经败坏并且被人所利用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如同坏掉的棉絮一般。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示自己天性疏懒，“刚肠嫉恶”、“不喜俗人”，不愿与这些“俗人”共事，为此不惜与好朋友绝交，也不想成为“俗人”中的一员。他的《释私论》中也阐述了君子应有广阔不隐匿的胸襟，还首次将名教与自然对举，在魏晋时期，“名教”这个概念应该理解为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但由于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族屡次篡权，尤其是司马氏族还有弑君的罪名，名教已经被司马氏利用变成了权力争夺的工具，但司马氏却还是偏偏以“忠孝”治天下，这种情形不得不让阮籍嵇康对这种所谓的名教产生怀疑和嘲讽。但是，嵇康与阮籍的思想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在阮籍与嵇康的本心中，最初是认同名教的，只不过后来由于名教被人利用改变了它原来的面目，那也可以认为，阮籍与嵇康的思想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名教”所代表的含义而已。
所以名教在被曲解以前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演变成魏晋时期被阮籍嵇康所抨击的那个含义的？而“名教”与“自然”是否可以简单地被视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概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名”和“教”这两个字的本意开始分析。
《说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可见“名”本义为，由于人在黑暗中无法看清对方，为了可以互相辨识而产生的一种自我称号，而后随着词义的引申变化，逐渐变为万物的代称，是“名”让这个混沌的世界逐渐清晰有条理了起来，为制定进一步的规则和体制做出了最基本的准备。
另外，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属皆从教。”
也就是说，“教”是社会上层实施规则下层依照规则而行事。是一种对人对他人的有意识的指引。那么综合“名”和“教”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来，“名”和“教”都是规则制度的化身，也是区分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不同的一个标志。
二、名教的起源与演变
在三代以前，人们的知识与信仰体系是万物有灵论，他们相信自己只要虔诚地祈求就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庇佑，而这个可以与上天神灵沟通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君王，他们可以识天象、知岁时，上古“君权”与“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君王通过祈雨祭祀和其他巫术活动发展出一套极其反复的仪文礼节的形式规范，称之为“巫术礼仪”。上古君王运用“巫术礼仪”获得权力，又通过权力制定“巫术礼仪”，与魏晋时期司马氏通过“名教”统治天下何其相似，我们可以认为“名教”所代表的概念也许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祭祀中的“巫术礼仪”。因此，从名教所代表的概念诞生起，就作为社会上层统治下层，并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在“名教”所代表的概念作为“巫术礼仪”出现时一定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节奏的，但是人类进步的脚步永远没有停止过，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巫术”便不再被人们所笃信，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从巫术到礼制，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而“德”和“礼”则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礼由巫演变而来，各种礼仪仪式及步骤，都源于祭祀中的语言姿态、步伐手势。由祭祀中的程序和步骤逐渐扩大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由“礼”来规范，并且仪式中每个细节的不同都代表着不同阶级的身份地位。所以“名教”所代表的制度在这个时期又转变为“礼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衰微，诸侯不再听从天子号令，齐桓晋文称霸，鲁国季氏专权，这些孔子都看在眼里，于是感叹“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谓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是社会秩序又进行了一次更新与重建，“礼”不再是可以制约人们行为的唯一标准，因为随着铁器的发现，生产力相比较以前急速增长，各地人口激增、经济发展迅速，诸侯国的实力逐渐强大于周天子。之前周天子所拥有的权力以及知识不再具有权威性，于是诸侯便可以自己制定规则，有了自己礼仪制度，而达到确立自己身份地位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名教”这个概念也随着世界的脚步在变化。
子路问政，孔子回答 “必也正名乎”，以至于后人一直認为“名教”的概念来源于儒家思想，殊不知“名教”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只不过用的是别的名字而已。不能否认儒家对于后世“名教”地位的确立有着推动作用，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名教”即等于儒家。儒家是推崇确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制度来维持社会稳定的，但这种制度并不是自儒家才开始有的。经过前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制度自有人类文明开始便存在于这个世界，只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它时而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时而又不适合，于是他自身也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
时至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结束，不仅仅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仅仅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也是由于折衷与融通已经兼容了各家，使各家界限日益淡化的结果。”至魏晋时期所讨论的儒家或道家也不单纯是先秦时期孔子或者老子的思想，因此，“名教”和“自然”不能简单被视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概括。
三、结语
每当“名教”所代表的概念不再符合当下社会的节奏时，世人便会用各种方法找到一种可以纠正规则的方法，在从巫术到仪式到百家争鸣再到名教与自然，都是我们在适应历史变迁而做出的努力。每一次的努力都会使人类文明往前迈进一大步，但这是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当事人无法感受到的，即使圣明如孔子也无法明白“礼崩乐坏”并不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我们现在应当明白的规律是世界一直是在变化当中的，总有一天当下的制度会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环境，但我们总会找到暂时的解决办法，这也是人类在一步步前进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台北，宏业书局，1966年。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4]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关键词：魏晋时期；名教；演变
作者简介：徐丽（1990.2-），女，甘肃陇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2
中国的历史一直呈现出大一统与分裂循环的局面，而东汉末年汉帝国的解体正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裂时期的开始。“建安风骨”与“魏晋风度”产生在这最别具一格的时期。余英时先生总结这一时期的特点为，士人们突破礼教传统，“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产生了名教与自然的争论。
一、名教的产生与本质
阮籍与嵇康是这个时期中将名教与自然彻底放在对立面的两位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显示出了对当时遵于名教之治的所谓“礼法之士”的轻蔑与鄙夷。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将这些所谓的君子比喻为裤裆里的虱子，极尽嘲讽之事。世人所遵守的规则或者说是礼法制度在阮籍的眼里，无非是一种已经败坏并且被人所利用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如同坏掉的棉絮一般。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示自己天性疏懒，“刚肠嫉恶”、“不喜俗人”，不愿与这些“俗人”共事，为此不惜与好朋友绝交，也不想成为“俗人”中的一员。他的《释私论》中也阐述了君子应有广阔不隐匿的胸襟，还首次将名教与自然对举，在魏晋时期，“名教”这个概念应该理解为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但由于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族屡次篡权，尤其是司马氏族还有弑君的罪名，名教已经被司马氏利用变成了权力争夺的工具，但司马氏却还是偏偏以“忠孝”治天下，这种情形不得不让阮籍嵇康对这种所谓的名教产生怀疑和嘲讽。但是，嵇康与阮籍的思想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在阮籍与嵇康的本心中，最初是认同名教的，只不过后来由于名教被人利用改变了它原来的面目，那也可以认为，阮籍与嵇康的思想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名教”所代表的含义而已。
所以名教在被曲解以前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演变成魏晋时期被阮籍嵇康所抨击的那个含义的？而“名教”与“自然”是否可以简单地被视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概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名”和“教”这两个字的本意开始分析。
《说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可见“名”本义为，由于人在黑暗中无法看清对方，为了可以互相辨识而产生的一种自我称号，而后随着词义的引申变化，逐渐变为万物的代称，是“名”让这个混沌的世界逐渐清晰有条理了起来，为制定进一步的规则和体制做出了最基本的准备。
另外，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属皆从教。”
也就是说，“教”是社会上层实施规则下层依照规则而行事。是一种对人对他人的有意识的指引。那么综合“名”和“教”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来，“名”和“教”都是规则制度的化身，也是区分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不同的一个标志。
二、名教的起源与演变
在三代以前，人们的知识与信仰体系是万物有灵论，他们相信自己只要虔诚地祈求就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庇佑，而这个可以与上天神灵沟通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君王，他们可以识天象、知岁时，上古“君权”与“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君王通过祈雨祭祀和其他巫术活动发展出一套极其反复的仪文礼节的形式规范，称之为“巫术礼仪”。上古君王运用“巫术礼仪”获得权力，又通过权力制定“巫术礼仪”，与魏晋时期司马氏通过“名教”统治天下何其相似，我们可以认为“名教”所代表的概念也许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祭祀中的“巫术礼仪”。因此，从名教所代表的概念诞生起，就作为社会上层统治下层，并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在“名教”所代表的概念作为“巫术礼仪”出现时一定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节奏的，但是人类进步的脚步永远没有停止过，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巫术”便不再被人们所笃信，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从巫术到礼制，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而“德”和“礼”则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礼由巫演变而来，各种礼仪仪式及步骤，都源于祭祀中的语言姿态、步伐手势。由祭祀中的程序和步骤逐渐扩大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由“礼”来规范，并且仪式中每个细节的不同都代表着不同阶级的身份地位。所以“名教”所代表的制度在这个时期又转变为“礼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衰微，诸侯不再听从天子号令，齐桓晋文称霸，鲁国季氏专权，这些孔子都看在眼里，于是感叹“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谓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是社会秩序又进行了一次更新与重建，“礼”不再是可以制约人们行为的唯一标准，因为随着铁器的发现，生产力相比较以前急速增长，各地人口激增、经济发展迅速，诸侯国的实力逐渐强大于周天子。之前周天子所拥有的权力以及知识不再具有权威性，于是诸侯便可以自己制定规则，有了自己礼仪制度，而达到确立自己身份地位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名教”这个概念也随着世界的脚步在变化。
子路问政，孔子回答 “必也正名乎”，以至于后人一直認为“名教”的概念来源于儒家思想，殊不知“名教”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只不过用的是别的名字而已。不能否认儒家对于后世“名教”地位的确立有着推动作用，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名教”即等于儒家。儒家是推崇确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制度来维持社会稳定的，但这种制度并不是自儒家才开始有的。经过前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制度自有人类文明开始便存在于这个世界，只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它时而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时而又不适合，于是他自身也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
时至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结束，不仅仅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仅仅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也是由于折衷与融通已经兼容了各家，使各家界限日益淡化的结果。”至魏晋时期所讨论的儒家或道家也不单纯是先秦时期孔子或者老子的思想，因此，“名教”和“自然”不能简单被视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概括。
三、结语
每当“名教”所代表的概念不再符合当下社会的节奏时，世人便会用各种方法找到一种可以纠正规则的方法，在从巫术到仪式到百家争鸣再到名教与自然，都是我们在适应历史变迁而做出的努力。每一次的努力都会使人类文明往前迈进一大步，但这是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当事人无法感受到的，即使圣明如孔子也无法明白“礼崩乐坏”并不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我们现在应当明白的规律是世界一直是在变化当中的，总有一天当下的制度会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环境，但我们总会找到暂时的解决办法，这也是人类在一步步前进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台北，宏业书局，1966年。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4]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