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避免部分县乡以下干部成为改革“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就要考虑到位，不单要解决给群众的“含金量”问题，也要考虑给基层干部的“可激励”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利益格局集团化特征已很明显。它表现在以“阶层认同”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分化。这种“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和文化利益。
　　细说起来，改革“中梗阻”除了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外，也有可能因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利益驱动，以及分众化小团体组成的“民意集团”等导致。各类“中梗阻”诉求不一，但在阻滞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归。
　　比如，针对国资国企改革，政府决策部门、国企高管、国企职工、民间资本、社会公众及国外势力，都会认为是“利益攸关方”，都有强烈的诉求表达，但动机各异、指向不同、要求不一，且都可能借助各种手段搞“统一战线”，在互相掣肘中胶着，导致改革步履维艰。
　　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单发性的，而是有影响改革设计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舆论的本领、有挟持“民意”的办法，呈现出集团式的“利益共同体”特征。要撕裂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就需要下力溶解集团式“中梗阻”。
　　集团式“中梗阻”大概可分为四种：
　　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
　　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在于凝聚共识、确定方向。在当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团团伙伙、小圈子，往往政商勾连、上下其手，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一起发力，既有“上层建筑”的谋划能力，也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实力，其干扰改革方向和重点的力量不可小觑。
　　中央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利益集团再厉害也要破，正是保证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
　　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
　　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囿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出现了不顾大局、向内部“利益捍卫者”妥协的情况，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
　　比如，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实施细则时，有的不积极作为，转发文件了事，使基层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货、搭便车，把对本部门有利益有好处的东西添进去，借机为部门甚至小集团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义，遇到对本部门有削权减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细则或执行中做“调和”处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脱离实际和群众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没释放红利，反而让老百姓添堵；等等。
　　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
　　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拨农村危改款，有的农民获批一万元到手只有五千，有些村民连房都住不上，还有干部索要“好处费”。“苍蝇”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打折扣。
　　在推进改革上，当前，仍有少数县乡以下基层干部无心部署和落实改革，或是担心风险大，会激化各群体的利益矛盾；或是担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烧身；或是担心没好处，反而削了自己的权。十八大之后，“为官不易”的喟叹，在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群体中很有市场。
　　对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的乱作为、不作为的深层原因和社会环境，要特别关注。不过，不能停留于简单批判。县乡以下的基层干部直面一线群众、承受的压力大，工作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地位不高、收入偏低，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群众，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决各种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们常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有些不切实际的措施，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面临两难。
　　因此，要溶解这种“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就要考虑到位，不单要解决给群众的“含金量”问题，也要考虑给基层干部“可激励”的问题。
　　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
　　我们常常看到，每逢政府举行听证会，常会引起一波汹涌舆情；每遇推进一项重大项目，或强或弱变成社会热点。而参乎其中的，总少不了有关无关人员以及民间舆论场的支持。
　　由分众化、碎片化小团体汇合成的“民意集团”，对改革的梗阻影响常表现为“失落情绪”的无厘头宣泄，它主要源自对改革期待的不满足。如国企下岗职工、二代农民工等，盼望解决再就业、彻底打破“户籍歧视”、农民工市民化，如果迟迟不解决，就可能对改革“心灰意冷”，产生“被抛弃感”。这种“群体性盲动”，会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会舆论，影响改革推进。
　　对这部分群体，应按习总书记强调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把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普通百姓、弱势群体、“失落群体”，实实在在成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体”，在不断增强“获得感”過程中，溶解梗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