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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每天都看到靳埭强的设计。
中国银行的行标，就出自他手。1980年代初，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12家中资银行推行电脑化联营，邀请当时在香港乃至国际都已累积了声望的靳埭强设计标识。这个标识首先在香港使用，1986年，被中国银行总行选定为行标，几年后，靳又为其设计从中延展出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
那时，内地企业文化的概念还未兴盛，靳埭强在设计的时候没有太多企业文化可参考，便从最直接的两点出发：中国银行的“中国”和“银”—于是设计出这个古方孔钱与“中”字结合的造型。看似轻巧，却把中国文化与西方设计技巧融为一体，实际上，这是中国银行业史上第一个银行标志，至今仍被视为典范。
在设计界，大家都习惯称靳埭强为“靳叔”，70余岁的他走路不快，平平和和，总眯眼笑。他在国内外获奖无数，登上包括《Communication Arts》和日本《意念》等业界权威杂志，《IDEA》选他为世界平面设计师百杰，他也是第一个名列《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的华人。因靳埭强对设计界的突出贡献，他分别在1999年和2010年获香港特区颁授的铜紫荆星章勋衔和银紫荆星章勋衔。
这次靳埭强在广州的个展名为“问道”，梳理了他从业四十多个年头的创作线索。他的设计涉猎多元，平面、空间、立体设计，再到包装设计、商标设计，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创立自己的公司后，又有商业和文化推广项目找上门来，到上世纪80年代更是发展到品牌、商业定位、策划设计整间店等。
靳埭强说他做设计的每个阶段都在问问题、寻找答案，是为“问道”。现在人们想到他的作品，或许都会想起他把水墨与西方设计技巧结合，清雅、简洁。其实他也曾经只把西方、现代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在上世纪70年代“艺术回归”到中国文化，最近他想从商业项目抽身，更加用心关心自然、生活和人。
问起他现在的创作状态，年过七十的靳叔嘿嘿一笑，“现在我放得很松，我觉得我的锻炼有一点成功了”，一份谦逊，一份顽童般的小得意。
展览现场，有观众嘀咕，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走中国风，靳叔的东西就是不土呢？
土？其实在靳叔最开始学设计的上世纪60年代，他也觉得“中国很多落后的感觉”，就往西方现代化走。那时他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的王无邪，学习的多是德国包豪斯设计理论。走上设计师之路后，又有8年时间跟着德国回来的老板，当时他把全盘西化现代化当作是问题的解答，也在香港闯出名气。但在1972年左右征战国际竞赛失利后，他开始反省，向自己发问—原来是丢了根—他找书找资料，回头看中国文化，现在他说那是“艺术回归”。上世纪80年代当他终于去纽约，在众多艺术博物馆驻足的时候，他发觉这些追求已经过去了。
靳埭强
著名平面设计师，1942年生于广东番禺，1957年定居香港。在国内外获奖无数，登上包括《Communication Arts》和日本《意念》等业界权威杂志，《IDEA》选他为世界平面设计师百杰，他也是第一个名列《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的华人。
不过，在艺术回归后，他的创作也不是中国图腾的简单拼贴，而是另有文化意涵。比如他1985年设计的《水墨的年代》吕寿琨纪念展海报里，下方一个黑色圆形墨砚，上方用毛笔点出火种形状的红点，对照水墨画，其颜、形似莲叶和莲花，暗藏靳叔想说的一句“出淤泥而不染”。
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作品里更多了些他亲近的水墨元素。水墨画可以说是靳叔家承，爷爷在番禺报恩祠画壁画，靳叔上一代又有岭南画派大师靳永年，耳濡目染，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拥抱西化设计的同期，他还师从吕寿琨学习水墨画，只不过当时他的水墨创作和设计有分界。他也是一个水墨画家，用山水画氤氲出文字形状，是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之一，后来他也打破分界，将其用在了他的平面设计中，比如“妙法自然—设计师与书法家董阳孜海报邀请展”中展出的作品。
“水墨是80年代中期开始肯定的，”靳叔说，“但我觉得不应该单去看用什么素材，用墨还是用毛笔，而是我已经有一个概念性的东方思想”。靳叔指向展馆里一幅1992年的作品，当时他在北京，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课，他从问题出发诱发创作，思考的是“应该教给学生们什么？”他在这张作品中折断一只尺子，撕破一张纸—他要他们勇破陈规。作品中并没有水墨，但中国文化里不破不立的哲学却直达观者，更巧的是，断尺和破纸还组成了授课地北京的缩写BJ。
“不是用图腾”，靳叔说。早年的西方现代化功底也在其中帮忙，靳叔用寥寥几字概括中西共通：“都是审美，都是点线面”。符合审美，思想铺底，土或不土，大抵和元素无关。
展览现场高挂着几句靳叔说过的话，其中有句，“设计和做裁缝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为他人量身定做”。
靳叔在做设计师之前，还做过多年的裁缝。在他眼中，设计不同于纯艺术，很多时候不能只考虑自己，在商业个案里更是不一定能为设计而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有艺术家的态度，要求自己要有突破，否则只是合格完成任务而已，但也要“多听”，量体裁衣。
当年，靳叔和他的公司为香港老牌饼家荣华饼家设计新商标、新包装和机构形象，由于荣华原有蓝色背景和大月亮牡丹花已经深入人心，新设计特意保留了原有的部分元素，同时融入新的理念。在为其设计了旅游品牌系列包装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附送有荣华商标的木饼印。一个饼印的成本才一元，却让外国顾客觉得很有趣，提升了许多销量，还顺道宣传了荣华品牌。
“你做设计为他者做，不是为自己做”，靳叔说。那“我”摆在哪里呢？靳叔又眯眼笑，“我自己在创作里面，自然地融合在里面，没有‘我’的不是‘我’的作品，但是你不能把自己放得很大，是一个小我。”在汕头大学教书时，他还开了一门《设计伦理》的课程，教导学生一个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有何权利义务。
或许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近些年来，靳叔关心宇宙、人、他者，做了许多文化和公益的项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997年一幅环保主题的《爱大地之母》，一弧淡墨，红点其中，这里的红点不再是莲，而是母亲的乳头；1991年的作品《爱护自然》，靳叔使用了自己生活中收藏的石头，用宣纸层层包裹，再点上红点，这里的红点却似包扎后渗血的伤口，又似良知之眼，都是红、白、黑三色，却道出许多情怀，简洁却不似西方极简主义的绝对，曲折浓淡之间，他说，是感性的东西。
接近尾声时，靳叔起身调整展品摆放的位置，有人惊讶于他“眼睛厉害，定位极准”—他基本不需要量度，就算摆好量度差不了多少。
他注重手、眼、心。“我们当年学习设计要求动手来做东西，我都不是最精通的，但是我都能做得出来。现在年轻人要动手做这个东西，做不了。他们依赖鼠标，电脑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手跟眼睛，跟你的心联合。”到现在，靳叔在设计过程中，也常是在稿纸上先画，标注应该调整的地方，再选最佳一份扫入电脑。
上世纪70年代末起，靳叔就常北上在学院等机构交流、授课，后来也在内地开设公司，“我就把我在香港能做到的可以带回来，这个是播种”，在设计教育发展的同时，忧虑也在：“我觉得现在设计教育的基础不好。最基层的理论，在审美和完美要求这方面，其实电脑有很多不足他们不知道，以为它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它们还不是完美，你太相信它了，变得没有判断力”。
中国银行的行标，就出自他手。1980年代初，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12家中资银行推行电脑化联营，邀请当时在香港乃至国际都已累积了声望的靳埭强设计标识。这个标识首先在香港使用，1986年，被中国银行总行选定为行标，几年后，靳又为其设计从中延展出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
那时，内地企业文化的概念还未兴盛，靳埭强在设计的时候没有太多企业文化可参考，便从最直接的两点出发：中国银行的“中国”和“银”—于是设计出这个古方孔钱与“中”字结合的造型。看似轻巧，却把中国文化与西方设计技巧融为一体，实际上，这是中国银行业史上第一个银行标志，至今仍被视为典范。
在设计界，大家都习惯称靳埭强为“靳叔”，70余岁的他走路不快，平平和和，总眯眼笑。他在国内外获奖无数，登上包括《Communication Arts》和日本《意念》等业界权威杂志，《IDEA》选他为世界平面设计师百杰，他也是第一个名列《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的华人。因靳埭强对设计界的突出贡献，他分别在1999年和2010年获香港特区颁授的铜紫荆星章勋衔和银紫荆星章勋衔。
这次靳埭强在广州的个展名为“问道”，梳理了他从业四十多个年头的创作线索。他的设计涉猎多元，平面、空间、立体设计，再到包装设计、商标设计，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创立自己的公司后，又有商业和文化推广项目找上门来，到上世纪80年代更是发展到品牌、商业定位、策划设计整间店等。
靳埭强说他做设计的每个阶段都在问问题、寻找答案，是为“问道”。现在人们想到他的作品，或许都会想起他把水墨与西方设计技巧结合，清雅、简洁。其实他也曾经只把西方、现代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在上世纪70年代“艺术回归”到中国文化，最近他想从商业项目抽身，更加用心关心自然、生活和人。
问起他现在的创作状态，年过七十的靳叔嘿嘿一笑，“现在我放得很松，我觉得我的锻炼有一点成功了”，一份谦逊，一份顽童般的小得意。
不只是水墨
展览现场，有观众嘀咕，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走中国风，靳叔的东西就是不土呢？
土？其实在靳叔最开始学设计的上世纪60年代，他也觉得“中国很多落后的感觉”，就往西方现代化走。那时他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的王无邪，学习的多是德国包豪斯设计理论。走上设计师之路后，又有8年时间跟着德国回来的老板，当时他把全盘西化现代化当作是问题的解答，也在香港闯出名气。但在1972年左右征战国际竞赛失利后，他开始反省，向自己发问—原来是丢了根—他找书找资料，回头看中国文化，现在他说那是“艺术回归”。上世纪80年代当他终于去纽约，在众多艺术博物馆驻足的时候，他发觉这些追求已经过去了。
著名平面设计师，1942年生于广东番禺，1957年定居香港。在国内外获奖无数，登上包括《Communication Arts》和日本《意念》等业界权威杂志，《IDEA》选他为世界平面设计师百杰，他也是第一个名列《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的华人。
不过，在艺术回归后，他的创作也不是中国图腾的简单拼贴，而是另有文化意涵。比如他1985年设计的《水墨的年代》吕寿琨纪念展海报里，下方一个黑色圆形墨砚，上方用毛笔点出火种形状的红点，对照水墨画，其颜、形似莲叶和莲花，暗藏靳叔想说的一句“出淤泥而不染”。
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作品里更多了些他亲近的水墨元素。水墨画可以说是靳叔家承，爷爷在番禺报恩祠画壁画，靳叔上一代又有岭南画派大师靳永年，耳濡目染，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拥抱西化设计的同期，他还师从吕寿琨学习水墨画，只不过当时他的水墨创作和设计有分界。他也是一个水墨画家，用山水画氤氲出文字形状，是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之一，后来他也打破分界，将其用在了他的平面设计中，比如“妙法自然—设计师与书法家董阳孜海报邀请展”中展出的作品。
“水墨是80年代中期开始肯定的，”靳叔说，“但我觉得不应该单去看用什么素材，用墨还是用毛笔，而是我已经有一个概念性的东方思想”。靳叔指向展馆里一幅1992年的作品，当时他在北京，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课，他从问题出发诱发创作，思考的是“应该教给学生们什么？”他在这张作品中折断一只尺子，撕破一张纸—他要他们勇破陈规。作品中并没有水墨，但中国文化里不破不立的哲学却直达观者，更巧的是，断尺和破纸还组成了授课地北京的缩写BJ。
“不是用图腾”，靳叔说。早年的西方现代化功底也在其中帮忙，靳叔用寥寥几字概括中西共通：“都是审美，都是点线面”。符合审美，思想铺底，土或不土，大抵和元素无关。
设计也是“量体裁衣”
展览现场高挂着几句靳叔说过的话，其中有句，“设计和做裁缝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为他人量身定做”。
靳叔在做设计师之前，还做过多年的裁缝。在他眼中，设计不同于纯艺术，很多时候不能只考虑自己，在商业个案里更是不一定能为设计而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有艺术家的态度，要求自己要有突破，否则只是合格完成任务而已，但也要“多听”，量体裁衣。
当年，靳叔和他的公司为香港老牌饼家荣华饼家设计新商标、新包装和机构形象，由于荣华原有蓝色背景和大月亮牡丹花已经深入人心，新设计特意保留了原有的部分元素，同时融入新的理念。在为其设计了旅游品牌系列包装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附送有荣华商标的木饼印。一个饼印的成本才一元，却让外国顾客觉得很有趣，提升了许多销量，还顺道宣传了荣华品牌。
“你做设计为他者做，不是为自己做”，靳叔说。那“我”摆在哪里呢？靳叔又眯眼笑，“我自己在创作里面，自然地融合在里面，没有‘我’的不是‘我’的作品，但是你不能把自己放得很大，是一个小我。”在汕头大学教书时，他还开了一门《设计伦理》的课程，教导学生一个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有何权利义务。
或许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近些年来，靳叔关心宇宙、人、他者，做了许多文化和公益的项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997年一幅环保主题的《爱大地之母》，一弧淡墨，红点其中，这里的红点不再是莲，而是母亲的乳头；1991年的作品《爱护自然》，靳叔使用了自己生活中收藏的石头，用宣纸层层包裹，再点上红点，这里的红点却似包扎后渗血的伤口，又似良知之眼，都是红、白、黑三色，却道出许多情怀，简洁却不似西方极简主义的绝对，曲折浓淡之间，他说，是感性的东西。
接近尾声时，靳叔起身调整展品摆放的位置，有人惊讶于他“眼睛厉害，定位极准”—他基本不需要量度，就算摆好量度差不了多少。
他注重手、眼、心。“我们当年学习设计要求动手来做东西，我都不是最精通的，但是我都能做得出来。现在年轻人要动手做这个东西，做不了。他们依赖鼠标，电脑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手跟眼睛，跟你的心联合。”到现在，靳叔在设计过程中，也常是在稿纸上先画，标注应该调整的地方，再选最佳一份扫入电脑。
上世纪70年代末起，靳叔就常北上在学院等机构交流、授课，后来也在内地开设公司，“我就把我在香港能做到的可以带回来，这个是播种”，在设计教育发展的同时，忧虑也在：“我觉得现在设计教育的基础不好。最基层的理论，在审美和完美要求这方面，其实电脑有很多不足他们不知道，以为它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它们还不是完美，你太相信它了，变得没有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