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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归有光《贞女论》反对未嫁而守贞起,清代毛奇龄、汪中等又对归有光之论继续发挥和论证,认为《礼记》并不赞成室女守贞.桐城派许多作家也卷入了清代室女守贞之争,是清代学者中坚持室女守贞的主要力量.清初至民国初年,从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到管同、姚椿、姚莹、刘开、方宗诚、姚永概等都有对室女是否应当守贞或从死的讨论.所有的桐城派作家基本上都赞成室女守贞之行,但不同的时期有理论差异和程度的不同.桐城派作家虽于考证经文并无更多贡献,对道德的要求却愈晚近愈极端.桐城派作家所坚持的贞女论通过各种途径逐渐扩散并形成普遍道德规则,推动了贞女现象越演越烈.这体现出礼治从国家权力到士人再到民俗的延伸和控制,且这种民俗的形成并不随着政权更迭而结束,而是有为时更长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