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的梦　　华　子
　　
　　我最近迷上了针线女红，就像怀孕害口想吃酸枣一样，我发疯似的想要买一台缝纫机。母亲家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那还是1972年买的，据说当时是姥爷连续当了几次学习哲学的先进分子，厂里特批给他一张缝纫机票，他花了四五个月工资买回家的。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她很想以缝纫机作为嫁妆，结果遭到我的几个姨娘的一致反对，那时缝纫机可是家里的大件呵。
　　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的那年冬天。我妈借口要给我做棉袄，终于把姥姥家的缝纫机搬回了我们家。来年清明节少先队员扫墓的时候，我穿上了由缝纫机做的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簇新的红绸子领巾，那份志得意满就算是后来穿着CK、戴着Gucci，都远不如之。
　　现在，这台缝纫机机头镀的亮金属已经严重剥落，到处锈迹斑斑，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机身上的五合板有许多地方已经四分五裂，破败不堪。只有缝纫机面上的木板，因为经年累月的使用显得油光锃亮，似乎有老红木的神韵——尽管它也仅仅是五合板而已。
　　我上网一搜才发现，今日“蝴蝶”早已成明日黄花。曾经缔造“蝴蝶牌”辉煌的协吕缝纫机厂已经不存在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个建制于1917年、几经风雨的缝纫机厂，由于在竞争中落后、生产成本过高而在国家安排下进行了转制，和当时著名的“飞人”、“蜜蜂”两个缝纫机品牌被轻工业局合并，不再组织生产了。
　　我到商厦花2188元买了一台日本“兄弟牌”缝纫机，幸亏在掏钱的最后一刻我脑子比较清醒，没有把那台1万多元带电脑绣花功能的缝纫机搬回家。我买的是缝纫功能最全的一款，带60种针迹，全自动。售货员说了，把布放上去，上好线，选好压脚，开动机器，人就可以袖手旁观，完全不用像老式缝纫机那样脚踩踏板，眼盯针迹，左手扶布，右手转轮——小脑不协调的人，还真玩不转。回家的路上，我跟老公转述这些优点，本想洗脱一下购物狂的罪名，结果得到的回复是：“合着你的作用就是掏钱，我的作用就是搬东西，整个俩废物。”
　　我当然不是废物，机器买回家以后我研究了一晚上说明书，我决定先做个靠垫一试身手。有志者事竟成，5个小时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处女作。半夜12点，我倚在新做好的靠垫上，那个美，那个幸福，那个骄傲呀。到底是自己的劳动结果，我亲手做的靠垫简直和商场里那只一直没舍得买的二百多元的瑞典软垫有一拼。
　　或许是因为兴奋过度，美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自己今晚睡不着觉了。
　　
　　两个时代的知识竞赛　　刘广易
　　
　　1981年，《中国青年报》举办过一次百科知识竞赛，在报纸上登出了100道问题。我那时求知欲旺盛，一口气能背下来150首唐诗，圆周率能背出小数点后100位数字，此外还有整个元素周期表和1500个英语单词。
　　我用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把那100道题全做出来了。当时，全中国参加比赛的估计有100万人。在王府井书店门口，聚集了许多参赛者，他们拿着那张印着题目的报纸互相学习互相借鉴，那里就是知识的海洋。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上下打量我，然后问：“第96题，小说《堂吉诃德》的作者是谁?”我连忙回答：“塞万提斯。”他摇摇头：“你这样回答很不严谨，应该是朱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这是小说家的全名。”我连忙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问：“朱盖尔德是哪几个字?”他很认真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好这位西班牙伟大作家的全名。
　　晚上回到家，我就在塞万提斯前面加上朱盖尔德后面加上萨维德拉。20多年前可没有复印机，所有的答案都直接写到报纸留下的空白处。100道题做完了，修改完了，报纸已经又脏又破了，我赶在比赛截止日期之前把答案塞到一个信封里寄到报社。后来，我并没有获奖，连个纪念奖都没拿到。
　　现在我也狂看各种电视知识竞赛，大多数题目对着电脑搜索就能找出答案。我最喜欢的节目是北京电视台春妮主持的“SK状元榜”，参加比赛的都是高中生。一次，有一道动手题目：一根细细的金属管立着，1米多长，主持人拿一个塑料圈套到管子上，一松手，塑料圈很快就落到地上了。主持人问：“不许使用任何工具，能否让塑料圈落地的时间超过1秒?”我脑子飞快地转，这时候要是插一条广告让我想想就好了。就在这时，只见一个小男生走上台接过塑料圈套在管子上，一转，塑料圈在金属管上旋转着落地，太潇洒了，他根本没给其他参赛选手试一试的机会。
　　我建议，以后的电视知识竞赛应该杜绝那些塞万提斯类的题目，全改成动作题，反应迟钝的家伙根本没资格参加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