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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刘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天堂与权力》)一书作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他多次被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级百位思想家”。《天堂与权力》主要围绕美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打交道、美国的单极地位是否会衰弱以及衰弱后的世界秩序将会朝何方发展等主要论题所展开。
“仁慈的霸权”
简言之,卡根在《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提出,美国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虽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咄咄逼人,但这却是之于国际秩序运转不无益处的“仁慈的霸权”,有助于世界的整体稳定与和谐。如他所言,“美国人确实扮演者国际警察的角色……美国人试图将某种和平和正义强加到他们所认为的没有法制的世界,歹徒需要被枪炮来进行威慑或者消灭”(第49页)。“美国是一个有道德良心的霸权国家……美国是一个不断自由、进步的国家,以至于美国人崇尚权力,他们相信权力是实现一个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必需手段”(第56—57页)。从中可见,卡根的内在思考理路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作为中性存在的权力赋予道德意味,也就是存在“善的权力”与“恶的权力”之分,而美国则执掌着“善的权力”惩恶扬善、驱除恶魔,为人类带来希望和繁荣。
依此逻辑继续推演下去,卡根认定美国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主张美国对外政策应主动拓宽自由世界与民主制度的边界,从而成为全球扩展自由秩序的灯塔,将美国人对正义与和平的理解推展至全世界。卡根的这一“美国优越论”在早先北美殖民地时期所谓“山巅之城”的引以为傲中其实就已见诸端倪。不同于当时的欧洲,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美的移民们将新大陆看作是和老旧的欧洲迥然不同的希望之乡,充满未知和机遇,而在过了百多年之后的今天,“美国优越论”已经升级为“美国使命论”,它在于表明美国作为地球一员的卓尔不群,也说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其不可推卸的使命,而这是其他国家力不能及的。
因此,国际社会近些年来所谈论的美国国力衰弱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与事实不符,它仅仅是一种人们心理层面的担忧与疑虑,美国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和引领世界秩序的走向。
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
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又该如何实现“仁慈的霸权”?在卡根看来,其主要方式为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
“真正的安全和防卫以及自由秩序的推进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第2页)。卡根在书中毫不讳言美国依凭武力和权力等“硬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示,甚至赤裸裸的宣称只有拥有和使用武力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颇有“震慑”“遏制”和“以暴制暴”之意味,而这就是新保守主义者所笃定的信念,他们崇尚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和强权意志,一切凭实力说话。虽有让人不舒服之感,但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无法回避。在就国际纷争的解决上,卡根肯定美国截至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行动自主性,并未受到过多国际惯例和通行游戏规则的束缚,这种独立行事风格与其世界警察的角色也正相符。进而言之,美国通过单极国家的主宰力量而非多边机制下的多国合作来实现“仁慈的霸权”,借此推行美国式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自由民主价值,意欲达成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一旦此套秩序崩解,美国也将陷入衰弱。“至于美国,现在则将无止境地依赖武力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工具,倾向于单边主义而不愿意投身于国际法”(第9页)。“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他们不太愿意通过国际性机构进行活动”(第3页)。
如果说美国人更偏爱使用军事力量,以法、德为首的传统欧洲大陆国家则更愿意运用谈判、外交和劝服等方式而非强迫他人来影响其外交行为。与美国不同,欧洲的方式是微妙和间接的,更为谦卑、冷静、也更能容忍失败。“欧洲人认为,同欧洲相比,美国在外交上的耐心更低,会更快地诉诸武力”(第3页)。欧美之间的不同实则也反映了西方阵营内部并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铁板一块,这一来是双方实力的差距所致——欧洲自二战结束以后便长期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更不用说战后经济复兴也是得益于马歇尔计划的全方位援助。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时刻面对来自苏联军事威胁的欧洲早已不复1 9世纪以前殖民时代之雄风,而是需要来自美国的战略保护。应该说,正是冷战不仅使东西方分裂为两大壁垒森严的敌对阵营,而且也使欧洲沦为美国的“附庸”。此外,双方在世界观方面存有本质差异。对于应该如何治理世界、国际机制以及国际法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处理国际事务时如何在使用武力和外交手段之间保持平衡等问题上都有较大分歧。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更愿意将武力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工具,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敌人”已不复存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诸如“无赖国家”“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的出现。
新保守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一体两面
从大的方面来说,美国外交政策自建国之后二百多年来的谱系传承存在汉密尔顿传统(现实主义)、威尔逊传统(国际主义)、杰斐逊传统(孤立主义)和杰克逊传统(民族主义)这四种思想传统。不同策略路线的形成与发展也是美国自身国力演变和总统个人秉性性格的折射,各传统之间也并非绝然对立,互相排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吸收、借鉴与叠加。
就当下而论,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条主线分别是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者虽似不同派别,但犹硬币之一体两面,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共同配合、相辅相成,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非单一路线的产物,而是取得最大公约数后的融合。新保守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分别囊括了来自自由国际主义所倡导的美国有责任改造世界的观点,以及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的美国应该用军事力量维护全球秩序的论调,也强调民族主义所倡导的尊重国家主权的理念,以有限全球政府(Limited Global Governance)而非以国际组织为中心来调控管理世界。其与自由国际主义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区别仅在于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外交优先还是武力优先,它们都服务于一个终极目标——即最大限度地维护和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昭示我们在观察美国历届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对外政策时需要透过现象认准其“里子”,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来相机因应。
综上所述,贯穿《天堂与权力》一书的核心是为美国辩护。他在书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核心是由美国所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自由民主制度;一旦美国衰弱,这一体系也将随之瓦解,而最为危险的情况在于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的存在对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冲击;为了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美国以及它的盟友有必要共同维护美国的实力和地位。
吴强: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仁慈的霸权”
简言之,卡根在《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提出,美国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虽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咄咄逼人,但这却是之于国际秩序运转不无益处的“仁慈的霸权”,有助于世界的整体稳定与和谐。如他所言,“美国人确实扮演者国际警察的角色……美国人试图将某种和平和正义强加到他们所认为的没有法制的世界,歹徒需要被枪炮来进行威慑或者消灭”(第49页)。“美国是一个有道德良心的霸权国家……美国是一个不断自由、进步的国家,以至于美国人崇尚权力,他们相信权力是实现一个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必需手段”(第56—57页)。从中可见,卡根的内在思考理路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作为中性存在的权力赋予道德意味,也就是存在“善的权力”与“恶的权力”之分,而美国则执掌着“善的权力”惩恶扬善、驱除恶魔,为人类带来希望和繁荣。
依此逻辑继续推演下去,卡根认定美国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主张美国对外政策应主动拓宽自由世界与民主制度的边界,从而成为全球扩展自由秩序的灯塔,将美国人对正义与和平的理解推展至全世界。卡根的这一“美国优越论”在早先北美殖民地时期所谓“山巅之城”的引以为傲中其实就已见诸端倪。不同于当时的欧洲,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美的移民们将新大陆看作是和老旧的欧洲迥然不同的希望之乡,充满未知和机遇,而在过了百多年之后的今天,“美国优越论”已经升级为“美国使命论”,它在于表明美国作为地球一员的卓尔不群,也说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其不可推卸的使命,而这是其他国家力不能及的。
因此,国际社会近些年来所谈论的美国国力衰弱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与事实不符,它仅仅是一种人们心理层面的担忧与疑虑,美国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和引领世界秩序的走向。
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
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又该如何实现“仁慈的霸权”?在卡根看来,其主要方式为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
“真正的安全和防卫以及自由秩序的推进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第2页)。卡根在书中毫不讳言美国依凭武力和权力等“硬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示,甚至赤裸裸的宣称只有拥有和使用武力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颇有“震慑”“遏制”和“以暴制暴”之意味,而这就是新保守主义者所笃定的信念,他们崇尚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和强权意志,一切凭实力说话。虽有让人不舒服之感,但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无法回避。在就国际纷争的解决上,卡根肯定美国截至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行动自主性,并未受到过多国际惯例和通行游戏规则的束缚,这种独立行事风格与其世界警察的角色也正相符。进而言之,美国通过单极国家的主宰力量而非多边机制下的多国合作来实现“仁慈的霸权”,借此推行美国式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自由民主价值,意欲达成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一旦此套秩序崩解,美国也将陷入衰弱。“至于美国,现在则将无止境地依赖武力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工具,倾向于单边主义而不愿意投身于国际法”(第9页)。“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他们不太愿意通过国际性机构进行活动”(第3页)。
如果说美国人更偏爱使用军事力量,以法、德为首的传统欧洲大陆国家则更愿意运用谈判、外交和劝服等方式而非强迫他人来影响其外交行为。与美国不同,欧洲的方式是微妙和间接的,更为谦卑、冷静、也更能容忍失败。“欧洲人认为,同欧洲相比,美国在外交上的耐心更低,会更快地诉诸武力”(第3页)。欧美之间的不同实则也反映了西方阵营内部并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铁板一块,这一来是双方实力的差距所致——欧洲自二战结束以后便长期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更不用说战后经济复兴也是得益于马歇尔计划的全方位援助。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时刻面对来自苏联军事威胁的欧洲早已不复1 9世纪以前殖民时代之雄风,而是需要来自美国的战略保护。应该说,正是冷战不仅使东西方分裂为两大壁垒森严的敌对阵营,而且也使欧洲沦为美国的“附庸”。此外,双方在世界观方面存有本质差异。对于应该如何治理世界、国际机制以及国际法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处理国际事务时如何在使用武力和外交手段之间保持平衡等问题上都有较大分歧。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更愿意将武力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工具,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敌人”已不复存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诸如“无赖国家”“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的出现。
新保守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一体两面
从大的方面来说,美国外交政策自建国之后二百多年来的谱系传承存在汉密尔顿传统(现实主义)、威尔逊传统(国际主义)、杰斐逊传统(孤立主义)和杰克逊传统(民族主义)这四种思想传统。不同策略路线的形成与发展也是美国自身国力演变和总统个人秉性性格的折射,各传统之间也并非绝然对立,互相排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吸收、借鉴与叠加。
就当下而论,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条主线分别是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者虽似不同派别,但犹硬币之一体两面,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共同配合、相辅相成,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非单一路线的产物,而是取得最大公约数后的融合。新保守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分别囊括了来自自由国际主义所倡导的美国有责任改造世界的观点,以及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的美国应该用军事力量维护全球秩序的论调,也强调民族主义所倡导的尊重国家主权的理念,以有限全球政府(Limited Global Governance)而非以国际组织为中心来调控管理世界。其与自由国际主义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区别仅在于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外交优先还是武力优先,它们都服务于一个终极目标——即最大限度地维护和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昭示我们在观察美国历届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对外政策时需要透过现象认准其“里子”,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来相机因应。
综上所述,贯穿《天堂与权力》一书的核心是为美国辩护。他在书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核心是由美国所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自由民主制度;一旦美国衰弱,这一体系也将随之瓦解,而最为危险的情况在于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国家的存在对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冲击;为了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美国以及它的盟友有必要共同维护美国的实力和地位。
吴强: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