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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结束一场无望的单相思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一头扎进书海。秋季开学后，他考入了清华研究院，学习人类学，这是冷门，学生只有他一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
在一次聚会上，费孝通结识了高鼻深目、古典气质的王同惠，她比他低两届。一个受革命思想影响，有着学术救国的雄心壮志;一个肯用思想，对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相识后，他们常常就人口问题展开辩论，被学问这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两个书呆子的交流越来越多。圣诞节时，他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目的是为几天前的一场争论找到依据，以此说服她。尽管只是淳朴的同学关系，但他喜欢那种为了学问各执己见、旗鼓相当的感觉。至于其他，并未多想。
孰料，一本书打动了王同惠，她发现了他的不平常。那时，费孝通刚刚翻译完《社会变迁》，译稿尚未出版，王同惠近水楼台，要求先睹为快。费孝通建议她借来英文原本，边阅边校，将来可以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恰好此时，王同惠也在翻译许让的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她主张“对等原则”，让法文刚刚入门的他对照原文，边学边抄，算作他们的另一个合译本。
在这互相促进中，爱情枝叶悄然生长。每逢假日，不是他骑车到未名湖畔找她相叙，就是她去他在清华的实验室谈笑。大雪天，他站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她，心被温暖和幸福包裹，丝毫不觉寒冷，学校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也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 “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那段时间，也成為他一生中“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两年后，费孝通得到了一个去大瑶山考察的机会。得知这个消息，王同惠格外兴奋，申请一同前往。她有个愿望，希望他们能写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去大瑶山作调研，无疑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好机会。可是，以同学身份同行，难免引起非议，爱情已水到渠成，他们不约而同想到结婚。1935年8月，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由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
蜜月里，新婚二人踏上了去广西大瑶山的路。考察困难重重，人类学调查需要对人群进行体质检查，因为当地人的排斥，工作难以展开。王同惠的女性身份和语言天才成为便利，她耐心地解释，主动帮村民干活，很快获得瑶民的信任和好感。奔走在村落间，他们与瑶民同吃同住，“夜卧土屋，日吃淡饭”，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的身影，让遥远空寂的大瑶山，温馨又生动。他们更是有了爱的结晶，他想让她先回北平休养，但她坚持说：“我要和你在一起。”
1935年12月16日，两人在向导和挑夫的带领下，向另一个村落转移，山路陡峭，怀有身孕的她已累得气喘吁吁，他扶着她坐在石头上歇息，不料起身时，茫茫竹林中，已不见了向导和挑夫的影子。摸索前行中，天渐渐黑下来，看到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时，他立刻上前推门，孰料，石头木块轰然压下，他误入了瑶族猎户为捕兽设的陷阱。他身受重伤，她奋力搬开他身上的巨石，把他移到安全地带，救夫心切，她决定一个人去寻求援助。临别时，她安慰他：“我们是生死夫妻。”果然心诚则灵，第二天上午，一位放牛的瑶族妇女发现了他，他得救了。可是，她却音信全无。瑶民派出村里所有的青壮年搜寻，7天后，终于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涧边，找到了她的遗体。那里，距离他们迷路的竹林足足6个小时路程，细心的瑶民发现，在野藤横生的荒岭，有一条她用身体拖爬而成的“路”。
爱情成为绝唱，24岁的她魂归大瑶山。拖着重伤之躯，他将她安葬在梧州白鹤山，并亲笔撰写了碑文：“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妻竟怀爱而终，伤哉！”短短200字，诉尽离殇。她去世那天，他们结婚仅仅108天。“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伤情好转后，费孝通开始整理他们在考察中搜集的资料，和着血泪和思念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俗等，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书出版时，署名王同惠，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社会学的历史丰碑上。他说：“她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去世，我就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动力。”在触不可及的彼岸，她依然盛开，依然在引领他。
1936年秋天，费孝通赴英国留学，两年后学成归国。不久，他撰写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学界为之轰动，此书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书的扉页，他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尽管战争使得生活动荡，学术道路坎坷，但他从未想过离开祖国，因为这里，是他的情感所系。
为了照顾他的生活，1939年，在大哥介绍下，在印尼当过老师的孟吟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年后，女儿出生，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孩子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其后几十年，身处乱世，惊涛骇浪，直到1979年，终于迎来“第二次学术生命”。被通知搬家前，整理书架上的旧书时，一沓发黄的稿纸惊现眼前，那正是40多年前，他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没有惊喜，只觉悲从中来，看着上面王同惠的笔迹，一时之间，疑在梦中。手抚这一沓纸页黄脆的稿子，耳边又响起当年王同惠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呢？”“为同惠圆梦是我的责任。”1997年，王同惠离世62年后，这本译著终于付梓，在万字长序《青春作伴好还乡》中，他回顾了他们的相识相爱，即使天人永隔半个多世纪，学问这条线仍旧牵着彼此，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瑶山有他们的青春芳华，不顾年迈，费孝通5上瑶山祭奠亡妻。“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曾经深爱，永远刻骨铭心，此时回首，长久的一生，也只是短暂一瞬。
2005年4月，费孝通去世，临终遗愿是，把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这一次，他们再不分开。
（编辑/张金余）
在一次聚会上，费孝通结识了高鼻深目、古典气质的王同惠，她比他低两届。一个受革命思想影响，有着学术救国的雄心壮志;一个肯用思想，对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相识后，他们常常就人口问题展开辩论，被学问这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两个书呆子的交流越来越多。圣诞节时，他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目的是为几天前的一场争论找到依据，以此说服她。尽管只是淳朴的同学关系，但他喜欢那种为了学问各执己见、旗鼓相当的感觉。至于其他，并未多想。
孰料，一本书打动了王同惠，她发现了他的不平常。那时，费孝通刚刚翻译完《社会变迁》，译稿尚未出版，王同惠近水楼台，要求先睹为快。费孝通建议她借来英文原本，边阅边校，将来可以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恰好此时，王同惠也在翻译许让的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她主张“对等原则”，让法文刚刚入门的他对照原文，边学边抄，算作他们的另一个合译本。
在这互相促进中，爱情枝叶悄然生长。每逢假日，不是他骑车到未名湖畔找她相叙，就是她去他在清华的实验室谈笑。大雪天，他站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她，心被温暖和幸福包裹，丝毫不觉寒冷，学校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也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 “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那段时间，也成為他一生中“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两年后，费孝通得到了一个去大瑶山考察的机会。得知这个消息，王同惠格外兴奋，申请一同前往。她有个愿望，希望他们能写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去大瑶山作调研，无疑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好机会。可是，以同学身份同行，难免引起非议，爱情已水到渠成，他们不约而同想到结婚。1935年8月，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由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
蜜月里，新婚二人踏上了去广西大瑶山的路。考察困难重重，人类学调查需要对人群进行体质检查，因为当地人的排斥，工作难以展开。王同惠的女性身份和语言天才成为便利，她耐心地解释，主动帮村民干活，很快获得瑶民的信任和好感。奔走在村落间，他们与瑶民同吃同住，“夜卧土屋，日吃淡饭”，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的身影，让遥远空寂的大瑶山，温馨又生动。他们更是有了爱的结晶，他想让她先回北平休养，但她坚持说：“我要和你在一起。”
1935年12月16日，两人在向导和挑夫的带领下，向另一个村落转移，山路陡峭，怀有身孕的她已累得气喘吁吁，他扶着她坐在石头上歇息，不料起身时，茫茫竹林中，已不见了向导和挑夫的影子。摸索前行中，天渐渐黑下来，看到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时，他立刻上前推门，孰料，石头木块轰然压下，他误入了瑶族猎户为捕兽设的陷阱。他身受重伤，她奋力搬开他身上的巨石，把他移到安全地带，救夫心切，她决定一个人去寻求援助。临别时，她安慰他：“我们是生死夫妻。”果然心诚则灵，第二天上午，一位放牛的瑶族妇女发现了他，他得救了。可是，她却音信全无。瑶民派出村里所有的青壮年搜寻，7天后，终于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涧边，找到了她的遗体。那里，距离他们迷路的竹林足足6个小时路程，细心的瑶民发现，在野藤横生的荒岭，有一条她用身体拖爬而成的“路”。
爱情成为绝唱，24岁的她魂归大瑶山。拖着重伤之躯，他将她安葬在梧州白鹤山，并亲笔撰写了碑文：“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妻竟怀爱而终，伤哉！”短短200字，诉尽离殇。她去世那天，他们结婚仅仅108天。“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伤情好转后，费孝通开始整理他们在考察中搜集的资料，和着血泪和思念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俗等，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书出版时，署名王同惠，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社会学的历史丰碑上。他说：“她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去世，我就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动力。”在触不可及的彼岸，她依然盛开，依然在引领他。
1936年秋天，费孝通赴英国留学，两年后学成归国。不久，他撰写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学界为之轰动，此书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书的扉页，他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尽管战争使得生活动荡，学术道路坎坷，但他从未想过离开祖国，因为这里，是他的情感所系。
为了照顾他的生活，1939年，在大哥介绍下，在印尼当过老师的孟吟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年后，女儿出生，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孩子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其后几十年，身处乱世，惊涛骇浪，直到1979年，终于迎来“第二次学术生命”。被通知搬家前，整理书架上的旧书时，一沓发黄的稿纸惊现眼前，那正是40多年前，他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没有惊喜，只觉悲从中来，看着上面王同惠的笔迹，一时之间，疑在梦中。手抚这一沓纸页黄脆的稿子，耳边又响起当年王同惠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呢？”“为同惠圆梦是我的责任。”1997年，王同惠离世62年后，这本译著终于付梓，在万字长序《青春作伴好还乡》中，他回顾了他们的相识相爱，即使天人永隔半个多世纪，学问这条线仍旧牵着彼此，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瑶山有他们的青春芳华，不顾年迈，费孝通5上瑶山祭奠亡妻。“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曾经深爱，永远刻骨铭心，此时回首，长久的一生，也只是短暂一瞬。
2005年4月，费孝通去世，临终遗愿是，把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这一次，他们再不分开。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