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苗子夫妇始于十年前，仰仗于吴祖光、冯亦代先生。他们都是四十年代重庆“二流堂”的堂友。是年，我应某出版社之约，选编一本《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出版者要求有若干比例当代名家的新作，苗子便成了圈点的对象。当时，他远在布里斯班，我鞭长莫及，请吴、冯两先生出面为我搭桥，双管齐下。苗子先生在艺术圈内是尊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马到成功。不久，苗子便寄来他的书法佳作，我净手焚香虔诚展读。先生书的是“墨池飞出北溟鱼”七个大字。亦隶亦篆，似文似图，古色古香，一种“不俗文章淡似仙”的典型的苗子风格，题字的内容与书名又雅贴。十分遗憾，上款没按我的要求行事，写的是“应某某出版社之命而作”，将书名易为社名。我不知是他年迈健忘还是忙中出错。在拆读他附信时始知，苗子是有意而为之。“承嘱落上款贵书《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因涉及个人标榜（冒充名人），所以写了社名作上款，请谅。”人有不欲斯为品。苗子，这个瘦小的广东小老头形象，刹那间在我眼前变得高大起来。令人尴尬的是这部书稿折腾了四年，出版社怕赔本，终以流产告终。1997年我与先生晤面时，特说及此事，恳请宽谅。苗子摸了摸后脑勺，笑了笑，说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一言带过。我明白，他这是给我铺台阶呢。“经霜更知秋月明”，这是苗子给我的第一印象。
　　1994年我策划一套“双叶丛书”（夫妇作家散文合集），诚邀苗子夫妇加盟，与他的好友萧乾、吴祖光、冯亦代伉俪组成一辑。他欣然首肯。苗子十分推崇苏东坡，序内引苏词“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句，故冠他与郁风的散文合集名《陌上花》。集内，设若干栏目，有“蚁堂清梦”一栏，收其游记及有关人物札记。当初，我不知“蚁堂”典出何处，又乏不耻下问精神请教，照抄了事。三年后，我读先生的《苗子说林》一书的序言时顿有所悟。臆测“蚁堂”是苗子的书斋名，但我又无从知苗子以此为斋名的典故，是堂如蚁穴之窄小，还是人如蝼蚁之卑微？或是先生自谦之词，也许兼而有之，我想。细品他的序，耐人寻味，大写特写“斗蚁”，精彩之至。十年浩劫时，苗子被人“幽”于一隅，他没有负隅顽抗，在每日一小时“放风”时间内尽情找乐。他发现潮湿的围墙内常有蚂蚁出没，便“阴谋阳谋尽出”，先置一小块窝窝头于甲蚁穴侧，等它们倾巢领受恩惠时，经他大手一拨弄，又把这块窝窝头连同蚂蚁挪到乙蚁穴……蚁们即文攻武卫“万马战犹酣”。他蹲下欣赏，陶醉于“其乐无穷”中。画家丰富想象的天性，令他由彼及此而及己。想到自己与蚁竟属同类，想到足下的土地就如大罗马的斗兽场……在先前的“其乐无穷”背后藏着不尽的悲哀。我想这个细节，对考证“蚁堂”抑或是一把钥匙呐。
　　人云弥勒“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苗子似乎略胜一筹，笑人亦笑自己。此为印象二也。
　　苗子给我的第三印象是哲思和幽默。
　　“墨池飞出北溟鱼”一句，本来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是咏怀素和尚草书的。我要说的是苗子爱读书，博览古今中外。书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鉴此，苗子的墨池，才“养”出了一个书家、画家、作家和美术理论家的苗子。他也许称不上北溟鱼，但确是一条非同凡响的鱼。他们夫妇的书画展早飞出京华这方墨池，形迹已在港台乃至澳洲、德国、法国、韩国和美国的艺术大海中游弋，备受推崇。苗子曾赐我一画册，他的有些作品最初我读不懂。后来读了他的有关自述性文字，洞天豁开：他的某幅别致的画作必定是他某段人生特定时期心路历程的结晶。
　　他是画漫画出身的，幽默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一些画作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妙，他的文章有“无机性自闲”的幽境。《陌上花》是他与夫人的散文合集，他在文末写道：“从前有人说过‘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他将其点化为“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除了吵架的时候”，故潇洒地一挥手说，读者“还是先看郁风的文章吧”，一派绅士风度。平时在家他无大无小，与儿孙讲民主、平等。一次在布里斯班寓所厨房里，他头扎大花巾，鼻孔下粘着假胡子，扮着意大利厨师，让小孙女妍妍装作顾客，出演一出含饴弄孙的喜剧。他的散文名篇《遗嘱》令读者捧腹、喷饭。他与生前好友相约，趁活着的时候，约定某日，各人带上为朋友做的挽联或漫画，大家掏出来，互相欣赏一番，以此为乐。大概活着时被住房困扰过，《遗嘱》中令家人“用空玻璃瓶作‘寐宫’”，又突发奇想，说告别仪式是“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马桶边，默哀毕，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此《遗嘱》已成绝唱。他似言犹未尽，又立《后遗嘱》，嘱“六不”：不发讣闻，不念悼词，不买灰盒，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在家里挂遗像。并警告后人，如不认真执行“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他还自幽一默：说他生前个子矮，死后只挂半身像，“让人看不出他是个矬子！”
　　苗子九十在望，黄苗子不“黄”，正“绿”呢！
　　“九十曾留千载笔，十年更进百龄篇。”
　　上文写了须眉，下面再谈巾帼。
　　在编《陌上花》散文集时，苗子一度想把书名拟为《夫妻老婆店》，煞是有趣。我看苗子郁风是天生一对。“人生岁月闲难得，天下皆知老更亲。”他们度过了五十年金婚，令多少人羡慕、眼红。我对郁风的印象跟苗子差不多，这很合乎国情：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郁风书、画、文俱精到，与苗子不相仲伯。五十多年一口锅里搅勺子（夸大了，应扣除被“幽”的七年）搅得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说那字迹，也酷似。每每来信，两人共同署名，我就分不清是谁执笔的。时下，郁风八十有五，垂垂老矣。但一手字流利、隽秀，比芳龄女性的要有魅力得多，谈吐轻慢，有吴侬软语粘糯之韵。郁风自己不这么看，她说自己老了，脾气较躁，她与苗子现在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时而“吵架”，我看这“吵”是为寂寞的两人世界生活的一种调剂，是在找乐。夫妇之间，见到对方像迎宾先生（小姐）一样，信手一抹就是一把含“金”的笑容，哪还有真情？我看郁风在苗子面前有点要强、撒娇。苗子有怪癖，喜欢在写作时吃瓜子，写得越深入，吃得越带劲，“几乎是一个字一颗瓜子”。郁风在他案头备一小箩，让他存放杂物。苗子写作进入角色后，哪会管得了这些，便少不了天女散花。桌上地下，砚台里，抽屉中，星罗棋布，有洁癖的郁风难以忍受，少不了叨唠、提醒和警告。苗子就嫌其啰唆。这就免不了“战争”。啰唆也是爱。郁风的“啰唆”，我领教过，烦而不腻，她婆婆妈妈却总在为他人着想：记得选编《陌上花》书稿时，她分二三批寄出，每批均有目录清单。最后一批列有一张偌大的多项目的表格：篇名、原发刊物、日期、字数等，为我编书时提供方便。表格上还用4种不同颜色的彩笔，一一标明A、B、C、D，某图片插某处，甚而连该用异体字的地方，都作了备忘。汉字、阿拉伯字及拉丁文全用上了，目的是怕我混淆，凡有笔误处均用涂改液更正，清清爽爽，一如其人简洁、端庄。因此，我编起来很省心，合作得十分愉快。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思维如此清晰，做事如此认真，真罕见。
　　郁风者，郁郁葱葱也。
　　郁风给我的另一印象是对故土的眷恋，对师友的缅怀，人情味浓得化不开。特别是对她三叔郁达夫先生的情结似胜过对其父。近年来，她精心搜集郁达夫的佚文，编辑出版了《郁达夫海外文集》，写了许多怀念三叔郁达夫的文字。在新作《时间的切片》一书中，写怀念三叔的文字竟占一个单元之多。从三十年代至今，人们对郁达夫的“颓废、感伤、耽于醇酒和妇人”形成了“公论”；而郁风坚定认为达夫是“一个真正的文人”，是一个爱国的烈士。随着岁月的更替，一些历史资料日益浮出水面，她很关注这些。她认为对郁达夫的一些不实之词应予推翻，还其本来面目。这绝非是为“亲者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郁达夫不仅是她的三叔，是她的文学启蒙人，也是她的月老——三十年代是郁达夫在上海把她带到亭子间画家们的聚居处而结识苗子的。多重感情的累叠，她怎能忘怀三叔达夫呢。
　　苗子郁风这对中国美术界耀眼的“双子星座”，现下已在北京定居，华屋宽敞、明亮，典雅、舒适，可谓安居乐业了。苗子说他对北京最有感情，北京的老朋友多，有文化内涵，作为国际大都市已和世界接轨，加上网络、信息一体化了，看书、写作十分方便。他不想再“飞来飞去”了。苗子一生爱读书，嗜藏书。他竟毅然把1000多本线装书全捐给香港大学图书馆，潇洒地说：“走后一身轻，干干净净。”
　　郁风前些日子病了，一个马大哈医生同她开了场不大不小的玩笑，让她白挨了一刀，害得她连沪上为她与苗子办的书画展开幕式都未能出席。幸现已痊愈，又忙于笔耕。她说，他们夫妇现在什么都不缺，唯缺的是时间。
　　“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他们夫妇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八秩康弦春不老，四时健旺福无穷！”谨借此句作为对他们夫妇的颂祝。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29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