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初，庞德来到巴黎，在此他邂逅了艾略特、乔伊斯和海明威等一些后来成为世界文学大师的年轻人。不得不说的是，庞德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都给予了很多鼓励和帮助。1924年，庞德定居在意大利的拉帕罗。5年之后，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世界从美国到欧洲弥漫着消沉之气。作为一名有抱负的诗人，庞德关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诗歌，这时他对政治与经济的热情不亚于文学。这一时期的庞德对墨索里尼政府的措施和政策表示赞赏，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执行的法令要比罗斯福提倡的“新政”更有利于社会。诚然，彼时的庞德只看到了法西斯表面上的繁荣，却没有窥见他们残害人类的本质。因此，对于庞德为法西斯主义唱颂歌的行为我们必须予以严厉批判。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庞德对中国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认真研究儒学，似乎觉得孔子的学说可以指导混乱状态下的人们挣脱迷惘。比如，他曾这样评价孔子，“孔子讲秩序、尊重人才，他靠‘仁’来治理国家，而不是诉诸武力……他追求创新，追求‘日日新’”。如此看来，此时的庞德是想借助儒家的思想智慧来拯救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
　　由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于1945年准备逮捕和审讯庞德，并打算以叛国罪指控他。此后，庞德先被送往位于意大利的比萨监狱，接着又被押至美国华盛顿受审。1946年2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审判官们认定庞德心智不健全，于是将他送到圣·伊丽莎白精神医院监禁，在那里庞德待了12年之久。1958年，经由各方周旋，法院宣布放弃对庞德的指控，并允许这位已72岁高龄的诗人重返意大利。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时期是庞德出成果较多的阶段，他的英译本《大学》《中庸》以及部分《孟子》均在这一时期完成；此外，他还着手翻译《诗经》，并专门请了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大学生帮他审校译文，1954年这部由庞德翻译的《诗经》正式出版。1967年，庞德发表了《诗章》第117章。1972年，庞德在威尼斯去世，享年87岁。

译介华夏古籍

　　庞德对华夏古籍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诗及儒家经典的翻译方面。1915年4月，庞德的中国古诗翻译集《华夏集》得以出版，这本集子收录了19首中国古诗，所涉及的诗人包括李白、陶渊明、卢照邻、王维和郭璞等。这些诗是庞德从费诺洛萨遗稿的近150首诗歌注解中精选出来的，所以他的译诗一经问世立即获得了如潮的好评。例如，艾略特就曾称赞《华夏集》是“20世纪诗歌的杰出典范”，并认为“庞德的中国诗翻译丰富了英语诗歌，就像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丰富发展了英语诗歌一样”。钱德尔也认为，“庞德的汉诗英译抓住了作品的神韵”。汉学家谢文彤则指出，“庞德作为诗人译者所具有的对诗歌的敏锐弥补了他种种语言错误所带来的损失”。甚至连对庞德本人很不友好的美国著名诗人雷克斯·罗斯也不得不承认，《华夏集》是20世纪最好的诗集之一。当然，庞德《华夏集》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以中国古诗为参照，丰富发展了他的诗歌理论，不断进行英语自由诗创作技巧方面的探索。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使他在创作中汲取了中国诗的精髓，在西方刮起了一阵强劲的中国风，成为西方中国诗的“发明者”，因为在庞德以前，“中国并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样式流行于英语国家” 。综上而论，《华夏集》既是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成功，同时也可看作是庞德对英美诗坛“持久的贡献”。

《诗章》中的中国

　　庞德于1915年开始创作《诗章》，时年30岁。他当时正侨居伦敦，开展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庞德看来，为了给现代主义新诗运动以强大的声援，他本人必须创作一首堪与荷马史诗以及但丁《神曲》相媲美的伟大诗篇，否则现代诗歌运动将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诗章》应运而生。然而，这部英美现代诗歌扛鼎之作的身世一直有些扑朔迷离，庞德自己从未说过到哪一章结束。结果他到老还未写完，因此只能说直到诗人辞世，《诗章》就到那章为止。
　　我们可以通过《诗章》中涉及中华文明的相关篇目，来管窥庞德眼中的中国。《诗章》第13章被庞德称为在所有已完成的诗章中最富“道德意义”的一篇。它的主题是儒家学说，主要人物是孔子；第49章中有对中国田园生活的呈现，以兹对比西方世界贪婪的生活；接着在第51章表明高利贷是违背自然和光明的；在第52—61章（中国诗章）里，诗人认为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是中国历代最兴盛的时期，而道教和佛教则削弱了王朝的光芒。此外，庞德从中国第一个皇帝追溯到清政府，指出雍正皇帝是其中最理想的帝王；第74—84章（比萨诗章）中，诗人对欧洲的现代社會唱了一曲挽歌，他把振兴文化的希望寄托到孔子的思想上；第85—95章（凿石篇），诗人在该篇的前半部分重新解读了美国和中国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于后半部分反思了自己的梦想；第96—109章（御座篇），庞德将中国帝王的务实行为与欧洲中世纪的光明追求者做对比，并再次强调应把儒家伦理作为西方民众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第110—117章（草稿与片段），诗人对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纳西族为代表的文明表示同情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于原始文明的向往。
　　由上可见，庞德《诗章》中有关中国文化的元素多不胜举，但归结起来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即“孔子形象”和“中国历史”。其中，以“孔子形象”更为突出。具体来说，儒家经典作品的翻译令庞德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对他创作《诗章》产生了重要影响。庞德信仰和推崇儒学，他不仅把孔子奉为最高神明，而且还把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全部归功于儒家。庞德在西方极力推崇儒学的宗旨就在于以中国历史为镜鉴，反对以欧洲中心主义为精神支柱的基督教，让西方统治者学习东方圣儒孔子的智慧。总之，庞德以儒家思想为支撑，公然与在西方占据重要地位的基督教文明相抗争，足以见得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备至。不难看出，庞德的意愿是使来自东方古国的“杏花”能够在西方得以重新绽放。但这项任务必将是很艰巨的， 因为它意味的不只是保持，而是再创造。庞德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回想起自己为之所做的努力：
　　我曾试图写出天堂/别动/让风说话/那就是天堂。/让众神原谅/我做过的事/让那些我爱的人原谅/我做过的事。
　　这是 《诗章》第117章中的片段。庞德在风声中找到了天堂，这风从东方吹到西方，吹来了中国的文明之花。不管庞德最后做的是否成功，但他的付出确实值得我们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