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药家鑫案。哼哼，我就在网上闹，此人不死，天理不容！”
　　“中国前40年，狠斗私批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不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北京苏家沱镇，稻香湖马场方圆百亩，星垂苍茫，万籁俱寂。王冀豫马靴紧缚，话语掷地有声。
　　一个杀人犯在讨论另一个杀人犯。二者的时间跨度，恰如这天——2011年5月16日距离发起文化大革命已过45周年。
　　
　　“文革”武斗，我打死过人
　　“喂，我是黑子。请问找我什么事？”
　　2008年的一天，王冀豫接到了自己插队时的伙伴、《工人日报》老记者吴琰的电话。
　　吴琰向他转达民间学者王克明（他俩共同的朋友）的请求。王克明正组织一系列稿件，预备出书。而这批稿件的作者，必须亲历“文革”，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对那段岁月有所反思。
　　“我们持有一种理念，拒绝遗忘。”事后，吴琰谈起。
　　一如既往，王冀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更痛快的是，他在电话那厢坦言：“‘文革’武斗中，我打死过人。”
　　“我心想，我算找对人了。”尽管，吴琰听后大为震惊。那次组稿，她极少遇到如此率性的作者，“对于在‘文革’中的作为，有些人会刻意掩饰，还有些人想彻底忘记。”
　　未几，她便收到了王冀豫写的《背负杀人的自责》——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與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某急匆匆到我家：“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