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身衣》中的“隐身”之意，表面上是在音乐世界中建立精神乌托邦，深层分析则是一种反乌托邦书写。一方面，《隐身衣》中的精神乌托邦是建立在意外与巧合之上的，因其不稳定性与临时性而被游戏化和虚幻化;另一方面，所谓的“隐身”，不仅是隐藏在音乐世界中，还隐藏于与过往和未来都割断了联系的现时之中，将个体从历史中抽离，使其从具有历史性的现代个体变为没有历史的后现代人。在与现实的妥协中进行的反乌托邦想象，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与历史感知。
　　关键词：格非 《隐身衣》 反乌托邦书写
　　《隐身衣》是格非创作转型之后的重要代表作，评论界对此也有所论述，但是对其“隐身”之意的分析较少。“隐身”是一个颇受作家欢迎的写作题材。在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隐身人》中，“隐身”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作恶工具。疯狂热爱科学发明的科学家格里芬，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发明了隐身术，并想借其称霸世界，结果却落得众叛亲离，在人们的喊打声中含愤而死。中国作家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则视“隐身”为一种洁身自好、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杨绛的“隐身衣”以卑微为料，因为“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便可在喧嚣人世沉淀下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这是经历沧桑磨砺之后的彻悟。那么，在格非的《隐身衣》中，“隐身”又作何解呢？
　　有论者认为，格非从“江南三部曲”到《隐身衣》经历了一个从乌托邦叙事到反乌托邦叙事，再重归乌托邦叙事的演变过程：在社会乌托邦崩塌之时，于音乐世界建立精神乌托邦。
　　西方古典音乐并非整日忙于生计的市井平民所能欣赏得了的，而且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音响器材与配件，也非常人所能消费得起。那么出身贫寒的“我”是如何成为发烧友，又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呢？据文中介绍，“我”小时候因缅怀去世的父亲，并在父亲生前同事的指点下学会了修理无线电器，而且在这一方面也很有天赋。在20世纪90年代古典音乐的热潮中，“我”成了一名发烧友，并且靠给人定制胆机而发了财。但是这股潮流很快就退却了，人们在音乐上的审美趣味发生巨变，在“我”看来这是严重的退步和堕落。离婚后，“我”将房产留给前妻，只带走了那些音响器材，过起寄人篱下的生活。因此无论在精神趣味上还是物质经济上，“我”都与当下社会发生了严重的脱节。面对姐姐与姐夫的驱赶，以及与发小关系的决裂，“我”走向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在《隐身衣》中，过着“隐身”生活的除了叙述者“我”之外，还有牟其善、丁采臣与毁容女三人。正是这三个人，让“我”在人生低谷期得以逆转命运。北京商人牟其善是位有名望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传闻说他穿着一件隐身衣，使别人看不见他。隐身衣也许是人们对权力者的夸张描述，但是在发烧友的圈子里，牟其善却很是平易近人。在攀登贡嘎山时，他不幸遭遇雪崩而离世。正是这场意外，让“我”得以购得他所珍藏的一对天朗AUTOGRAPH，使“我”在日后将要露宿街头之时能够用它们换得一笔资金。而这对音箱的买主丁采臣，那个与《倩女幽魂》中的宁采臣有着某种联系的男人，则是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同牟其善一样，丁采臣事业有成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房子不仅远离市区，藏在山里，而且建筑方式奇特：从屋外无法窥探屋内，但是从屋里却能一览窗外的风景。丁采臣是个音乐外行，但是他在第一次听到萨蒂的《玄秘曲》时却精准地感受到这首钢琴曲像是裹着雾一样，并且十分欣赏这首神秘感十足的曲子。但是在午餐时，谦逊温和的丁采臣却因为被服务员禁止吸烟这件小事而变得“狰狞”，更恰当地说是变得“痛苦”。被禁止吸烟只是一个导火索，让丁采臣真正失控的是他内心即将爆发的压抑和神经质。由此再重新审视他那座建筑奇特的别墅，会发现丁采臣就像是一个生活在暗堡中的潜伏者。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居生活，更像是一种恐惧外界的心理疾病。这种黑暗的氛围也许就是丁采臣同《倩女幽魂》这部电影的相通之处。这让人不由觉得，丁采臣带有鬼气。而毫无征兆的自杀，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没有计划，突如其来，就像一场游戏。正是丁采臣无由头的死，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丁采臣死后，“我”搬进了那所十分适合隐居生活的房子，并和房子的女主人——那个毁了容的女人结婚生子。毁容女与“我”貌美的前妻是完全不同的人，她虽相貌吓人，却是一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与“我”有着相同的精神趣味。“我”与毁容女的结合，意味着“我”从表面色相超脱出来，进入到了纯净的精神世界中。
　　正是这些意外与巧合让“我”得以摆脱经济困境，“隐身”于精神乌托邦中。巧合与意外是格非作为先锋小说家经常使用的、具有解构意义的叙事手法。而格非在《隐身衣》中，将以往用于文体实验的解构技巧拓展到了对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人的精神救赎层面，究竟是一种新的建构还是解构呢？若是将其解读为一种新的建构的话，那么建立在意外与巧合之上的乌托邦世界则被蒙上了一层虚幻的面纱，因根基不牢而摇摇欲坠。多年后，“我”收到了丁采臣欠的那笔尾款。这意味着丁采臣也许还活着，而占据了他的生活的“我”則面临着随时被驱赶的潜在威胁。这表明“我”的“隐身”生活是在占据他人位置之后的一种临时的安逸，更进一步证明格非在《隐身衣》中构建起的精神乌托邦其实是一种幻境。
　　《隐身衣》中所谓的精神乌托邦不仅因其建立在意外与巧合之上而被游戏化、虚幻化，而且还将主体从时间中抽离，在深刻的历史层面上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想象。从“江南三部曲”的社会乌托邦到《隐身衣》的精神乌托邦，是从集体的历史性救赎到个体的非历史性救赎的转变。“江南三部曲”中的秀米与谭功达虽然是革命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但是他们却努力地尝试着融入历史之中，具有为集体牺牲的精神。而在《隐身衣》中，在社会中处于相对下层地位的“我”对相对上层地位上的丁采臣的房子的占有，则是一种社会阶层的越位。这一方面说明了精神乌托邦必须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则表明在意外与巧合之上建立的精神乌托邦只能是个体的救赎之法，而无法从整体对社会阶层的固化进行历史性的改变，而且此时的个体已非历史主体。 　　在姐姐催“我”搬家之前，“我”似乎可以在“隐身衣”的遮蔽下远离现实过着精神自足的生活。但是现实的拮据让“我”不得不卖掉最珍爱的AUTOGRAPH来维持生活之时，“我”其实是在“通过不断的让渡自己的‘内在’（精神层面）来获得‘外在’（现实层面）生活下去的可能性”。所以《隐身衣》最终在音乐世界中建立起的精神乌托邦，其实是“我”向现实妥协的结果。而“我”“是一个既不能在外部完成其个人生活，也很可能无法在其内部完成个人生活的人”，因而“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个人”。这部小说中所讲的“隐身衣”，除了音乐的“隐身衣”之外，还有时间的“隐身衣”。在“我”占据了丁采臣的位置之后，便穿上了这件时间的“隐身衣”。曾经，“我”隐身在自己的历史记忆中（对前妻、母亲、父亲的追忆）躲避现实。而丁采臣自杀后，“我”便安心地隐身于现在，停止了对过往的追忆，更没有对未来的打算。这种没有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念。詹明信认为这种时间观如同精神分裂症，因为“后现代主义是指符和意符的分离和意符的消失”“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头脑中只有纯粹的、孤立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已经失踪了，只剩下永久的现在或纯的现在和纯的指符的连续”。丁采臣诡异的“自杀”与现代历史的自我终结相暗合，让“我”从一个不完整的现代个体成了一个没有历史性的后现代人。
　　历史的消解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妥协之上的。每当“我”想将丁采臣的死弄明白的时候，妻子就会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乱就让他乱吧！你要是爱钻牛角尖，想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事若求全何所乐？”最后“我”也认同了这种观点，当那位教授又发牢骚评天论地的时候，“我”用一种活明白了的胜利者姿态对他说：“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
　　至此我们发现，所谓的精神乌托邦，就是在向现实妥协之后获得的临时的宁静。这其实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书写。向现实妥协，并不是格非一位作家的转变，另一位先锋作家余华在二十多年前就有所表现。余华在《活着》中一改以往的血腥与暴力，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同情表达了对“活着”本身的认同。安于现状，其实是消解历史的一种方式。曾经的先锋文学对历史意义的消解是一种英雄式的反抗，而转型之后向现实妥协则是一种更为成熟和深刻的生存体验。格非在《隐身衣》中进行的反乌托邦书写的意义便在于此——声有哀乐，世事无解，在现实的无奈中表述历史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