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有人问岳飞，何时才能天下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太平矣。”岳飞这句有名的话见于其孙岳珂所编《金佗稡编》卷九。这是岳飞的期许。这种期许折射出文官中饱私囊与武官贪生怕死的污浊现实。
　　过了近百年，到了南宋后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吴兴备志》卷五记载，杨万里的长子杨长孺担任湖州知州，打击地方豪强，与皇族秀王发生冲突。秀王打算向这个不晓事的知州行贿，便派人问，“要钱否”，杨长孺回答不要。这件事传到宋宁宗的耳中。这位皇帝感慨说：“不要钱，是好官。”
　　从南宋初到南宋末，一前一后的两句话，表明包括皇帝在内，好官的标准就是，不要钱。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正如那句戏言，钱并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则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宋宁宗复述杨长孺的话，评价其“不要钱，是好官”，是指不贪婪，不聚敛，而并非完全排斥金钱。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岳飞所说的“不爱钱”。
　　杨长孺是南宋时代有名的廉吏，这一点也是传承家风。《东南纪闻》卷一说杨长孺“学似其父，清似其父，至骨鲠乃更过之”。宋理宗曾问真德秀，当今廉吏都有谁，真德秀列举了三个人，其中就有杨长孺。真德秀说：“杨长孺之守闽，靡侵公帑之毫厘。”杨长孺不仅没有贪污公款，在从广州知州离任时，还用俸禄七千缗替农民缴纳了租税。他自己作诗记录了这件事：“两年枉了鬓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
　　东晋时，广州有个叫吴隐之的太守，在任期间没有买任何奇珍异物，卸任北归时，发现船中有一片香，便立刻扔到石门江中，以示清白不染。古人的清廉成为后人的榜样。广州出身的崔与之在四川任官，卸任时归船中唯有书籍。杨长孺担任广州知州，清廉的名声也传到皇帝耳中，皇帝下诏奖谕，说他就像古代的吴隐之。为此，杨长孺作诗写道：“诏谓臣清似隐之，臣清原不畏人知。”他卸任北归路过石门，自然想起了当年的吴隐之，于是写下一首《别石门》云：“石门得得泊归舟，江水依依别故侯。拟把片香投赠汝，这回欲带忘来休。”吴隐之的船中还有片香可扔，杨长孺则说自己想扔也没有。
　　清廉，是杨长孺秉持的理念，所以他说“臣清原不畏人知”，毫不遮掩自己的清廉。杨长孺痛斥当时官场的贪渎，在他看来：“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可见当时多数官僚已经污浊得没个人样了。这句话是罗大经亲耳听杨长孺所言，并记载到了《鹤林玉露》中。
　　在南宋，像杨长孺这样的清廉官员虽属凤毛麟角，但也非绝無仅有。叶适在《故大理正知袁州罗公墓志铭》中，就记载了一个叫罗克开的知县，极受百姓爱戴，以至离任遮留。当知县的上司问百姓他有什么好时，百姓七嘴八舌地回答说：“不要钱，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县三长也。”
　　可见，不贪财，不聚敛，也是老百姓心目中好官的标准。
　　“学也，禄在其中矣。”儒学的道德教化，并非“灭人欲”。君子也爱财，唯取之有道。为官受禄，为官亦担责。适为正比。“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官切实尽责做事，受禄也坦然。日语中有个说法，叫做“薪水小偷”，意为只知道拿薪水，不好好做事，那份薪水就像是偷来的。
　　受予与取，皆有限度，逾分为贪。其实，认真想想，人心皆贪婪，这是一种本性。贪婪之心，需要用秉持的理念克制，需要用严密的制度限制，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规范。这三者中，制度建设尤为重要。依赖个人品质来维系廉洁，是极为脆弱的。面对诱惑，不能高估教化所赋予的道德力量。制度是个保障，是一方不可逾矩的雷池。犹如古代，开互市则无边患，开海禁则少倭寇一样，能够和平交易，谁愿意去流血牺牲。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可以安居乐业，愿意以身试法的人毕竟很少。
　　没有健全的制度，但凭个人的道德抑制力则很难。杨长孺的难能可贵，正是在这样环境下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一生清廉的杨长孺，在临死时很贫困，朋友送他几匹绸缎，他安然接受，认为是“贤者之赐”。不要钱，是说不要不义之财。为官唯有如此，方可正气浩然，身正不怕影斜，半夜不怕鬼叫门。不唯如此，按《元明事类抄》卷一一记载杂剧中的一句话所言：“官不要钱，神鬼皆怕。”古今皆然。
　　选自《立心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