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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哺育了聪慧灵气的巴渝儿女，亦影响了台湾甚至海外的著名作家。本文分析散文大家梁实秋和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作品中的重庆情结和重庆文化书写，感受氤氲在海峡两岸的巴渝情思。文学没有海峡界限和阻隔，大陆和台湾有剪不断的联系，重庆对台湾当代文学亦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重庆 台湾文学 梁实秋 余光中 文化影响
一、引言
历史的厚重感总会滋养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山城重庆自古便是文人成长的沃土。从古至今，无数文人穿梭于巴渝这片神奇的土地，“巴渝”这个特定的地理名词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打下了鲜明的印记。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黄庭坚、贾岛、张说、陆贽、王十朋……都曾倚着巴山渝水，成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在现当代，重庆不仅拥有何其芳、马识途、虹影等著名本土作家，而且影响了大批外来作家、诗人，并深深影响了从大陆流亡台湾的文人创作。而这一切，又与抗战时期的陪都与陪都文学紧密相关。梁实秋、聂华苓、余光中、白先勇、三毛等都先后到过重庆，受到过重庆山川风物的熏陶。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多部作品中都有重庆地域文化的书写，梁实秋、余光中也有剪不断的重庆情结。抗战期间，梁实秋和余光中都有长达七年之久的重庆生活。这巴渝大地接纳他们的同时，更以独特的地域魅力赋予了他们在文学中的灵性，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家梁实秋、余光中便是突出的代表。
二、“川娃儿”
与梁实秋一样，余光中的乡愁中不乏对重庆的念念不忘。1938年5月，十岁的余光中与母亲“逃亡”到重庆，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巴渝生活。十岁到十七岁，正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时期。余光中在采访中说：“那七年里，我是听着嘉陵江的涛声度过了，所以我们不是四川人，但我们讲四川话，那时，我开始写一点诗歌。”以致后来余光中也喜欢用四川音朗诵诗歌。1938年底和1939年初，重庆遭到了日机的大规模轰炸，住在市区就好像住在日机炮弹的靶子中心。所以，余光中一家搬到了重庆以北30公里的渝北悦来场去居住。1940年秋，12岁的余光中进入重庆渝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学习。在这里，余光中的中英文都打下了结实的底子。余光中父母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其父余超英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余光中很小的时候，父母、舅舅就教他一些古典文学。在父亲和长辈的引导下，余光中伴着嘉陵江的涛声读了不少古文，例如《春夜宴桃李园序》《与韩荆州书》《陋室铭》等古文名篇。上中学时又看了很多旧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平山冷燕》《东周列国志》《封神榜》《包公案》等等。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积累，正是余光中诗文中展现出来的古典风格的源头。余光中曾说，“中学时代，我在四川读了七年的书，度过了我最美好的时光。正是有了那段时光，培养起我对祖国古典诗词的喜爱”。后来，余光中中学毕业，离开了重庆，然而七年的重庆生活使这个地方魂绕梦牵着余光中整整一生，少年时的嘉陵江畔始终盘旋在余光中的脑际。
三、游子的思念
余光中最初的创作深受中国古诗、五四新诗及英美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等诗集标志着诗人与历史和传统的密切联系。他的诗歌题材丰富，形式灵活多样，风格多变。在现代和传统、中国和西方之间走出一条富有独创性的艺术道路。这与他少年时阅读古典书籍息息相关，也是他不断吸收西方艺术营养的成果，熔古今于一炉，形成了既古朴典雅又恬淡清新，既沉郁顿挫又明快热烈的诗歌风格。
比如描写船夫的号子“嗨哟，嗨哟”，插入的重庆地理名词“晚饭到巴县再讲”，无一不显示出诗人对重庆的回忆和想念。在其他诗集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语汇，比如诗集《蓝色的羽毛》中：听哟，那渐进的笛声！我的心为何如此狂跳？（《七夕》）；诗集《天国的夜市》：看哟，看哟，整个的宇宙都绕着我在运行！（《宇宙观》）这样的诗句总让人读起来格外亲切，口语的色彩更赋予诗歌一种深沉的内蕴和地域文化特色。
《舟子的悲歌》在当时台湾文坛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反共文学泛滥，作为台湾文坛的主流，为了配合当时所谓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基本“国策”，台湾当局提倡“战斗文艺”与“反共文学”，导致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出现了大量名不副实的作品。《舟子的悲歌》被梁实秋称为“一部相当纯粹的诗集”，对当时充斥台湾诗坛的“反共八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而也“标志着台湾诗坛开始回归诗的本位，并逐步走向复兴，同时也标志着台湾现代诗开始正式登上台湾文学史的舞台”。
重庆是余光中魂牵梦萦大半生的城市，在他的许多诗歌中都提到过这个带给他年少快乐的地方。把重庆的一切作为意象带入其诗中，如“出峡两载落魄的浪游∕云梦无路杯中亦无酒∕西顾巴蜀怎么都关进∕巫山巫峡峭壁那千门∕一层峻一层瞿塘的险滩？”（《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虚拟诗圣殁前在湘江舟中的所思所感，留下一幅这样苍凉凄绝的三峡风景图。既是诗人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于巴渝大地的自况，更是对杜工部暮年贫病交加流落异乡的同情，亦是对杜甫诗绝好的总结。
四、大陆的呼唤
只有离开了，才会发现内心的牵挂。只有长年远离或者永远都不能回去，氤氲胸中太久的情感喷涌而出，才会蓦然发觉自己的内心，一句“不，我思蜀而不乐”诉说了了诗人心底何等深切强烈的依恋。不是巴蜀人不能道得深切；而不是巴蜀人，只怕也难体味得真切。余光中虽不是重庆人，但童年却在这里度过；隔着海峡，巴蜀便也隐然成为乡愁所系之一。以上种种，余光中对于重庆的思念可见一斑。
带着故国之思，带着对重庆的忆念，余光中一生都在为树立台湾文学的自信而努力，1956年，与覃子豪、钟鼎文、郑禹平、夏菁成立了蓝星诗社，创办了《蓝星周刊》。蓝星诗社和当时的“现代派”、“创世纪”诗社共同推动了台湾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冲破了台湾文坛为“反共八股”所窒息的沉闷局面，呈现出一种比较活跃的，与抱残守缺相对立的标新立异的先锋意识。他一生笔耕不辍，至2000年，共发表了805首诗，与此同时还努力译介台湾现代文学作品，争取赢得国际的广泛认同，为台湾现当代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共话巴渝情
“五四”以来海峡两岸的新文学事实上是在同一民族文化母体孕育下成长起来的，有同样的文化渊源。台湾当代文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跨入了当代文学发展的阶段。但仅仅是跨入而已，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从台湾光复直到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台湾文坛相当沉寂，以致这段时期被称为“文化沙漠”。战后的创伤，作家的困惑，国民党“战斗文艺”的猖獗，都让台湾的当代文学不断地经受着现实的考验。所幸与“战斗文艺”几乎同时产生的还有“乡愁文学”，盛行于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量的乡愁小说、乡愁诗、乡愁散文都在这时出现。白先勇的《台北人》、陈映真的《将军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於梨华的《梦回青河》，于右任、覃子豪、余光中的诗歌，梁实秋、张秀亚、琦君的散文都是乡愁文学的独特代表。“老家回不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无根”的焦灼情绪，使那些从大陆到台湾背井离乡的人们普遍都患上了“怀乡病”。梁实秋曾在为小民的《故都乡情》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大概人都爱他的故乡，离乡背井一向被认为是一件苦事。其实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由于任何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重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战时陪都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台湾乡愁文学的创作，除了上文所述的梁实秋和余光中，白先勇、聂华苓、覃子豪、桑禽等作品中也打着巴渝文化的烙印。
同样的土壤，同一的根，孕育了台湾文学同样的中华品格。以梁实秋和余光中为代表的由重庆流亡到台湾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当代文学的文学品格。不难发现，在台湾文学的很多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一种中华情意和骨气：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关注普通人的苦难命运，具有民主主义倾向；强烈的革新意识和倾向现实主义；植根于台湾乡土，富有地方特色，带着与祖国结合的强烈愿望。这种中华品格连接了海峡两岸，台湾现当代文学受大陆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乡愁文学的创作对台湾的乡土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民族文化和土壤中汲取力量是中华文学一直繁盛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促进了乡土文学的兴盛，如陈映真所总结的：文学不再叙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是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六、结语
梁实秋和余光中不仅在台湾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而且为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雅舍小品》和《余光中集》中时时出现的重庆文化抒写，可以看出，台湾现当代文学具有巴渝的基因和山城的血脉。梁实秋和余光中带着深深的巴渝情结走向海峡彼岸，同时也为海峡两岸文学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亦连接起重庆与台湾之间的纽带。
参考文献：
[1]邱春英，王丽峰.女性生命的书写者——塞尔维亚作家丽莉雅娜哈比亚诺维奇朱洛维奇[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老伍蒂.在乡野读懂文学[J].美术教育研究，2014（15）.
[3]徐放鸣.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J].江海学刊，2013（4）.
作者简介：
赵晶（1982- ），女，河南郑州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编 张敬亚）
关键词：重庆 台湾文学 梁实秋 余光中 文化影响
一、引言
历史的厚重感总会滋养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山城重庆自古便是文人成长的沃土。从古至今，无数文人穿梭于巴渝这片神奇的土地，“巴渝”这个特定的地理名词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打下了鲜明的印记。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黄庭坚、贾岛、张说、陆贽、王十朋……都曾倚着巴山渝水，成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在现当代，重庆不仅拥有何其芳、马识途、虹影等著名本土作家，而且影响了大批外来作家、诗人，并深深影响了从大陆流亡台湾的文人创作。而这一切，又与抗战时期的陪都与陪都文学紧密相关。梁实秋、聂华苓、余光中、白先勇、三毛等都先后到过重庆，受到过重庆山川风物的熏陶。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多部作品中都有重庆地域文化的书写，梁实秋、余光中也有剪不断的重庆情结。抗战期间，梁实秋和余光中都有长达七年之久的重庆生活。这巴渝大地接纳他们的同时，更以独特的地域魅力赋予了他们在文学中的灵性，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家梁实秋、余光中便是突出的代表。
二、“川娃儿”
与梁实秋一样，余光中的乡愁中不乏对重庆的念念不忘。1938年5月，十岁的余光中与母亲“逃亡”到重庆，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巴渝生活。十岁到十七岁，正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时期。余光中在采访中说：“那七年里，我是听着嘉陵江的涛声度过了，所以我们不是四川人，但我们讲四川话，那时，我开始写一点诗歌。”以致后来余光中也喜欢用四川音朗诵诗歌。1938年底和1939年初，重庆遭到了日机的大规模轰炸，住在市区就好像住在日机炮弹的靶子中心。所以，余光中一家搬到了重庆以北30公里的渝北悦来场去居住。1940年秋，12岁的余光中进入重庆渝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学习。在这里，余光中的中英文都打下了结实的底子。余光中父母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其父余超英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余光中很小的时候，父母、舅舅就教他一些古典文学。在父亲和长辈的引导下，余光中伴着嘉陵江的涛声读了不少古文，例如《春夜宴桃李园序》《与韩荆州书》《陋室铭》等古文名篇。上中学时又看了很多旧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平山冷燕》《东周列国志》《封神榜》《包公案》等等。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积累，正是余光中诗文中展现出来的古典风格的源头。余光中曾说，“中学时代，我在四川读了七年的书，度过了我最美好的时光。正是有了那段时光，培养起我对祖国古典诗词的喜爱”。后来，余光中中学毕业，离开了重庆，然而七年的重庆生活使这个地方魂绕梦牵着余光中整整一生，少年时的嘉陵江畔始终盘旋在余光中的脑际。
三、游子的思念
余光中最初的创作深受中国古诗、五四新诗及英美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等诗集标志着诗人与历史和传统的密切联系。他的诗歌题材丰富，形式灵活多样，风格多变。在现代和传统、中国和西方之间走出一条富有独创性的艺术道路。这与他少年时阅读古典书籍息息相关，也是他不断吸收西方艺术营养的成果，熔古今于一炉，形成了既古朴典雅又恬淡清新，既沉郁顿挫又明快热烈的诗歌风格。
比如描写船夫的号子“嗨哟，嗨哟”，插入的重庆地理名词“晚饭到巴县再讲”，无一不显示出诗人对重庆的回忆和想念。在其他诗集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语汇，比如诗集《蓝色的羽毛》中：听哟，那渐进的笛声！我的心为何如此狂跳？（《七夕》）；诗集《天国的夜市》：看哟，看哟，整个的宇宙都绕着我在运行！（《宇宙观》）这样的诗句总让人读起来格外亲切，口语的色彩更赋予诗歌一种深沉的内蕴和地域文化特色。
《舟子的悲歌》在当时台湾文坛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反共文学泛滥，作为台湾文坛的主流，为了配合当时所谓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基本“国策”，台湾当局提倡“战斗文艺”与“反共文学”，导致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出现了大量名不副实的作品。《舟子的悲歌》被梁实秋称为“一部相当纯粹的诗集”，对当时充斥台湾诗坛的“反共八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而也“标志着台湾诗坛开始回归诗的本位，并逐步走向复兴，同时也标志着台湾现代诗开始正式登上台湾文学史的舞台”。
重庆是余光中魂牵梦萦大半生的城市，在他的许多诗歌中都提到过这个带给他年少快乐的地方。把重庆的一切作为意象带入其诗中，如“出峡两载落魄的浪游∕云梦无路杯中亦无酒∕西顾巴蜀怎么都关进∕巫山巫峡峭壁那千门∕一层峻一层瞿塘的险滩？”（《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虚拟诗圣殁前在湘江舟中的所思所感，留下一幅这样苍凉凄绝的三峡风景图。既是诗人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于巴渝大地的自况，更是对杜工部暮年贫病交加流落异乡的同情，亦是对杜甫诗绝好的总结。
四、大陆的呼唤
只有离开了，才会发现内心的牵挂。只有长年远离或者永远都不能回去，氤氲胸中太久的情感喷涌而出，才会蓦然发觉自己的内心，一句“不，我思蜀而不乐”诉说了了诗人心底何等深切强烈的依恋。不是巴蜀人不能道得深切；而不是巴蜀人，只怕也难体味得真切。余光中虽不是重庆人，但童年却在这里度过；隔着海峡，巴蜀便也隐然成为乡愁所系之一。以上种种，余光中对于重庆的思念可见一斑。
带着故国之思，带着对重庆的忆念，余光中一生都在为树立台湾文学的自信而努力，1956年，与覃子豪、钟鼎文、郑禹平、夏菁成立了蓝星诗社，创办了《蓝星周刊》。蓝星诗社和当时的“现代派”、“创世纪”诗社共同推动了台湾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冲破了台湾文坛为“反共八股”所窒息的沉闷局面，呈现出一种比较活跃的，与抱残守缺相对立的标新立异的先锋意识。他一生笔耕不辍，至2000年，共发表了805首诗，与此同时还努力译介台湾现代文学作品，争取赢得国际的广泛认同，为台湾现当代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共话巴渝情
“五四”以来海峡两岸的新文学事实上是在同一民族文化母体孕育下成长起来的，有同样的文化渊源。台湾当代文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跨入了当代文学发展的阶段。但仅仅是跨入而已，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从台湾光复直到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台湾文坛相当沉寂，以致这段时期被称为“文化沙漠”。战后的创伤，作家的困惑，国民党“战斗文艺”的猖獗，都让台湾的当代文学不断地经受着现实的考验。所幸与“战斗文艺”几乎同时产生的还有“乡愁文学”，盛行于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量的乡愁小说、乡愁诗、乡愁散文都在这时出现。白先勇的《台北人》、陈映真的《将军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於梨华的《梦回青河》，于右任、覃子豪、余光中的诗歌，梁实秋、张秀亚、琦君的散文都是乡愁文学的独特代表。“老家回不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无根”的焦灼情绪，使那些从大陆到台湾背井离乡的人们普遍都患上了“怀乡病”。梁实秋曾在为小民的《故都乡情》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大概人都爱他的故乡，离乡背井一向被认为是一件苦事。其实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由于任何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重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战时陪都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台湾乡愁文学的创作，除了上文所述的梁实秋和余光中，白先勇、聂华苓、覃子豪、桑禽等作品中也打着巴渝文化的烙印。
同样的土壤，同一的根，孕育了台湾文学同样的中华品格。以梁实秋和余光中为代表的由重庆流亡到台湾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当代文学的文学品格。不难发现，在台湾文学的很多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一种中华情意和骨气：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关注普通人的苦难命运，具有民主主义倾向；强烈的革新意识和倾向现实主义；植根于台湾乡土，富有地方特色，带着与祖国结合的强烈愿望。这种中华品格连接了海峡两岸，台湾现当代文学受大陆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乡愁文学的创作对台湾的乡土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民族文化和土壤中汲取力量是中华文学一直繁盛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促进了乡土文学的兴盛，如陈映真所总结的：文学不再叙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是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六、结语
梁实秋和余光中不仅在台湾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而且为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雅舍小品》和《余光中集》中时时出现的重庆文化抒写，可以看出，台湾现当代文学具有巴渝的基因和山城的血脉。梁实秋和余光中带着深深的巴渝情结走向海峡彼岸，同时也为海峡两岸文学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亦连接起重庆与台湾之间的纽带。
参考文献：
[1]邱春英，王丽峰.女性生命的书写者——塞尔维亚作家丽莉雅娜哈比亚诺维奇朱洛维奇[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老伍蒂.在乡野读懂文学[J].美术教育研究，2014（15）.
[3]徐放鸣.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J].江海学刊，2013（4）.
作者简介：
赵晶（1982- ），女，河南郑州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编 张敬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