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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解放那天，烈屿（小金门）渔民洪水炉又一次去厦门的第五码头载米，米袋子已经叠好，放在船上好久了，押船的两名士兵还是不见人影，艄公觉得气氛不对，当机立断砍断缆绳，让船顺水漂流，待到远离了海岸线，赶紧起帆回家。
事后，洪水炉觉得好惊险——要不是艄公经验丰富，可能就回不了家了。然而，回了家又如何呢？1949年的金门战役之后，金门成为世界上最军事化的地区之一，在“以军主政”的军管环境下，兼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金防部司令”成为统辖金门地区所有军民的最高长官，年满16岁的金门人，无论男女，都被编入“民防队”，像军人一样操练和出任务，两岸对峙的军事和政治需要，决定了每一个金门人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金门对面的厦泉漳一带也成为高度军事化的地区，仅晋江一县，在1958年时受过严格训练的民兵数即达36200人，“前方有一个战士在开炮，后方有两个民兵做保障”。在小嶝岛，这个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居民点，民兵的故事还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在全国各地放映。
从金门到“军门”
在金门地方文史作者杨树清看来，金门战役对金门本地的最大影响，就是让金门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军门人”。
1949年10月，当“古宁头大捷”的消息传至台湾，蒋介石异常激动，竟至流下了眼泪。在饱尝了失败的滋味后，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但让他觉得“台湾安全了”，更进而看到了“反攻复国”的希望。
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高层也在对内战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胡琏在检讨中认为，缺乏群众组织的支持和合作，乃是“国军”在大陆失败的一大原因，因为没有民众“配合军队任务”，导致“军队如鱼失水，失去一股助力，每陷入孤军奋战”。为此，他于1949年11月上任首任“金防部司令”后，即开始以“人人纳入组织，个个都能战斗”为口号，把金门的成年男女都编入“金门民众任务队”，是为“乙种国民兵”，这些民兵除了没有正式的军人身份也因此不能领取津贴外，其他方面都和军人无甚区别，不但要参加定期的操练，还时常要接受修工事、搬运物资、运送伤员等种种军事任务。（温仕忠，《胡琏将军与金门》，金门县“文化局”出版）
1951年，“金门民众任务队”易名为“金门民众反共自卫总队”；1957年，又易名为“金门县民防总队”；1973年，又改名为“金门县自卫总队”。虽然这个名字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换，但是“金门民防队”一直是金门民众习惯的称呼。凡年满16岁（男至55岁，女至35岁）的金门人，都要加入“金门民防队”，只有“残障痼疾者”，方可“免除参加任务队及义务劳役之派遣。”
在以上过程中，“金门民防队”的组织体系也变得越来越严密。1957年，“金防部”遵从蒋介石“时时战备，日日求新”的训示，在金门建立了“战斗村”组织，把全县155个自然村，依照战术需要，按人口、地形、面积等情况，拼编为73个“战斗村”，使军政警民合一的一元体制在村一级的基层得到彻底执行，“以加强民众组织，使人人成为战斗员，村村都是战斗堡，构成全面制敌的战争面，以发挥统合战力，支援军队作战。”（《金门县志?兵事志、华侨志》）
蒋介石视金门为“反共桥头堡”和“插入大陆心脏的尖刀”，马祖在他眼中也扮演着同样角色，为此，他在这两个地方的经营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在两岸军事对峙的高峰期，金门、马祖两地部署的部队曾一度将近20万，这个数字占了当时台湾方面地面部队总数的约三分之一。为了保障部队的战力和“巩固金马”，蒋介石对“战斗村”建设也极其关注。
琼林村位于金门岛中央的狭窄蜂腰部，和北海岸间的距离仅500米，和南海岸的距离也只有两千多米，在1949年的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就是在琼林一带登陆，切断金门，先击败金西守军，再回师东进抢占料罗港口，击败金东守军，若非强风和退潮后的海流等影响导致进攻一方的登陆点偏移，则金门战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琼林村的重要性，使得它成为“金防部”在金门战役后特别重视的地方，“琼林战斗村”也成为了金门的各个“战斗村”中最著名的一个，“全民皆兵”在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村中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均需接受“民防队”的动员、训练、编组和操练。为增加该村的“自卫能力”，军方还和“民防队”一起施工，于1970年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琼林地下坑道，坑道以村办公室为指挥中心，村内12个地点作为紧急任务的出入口，“有效地完成绵密的聚落防御网，更是金门独有的聚落坑道。”
“八零五部队”
1973年，“金门民防队”的300名女队员在台北参加了“九三军人节”大会，做操枪表演，“动作熟练，行列雄壮，获中外人士之激赏。”两年后，“金门民防队”的400名男女队员，又赴台参加“国庆阅兵典礼”，此后，“金门民防队”参加“国庆大典”和“阅兵典礼”成为惯例，“均赢得各界之赞誉”。
没有去过金门的人，就从这些典礼上看到了“金门民防队”的样子，在当时台湾方面的宣传中，这些来自战地的民兵都被当成了所谓“国家英雄”——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保卫了台湾“复兴基地”的建设和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
只有身处“前线”的金门人才会深切地感受到，扮演这种“国家英雄”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官方宣传口径中的金门乃是“三民主义模范县”，但是身为“战地人”的金门人却几乎没有什么权益可言。在村里，“民防队”的基层干部“指导员”乃是村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他握有生杀大权，当时及龄男子时常集合点名，遇有召集，就得去，不得迟到，更不能推辞。集合点名不到，就是要打、要抓、要关，虽然每个人都憋了整肚子的气，但在军管时期，谁也不敢发作。”
“民防队”队员属义务性质，初期还需每个“民防队”队员自己出钱八十元零五角（新台币）购置一套衣服，因此“民防队”又被戏称为“八零五部队”。不能像军人一样拿津贴的他们，甚至在参加操练和出任务的时候还要自备简单的餐食，“倘若有所疏失，必以军法大刑来伺候，‘人权’二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多少无辜的农民被送到军中私设的‘明德班’管制，或移送到太武山谷的‘军事看守所’坐牢。他们并非流氓或地痞，更没有犯下滔天大罪。倘若说有，那只不过是玩玩纸牌，排遣长久压抑的寂寞，或是闲聊时说几句牢骚话，抑或是查户口时，被查到一双军用布鞋或一罐军用罐头。这些芝麻小事，终究还是逃不过那些安全人员的眼线。”（陈长庆，《烽火的图腾与禁忌》） 即便在平时，“民防队员”出了差错，一样会受到严惩。家住金城镇南门里的许丕谋回忆他弟弟的一次遭遇：“有一次我弟弟为了赶着去卖菜，（训练完毕）一回到家为了节省时间，没有将身上的军服脱下，就去卖菜，在路上遇到宪兵盘查，问：‘为何身为军人却穿着军服到菜市场去卖菜，成何体统？你属于哪一支部队？’我弟弟当时一紧张，随口就回答：‘八零五部队！’宪兵二话不说，当即抓家弟去料罗湾搬运石头，以当作处罚，过了两个多月才被放回。”
“金门的前线位置和民间社会的军事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纷扰，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破坏的”，常年研究“冷战”对金门之影响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宋怡明说，金门居民成为“宣传大潮中的一个棋子”，“这是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当时的金门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和两岸关系纠缠在一起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毫无理由地服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除了完全服从军方的指令，军管环境下的金门人还要忍受种种让他们哭笑不得的管制。为了防止“敌方渗透”，“金防部”在1950年代实施了“五户联保”制度，以达“保密防谍”之目的，五户中若有一户违反保密规定，其他四户要被连带惩处，村民若要在拜访亲友后留宿，就必须事先在户籍地开具“访亲留宿条”，写明“何时要到哪一个亲友家过夜，带几个未成年子女，何事前往，要住多少天”，再连同身份证随身携带，若是当天遇到查户口，又没有携带“访亲留宿条”，主客都会被带走，“关个几天，经查明是良民后再释放回家。”军管时期的金门人若是要去台湾，则必须申办“出入境许可证”，就是要在大金门和烈屿（小金门）之间往返，也要办理“烈屿往返通行证”；此外，渔民要有“渔民证”，以采蚵为业的居民要有“蚵民证”，“民众下海前，须缴交证件，待其返回时再归还”，以配合军方的管制需要，而在海上，渔民们难免会因风浪遇到一些事故，如果是被金门渔船救起还好，若是被大陆渔船救起，回到金门后就需“面对安全人员的反复审问，又得经过一段禁海期，才能上船捕鱼，许多人经过类似的事件之后，干脆放弃靠海为生的工作，改从事其他行业去了。”（黄振良，《金门战地史迹》）
渔民的战争
1958年的 “八二三炮战”期间，弹下如雨，领到任务的“民防队”队员都要轮流到码头抢运物资，只要命令一到，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因为“‘民防队’视同军人，不去就会被军法审判。”
金门榜林村的村民吕主赐、吕主权两兄弟和王天生三人，在“八二三炮战”期间，接到去料罗湾抢滩的命令，一发炮弹落在沙滩上，弹片激射，贯穿了船板，三人当场遇难。
当天也在料罗湾抢滩的榜林村村民欧根盛在那一刻安然躲过一劫，完成任务后他赶紧跑去烧香“拜拜”。他的继子薛德成说，继父坚持认为他在那时闻到了“通天香”，是菩萨搭救了他。
金门人喜好“拜拜”，大大小小的庙宇在金门随处可见，海岛生活的艰辛和海上风浪的无常，使金门人在长久以来养成了祈告于神明的民俗。在身不由己的战地环境中和严格的军事管制下，金门乡民为了安然度日，或许也只有“拜拜”这一个办法了。
根据金门县政府的统计，金门民众在“八二三炮战”期间共死亡80人，重伤85人，轻伤135人，若是把后来的伤亡数字也算上，则金门民众在从“八二三炮战”到1978年年底的二十年又四个月里，共因炮击死亡162人，重伤228人，轻伤410人。
在“八二三炮战”后，国共双方在厦金一带达成一种奇特的默契，那就是用“单打双不打”的方式，在形式上维持战争状态的继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9年元旦徐向前宣布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艾森豪威尔称这是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但对于厦金两地的民众来说，这却意味着他们在整整20年的时间，仍要过着与防炮掩体为伴的生活，提心吊胆地提防着不时会飞来的炮弹。
从1949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持续近30年的炮击，使得金门有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职业”，那就是“看闪火的人”——因为光速比声速快，所以在厦门的炮阵地开火的时候，金门这边的民众会先看到火光，于是当时“金门民防队”的队员在被军方派遣构工的时候，就先派一个人担任警戒任务，这个人的任务就是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厦门，如果看到对面火光一闪，就赶紧大声吆喝，让众人躲炮弹。
小金门的民众没有参加“八二三炮战”期间的料罗湾抢滩，但是他们的处境并不比大金门的“民防队”队员好多少。以渔民洪水炉所在的“水上工作队”为例，因为要负责为大担、二担等离岛补充物资，在紧张的气氛中，船沉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洪水炉说，与他一起出任务的洪清福、洪只嘴死亡，洪水造、洪仁吉等则在船沉后漂流到大陆，两岸开放探亲之后才返回金门。
在这一时期的厦门，小嶝岛的洪顺利成为全国知名的“民兵英雄”。195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小嶝拍摄了电影纪录片《海防民兵》，洪顺利向金门海漂大型木制标语牌和海上擒特务的场面都被放进了银幕，并在全国放映；在纪录片《一定要解放台湾》里，洪顺利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大小嶝这两个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民兵们在“八二三炮战”期间为部队搬运了6万多根木料、48万块石料，此外还抢修炮阵地115个、汽车掩体13个、交通壕16条，“两岛千余民兵完成了原本需要一个机械化工兵营才能完成的正常施工量。人力与机械力之间那个巨大的能量差，民兵们是用平均每天在8小时之外再苦干6-8小时来填补的。”（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华夏出版社）
也正是因为与金门近在咫尺，大、小嶝两地在炮战期间也都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如今的小嶝人回忆“八二三炮战”，说那时金门守军炮击小嶝打得乃是“犁地炮”，也就是“从南边的海滩开始炮击，一排排地打过去，打到北海岸，再一排排地打回来”。炮战中，小嶝的一个炮掩体被打中，与部队一起作战的小嶝民兵周坊、邱详仁、洪天雨和邱永利四人当场遇难。在大嶝，1959年初，山头村的一个防炮坑道洞口被炸踏，32名躲炮击的村民窒息而死，其中多数是儿童。
告别“战地”
1987年，台湾“解严”，金门封闭的环境也开始受到民主化的影响，长期被军管环境压制的民间情绪开始爆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责任没有利益”的民防制度首当其冲地受到民众的责难。
在过去，不敢抗命的村民，在背地里把“指导员”称为“死不完”，但并不敢公开抗命，因为那样将会被“军法”处理或者动辄被污为“匪谍”。金门民意抬头后，一些年过半百的老民防队员开始大声抱怨：“我都已经训练了三四十年了，还要训练？”“我从年轻受训到现在，都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还要训练？”
1990-1991年间，金门“民防队”采用了柔性策略对队员进行安抚，一面表彰资深和表现突出的队员，一面开始颁发退役证书——当时的民众认为义务兵退役有一张退伍令，“民防队”队员退伍什么也没有，这极不合理。
1992年，金门解除战地政务，回归地方自治，“民防队”随之被裁撤，成为历史。当局对“民防队”在过去几十年里“义务付出”的补偿，也随之提上日程，并从1996年起开始分三期发放补偿金，到1999年，共有“民防队”队员64077人领取了总计为5058916930元（新台币）的补偿金。
1949年前的小金门渔民洪水炉经常下海“掠鲨扯鱿鱼”，一有渔获就载往厦门沙坡尾的渔行贩售，顺便买一些米、米粉、油盐回家。1949年后，成为“军门人”的金门人却在无奈中走过了长达43年的“战地”岁月，厦门对他们而言，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
迎来了两岸开放探亲后，厦门成为许多金门人来到大陆的第一站。2001年，“小三通”启动后，更多的金门人来到厦门，两岸互动成为金门居民在当今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在金门本地有这样一个笑话：以前金门老人见面，会用闽南话打招呼说：“吃饱了没？”但现在，他们说：“最近去厦门了么？”很多金门人在厦门工作、经商、投资、购物、娱乐、结婚、祭祀，厦门的金岭花园、彩虹花园等小区，成为在厦金门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今天的金门正站在十字路口”，2007年，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摄制了《谜样金门》一片，解说词这样写道，“一而再，再而三地，金门必须从过去的废墟中重建。”
事后，洪水炉觉得好惊险——要不是艄公经验丰富，可能就回不了家了。然而，回了家又如何呢？1949年的金门战役之后，金门成为世界上最军事化的地区之一，在“以军主政”的军管环境下，兼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金防部司令”成为统辖金门地区所有军民的最高长官，年满16岁的金门人，无论男女，都被编入“民防队”，像军人一样操练和出任务，两岸对峙的军事和政治需要，决定了每一个金门人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金门对面的厦泉漳一带也成为高度军事化的地区，仅晋江一县，在1958年时受过严格训练的民兵数即达36200人，“前方有一个战士在开炮，后方有两个民兵做保障”。在小嶝岛，这个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居民点，民兵的故事还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在全国各地放映。
从金门到“军门”
在金门地方文史作者杨树清看来，金门战役对金门本地的最大影响，就是让金门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军门人”。
1949年10月，当“古宁头大捷”的消息传至台湾，蒋介石异常激动，竟至流下了眼泪。在饱尝了失败的滋味后，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但让他觉得“台湾安全了”，更进而看到了“反攻复国”的希望。
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高层也在对内战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胡琏在检讨中认为，缺乏群众组织的支持和合作，乃是“国军”在大陆失败的一大原因，因为没有民众“配合军队任务”，导致“军队如鱼失水，失去一股助力，每陷入孤军奋战”。为此，他于1949年11月上任首任“金防部司令”后，即开始以“人人纳入组织，个个都能战斗”为口号，把金门的成年男女都编入“金门民众任务队”，是为“乙种国民兵”，这些民兵除了没有正式的军人身份也因此不能领取津贴外，其他方面都和军人无甚区别，不但要参加定期的操练，还时常要接受修工事、搬运物资、运送伤员等种种军事任务。（温仕忠，《胡琏将军与金门》，金门县“文化局”出版）
1951年，“金门民众任务队”易名为“金门民众反共自卫总队”；1957年，又易名为“金门县民防总队”；1973年，又改名为“金门县自卫总队”。虽然这个名字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换，但是“金门民防队”一直是金门民众习惯的称呼。凡年满16岁（男至55岁，女至35岁）的金门人，都要加入“金门民防队”，只有“残障痼疾者”，方可“免除参加任务队及义务劳役之派遣。”
在以上过程中，“金门民防队”的组织体系也变得越来越严密。1957年，“金防部”遵从蒋介石“时时战备，日日求新”的训示，在金门建立了“战斗村”组织，把全县155个自然村，依照战术需要，按人口、地形、面积等情况，拼编为73个“战斗村”，使军政警民合一的一元体制在村一级的基层得到彻底执行，“以加强民众组织，使人人成为战斗员，村村都是战斗堡，构成全面制敌的战争面，以发挥统合战力，支援军队作战。”（《金门县志?兵事志、华侨志》）
蒋介石视金门为“反共桥头堡”和“插入大陆心脏的尖刀”，马祖在他眼中也扮演着同样角色，为此，他在这两个地方的经营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在两岸军事对峙的高峰期，金门、马祖两地部署的部队曾一度将近20万，这个数字占了当时台湾方面地面部队总数的约三分之一。为了保障部队的战力和“巩固金马”，蒋介石对“战斗村”建设也极其关注。
琼林村位于金门岛中央的狭窄蜂腰部，和北海岸间的距离仅500米，和南海岸的距离也只有两千多米，在1949年的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就是在琼林一带登陆，切断金门，先击败金西守军，再回师东进抢占料罗港口，击败金东守军，若非强风和退潮后的海流等影响导致进攻一方的登陆点偏移，则金门战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琼林村的重要性，使得它成为“金防部”在金门战役后特别重视的地方，“琼林战斗村”也成为了金门的各个“战斗村”中最著名的一个，“全民皆兵”在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村中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均需接受“民防队”的动员、训练、编组和操练。为增加该村的“自卫能力”，军方还和“民防队”一起施工，于1970年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琼林地下坑道，坑道以村办公室为指挥中心，村内12个地点作为紧急任务的出入口，“有效地完成绵密的聚落防御网，更是金门独有的聚落坑道。”
“八零五部队”
1973年，“金门民防队”的300名女队员在台北参加了“九三军人节”大会，做操枪表演，“动作熟练，行列雄壮，获中外人士之激赏。”两年后，“金门民防队”的400名男女队员，又赴台参加“国庆阅兵典礼”，此后，“金门民防队”参加“国庆大典”和“阅兵典礼”成为惯例，“均赢得各界之赞誉”。
没有去过金门的人，就从这些典礼上看到了“金门民防队”的样子，在当时台湾方面的宣传中，这些来自战地的民兵都被当成了所谓“国家英雄”——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保卫了台湾“复兴基地”的建设和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
只有身处“前线”的金门人才会深切地感受到，扮演这种“国家英雄”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官方宣传口径中的金门乃是“三民主义模范县”，但是身为“战地人”的金门人却几乎没有什么权益可言。在村里，“民防队”的基层干部“指导员”乃是村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他握有生杀大权，当时及龄男子时常集合点名，遇有召集，就得去，不得迟到，更不能推辞。集合点名不到，就是要打、要抓、要关，虽然每个人都憋了整肚子的气，但在军管时期，谁也不敢发作。”
“民防队”队员属义务性质，初期还需每个“民防队”队员自己出钱八十元零五角（新台币）购置一套衣服，因此“民防队”又被戏称为“八零五部队”。不能像军人一样拿津贴的他们，甚至在参加操练和出任务的时候还要自备简单的餐食，“倘若有所疏失，必以军法大刑来伺候，‘人权’二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多少无辜的农民被送到军中私设的‘明德班’管制，或移送到太武山谷的‘军事看守所’坐牢。他们并非流氓或地痞，更没有犯下滔天大罪。倘若说有，那只不过是玩玩纸牌，排遣长久压抑的寂寞，或是闲聊时说几句牢骚话，抑或是查户口时，被查到一双军用布鞋或一罐军用罐头。这些芝麻小事，终究还是逃不过那些安全人员的眼线。”（陈长庆，《烽火的图腾与禁忌》） 即便在平时，“民防队员”出了差错，一样会受到严惩。家住金城镇南门里的许丕谋回忆他弟弟的一次遭遇：“有一次我弟弟为了赶着去卖菜，（训练完毕）一回到家为了节省时间，没有将身上的军服脱下，就去卖菜，在路上遇到宪兵盘查，问：‘为何身为军人却穿着军服到菜市场去卖菜，成何体统？你属于哪一支部队？’我弟弟当时一紧张，随口就回答：‘八零五部队！’宪兵二话不说，当即抓家弟去料罗湾搬运石头，以当作处罚，过了两个多月才被放回。”
“金门的前线位置和民间社会的军事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纷扰，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破坏的”，常年研究“冷战”对金门之影响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宋怡明说，金门居民成为“宣传大潮中的一个棋子”，“这是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当时的金门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和两岸关系纠缠在一起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毫无理由地服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除了完全服从军方的指令，军管环境下的金门人还要忍受种种让他们哭笑不得的管制。为了防止“敌方渗透”，“金防部”在1950年代实施了“五户联保”制度，以达“保密防谍”之目的，五户中若有一户违反保密规定，其他四户要被连带惩处，村民若要在拜访亲友后留宿，就必须事先在户籍地开具“访亲留宿条”，写明“何时要到哪一个亲友家过夜，带几个未成年子女，何事前往，要住多少天”，再连同身份证随身携带，若是当天遇到查户口，又没有携带“访亲留宿条”，主客都会被带走，“关个几天，经查明是良民后再释放回家。”军管时期的金门人若是要去台湾，则必须申办“出入境许可证”，就是要在大金门和烈屿（小金门）之间往返，也要办理“烈屿往返通行证”；此外，渔民要有“渔民证”，以采蚵为业的居民要有“蚵民证”，“民众下海前，须缴交证件，待其返回时再归还”，以配合军方的管制需要，而在海上，渔民们难免会因风浪遇到一些事故，如果是被金门渔船救起还好，若是被大陆渔船救起，回到金门后就需“面对安全人员的反复审问，又得经过一段禁海期，才能上船捕鱼，许多人经过类似的事件之后，干脆放弃靠海为生的工作，改从事其他行业去了。”（黄振良，《金门战地史迹》）
渔民的战争
1958年的 “八二三炮战”期间，弹下如雨，领到任务的“民防队”队员都要轮流到码头抢运物资，只要命令一到，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因为“‘民防队’视同军人，不去就会被军法审判。”
金门榜林村的村民吕主赐、吕主权两兄弟和王天生三人，在“八二三炮战”期间，接到去料罗湾抢滩的命令，一发炮弹落在沙滩上，弹片激射，贯穿了船板，三人当场遇难。
当天也在料罗湾抢滩的榜林村村民欧根盛在那一刻安然躲过一劫，完成任务后他赶紧跑去烧香“拜拜”。他的继子薛德成说，继父坚持认为他在那时闻到了“通天香”，是菩萨搭救了他。
金门人喜好“拜拜”，大大小小的庙宇在金门随处可见，海岛生活的艰辛和海上风浪的无常，使金门人在长久以来养成了祈告于神明的民俗。在身不由己的战地环境中和严格的军事管制下，金门乡民为了安然度日，或许也只有“拜拜”这一个办法了。
根据金门县政府的统计，金门民众在“八二三炮战”期间共死亡80人，重伤85人，轻伤135人，若是把后来的伤亡数字也算上，则金门民众在从“八二三炮战”到1978年年底的二十年又四个月里，共因炮击死亡162人，重伤228人，轻伤410人。
在“八二三炮战”后，国共双方在厦金一带达成一种奇特的默契，那就是用“单打双不打”的方式，在形式上维持战争状态的继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9年元旦徐向前宣布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艾森豪威尔称这是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但对于厦金两地的民众来说，这却意味着他们在整整20年的时间，仍要过着与防炮掩体为伴的生活，提心吊胆地提防着不时会飞来的炮弹。
从1949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持续近30年的炮击，使得金门有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职业”，那就是“看闪火的人”——因为光速比声速快，所以在厦门的炮阵地开火的时候，金门这边的民众会先看到火光，于是当时“金门民防队”的队员在被军方派遣构工的时候，就先派一个人担任警戒任务，这个人的任务就是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厦门，如果看到对面火光一闪，就赶紧大声吆喝，让众人躲炮弹。
小金门的民众没有参加“八二三炮战”期间的料罗湾抢滩，但是他们的处境并不比大金门的“民防队”队员好多少。以渔民洪水炉所在的“水上工作队”为例，因为要负责为大担、二担等离岛补充物资，在紧张的气氛中，船沉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洪水炉说，与他一起出任务的洪清福、洪只嘴死亡，洪水造、洪仁吉等则在船沉后漂流到大陆，两岸开放探亲之后才返回金门。
在这一时期的厦门，小嶝岛的洪顺利成为全国知名的“民兵英雄”。195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小嶝拍摄了电影纪录片《海防民兵》，洪顺利向金门海漂大型木制标语牌和海上擒特务的场面都被放进了银幕，并在全国放映；在纪录片《一定要解放台湾》里，洪顺利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大小嶝这两个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民兵们在“八二三炮战”期间为部队搬运了6万多根木料、48万块石料，此外还抢修炮阵地115个、汽车掩体13个、交通壕16条，“两岛千余民兵完成了原本需要一个机械化工兵营才能完成的正常施工量。人力与机械力之间那个巨大的能量差，民兵们是用平均每天在8小时之外再苦干6-8小时来填补的。”（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华夏出版社）
也正是因为与金门近在咫尺，大、小嶝两地在炮战期间也都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如今的小嶝人回忆“八二三炮战”，说那时金门守军炮击小嶝打得乃是“犁地炮”，也就是“从南边的海滩开始炮击，一排排地打过去，打到北海岸，再一排排地打回来”。炮战中，小嶝的一个炮掩体被打中，与部队一起作战的小嶝民兵周坊、邱详仁、洪天雨和邱永利四人当场遇难。在大嶝，1959年初，山头村的一个防炮坑道洞口被炸踏，32名躲炮击的村民窒息而死，其中多数是儿童。
告别“战地”
1987年，台湾“解严”，金门封闭的环境也开始受到民主化的影响，长期被军管环境压制的民间情绪开始爆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责任没有利益”的民防制度首当其冲地受到民众的责难。
在过去，不敢抗命的村民，在背地里把“指导员”称为“死不完”，但并不敢公开抗命，因为那样将会被“军法”处理或者动辄被污为“匪谍”。金门民意抬头后，一些年过半百的老民防队员开始大声抱怨：“我都已经训练了三四十年了，还要训练？”“我从年轻受训到现在，都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还要训练？”
1990-1991年间，金门“民防队”采用了柔性策略对队员进行安抚，一面表彰资深和表现突出的队员，一面开始颁发退役证书——当时的民众认为义务兵退役有一张退伍令，“民防队”队员退伍什么也没有，这极不合理。
1992年，金门解除战地政务，回归地方自治，“民防队”随之被裁撤，成为历史。当局对“民防队”在过去几十年里“义务付出”的补偿，也随之提上日程，并从1996年起开始分三期发放补偿金，到1999年，共有“民防队”队员64077人领取了总计为5058916930元（新台币）的补偿金。
1949年前的小金门渔民洪水炉经常下海“掠鲨扯鱿鱼”，一有渔获就载往厦门沙坡尾的渔行贩售，顺便买一些米、米粉、油盐回家。1949年后，成为“军门人”的金门人却在无奈中走过了长达43年的“战地”岁月，厦门对他们而言，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
迎来了两岸开放探亲后，厦门成为许多金门人来到大陆的第一站。2001年，“小三通”启动后，更多的金门人来到厦门，两岸互动成为金门居民在当今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在金门本地有这样一个笑话：以前金门老人见面，会用闽南话打招呼说：“吃饱了没？”但现在，他们说：“最近去厦门了么？”很多金门人在厦门工作、经商、投资、购物、娱乐、结婚、祭祀，厦门的金岭花园、彩虹花园等小区，成为在厦金门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今天的金门正站在十字路口”，2007年，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摄制了《谜样金门》一片，解说词这样写道，“一而再，再而三地，金门必须从过去的废墟中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