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现在都不知晓屈万里此人，更不知道他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让我们先从《载书漂流记》谈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济南形势危急，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谋划将馆藏重要图书文物南迁，当时屈万里为该馆馆藏部主任。之后，王献唐与屈万里两人历时一年七个月，行程七千余里，历尽艰险，直到1939年5月，才将这批图书文物妥存于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这批图书文物又完璧归赵，现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山东。《载书漂流记》记述了这次载书漂流的经历，其作者就是屈万里。今年正值此书成稿八十周年，本文算是为此而写的一点纪念文字吧。
　　王献唐与屈万里两个人颇有使命感与爱国情怀。王献唐在与屈万里通信中明确提出：不能把宝贵的图书文物留给日寇，要“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无论如何，亡国奴帽子至海枯石烂，兄决不戴也”。而对于不抗战的韩复榘，两人皆认为“韩氏之罪不容于死矣”！
　　《载书漂流记》不是一本简单的图书南迁史，其写人记事、指涉人心、扫描社会都具有广博的人文视野。它好像一个切片，从中看到的是彼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状况。
　　《载书漂流记》在记人写事上颇有《史记》简洁传神之风，善写故事，善用白描。如吕师亲往延请庄心如出任曲阜奉祀官师傅一节：
　　先生年近古稀，家又丰饶，人固必其不出也。既晤，师言其意，先生果谢曰：“予年来治佛学，不啻孔门罪人，是乌可往！”师请益坚，而先生辞益力，将不谐矣。时日向暮，吕师索酒，相与对饮。至半酣，师正色曰：“吾辈今日能明义理、属文辞、粗有声闻者，非读孔氏书而致之乎？”先生曰：“然。”曰：“然则圣人之裔，孤幼待教，彼德足以型之，而学足以傅之者，宁能恝然不顾乎？予怀无穷之望来，以为圣门孤裔，永有所托，不谓先生漠然视之。既不获命，吾其行矣。”推杯而起。先生蛩然曰：“有是哉！吾往矣。虽然，予以三事相约，可则偕行。”师请其说。则曰：“吾不受束脩也。”师应曰：“诺。”继曰：“往返路费，亦未可过丰也。”师又颔之。终曰：“吾当与奉祀官友，不能为师也。”师复诺之。其议遂定。
　　步步紧扣，辞锋紧致。又三事相约，可谓奇人奇事。此处可见作者叙写之功力，又可见庄心如先生古人之风，让人神往。其他方面，如写舟过三峡，处处惊心动魄，而其描摹湍急江水、竹树密林、细瀑曲流、江中屿渚、岸上茅屋，刻画之工、文字之精到也让人叹服不已。
　　《载书漂流记》也有不少地方展现了济南元素。如写倭寇以鹊山为炮兵阵地，隔河向济南城轰炸，弹落千佛山、白马山间。而作者南居岁月，也时时想起济南来：
　　予执役山东图书馆于兹六年。馆在大明湖畔，南望历山，北挹鹊华，水木明瑟，擅稷下风景之胜。馆中花木繁茂，幽径竹篱，布置亦具匠心。春来海棠盛开，覆掩回廊。侵晨人静，坐金丝榭上，瞰曲池倒影，游鱼往来，如戏枝头，使人生濠梁间想。入夏，明湖中蒲荷昌茂。当夕阳西下，登浩然亭东望，则见画舸穿绿，菡萏飐红。而历下亭、铁公祠诸胜，半为苍翠薆蔽，益饶逸致。深秋而衰柳拂塘，严冬而莹雪压柏。静言思之，并入画境。
　　作者或吟詠此景，或于景中工作，颇有登仙之感，“私心窃幸，拟终吾生于斯矣”。他的家属后来也租居于鹊华桥东，斗室中子女绕膝，作者挑灯读书著文，遂为至乐。
　　图书播迁过程当中，屡屡出现险情，主要是日寇军机的轰炸，也有其他一些人为或自然的因素。有一次在重庆，作者从船上失足，幸亏身手健捷，得攀缆以免，“是时四围舟子熟视不救。以彼处江流之急，脱非迅执船缆，吾为鱼矣。因念此次避难入川之鲁籍同乡，在长江及汉水溺毙者已达二十余人。倘观众肯仗义营救，必得半数不死”。后来他听人说，落水者得说以若干元为酬谢，方才会有人愿意下水救人。作者对此见死不救的世态人情深恶痛绝，归之为民风乡俗。想想直到今天，某些地方还有“挟尸要价”的行为，真的让人慨叹不已。
　　出生于山东鱼台的屈万里一生中还著有《〈诗经〉释义》、《〈尚书〉释义》、《古籍导读》、《〈尚书〉今注今译》、《〈殷墟文字甲编〉考释》、《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汉魏石经残字校录》、《图书版本学要略》等多部图书，1979年客死台湾。他的儿子屈世钊1995年赴台祭奠，但见“父亲的墓地建在林口，占地约二百平方米。墓门朝向大海，正对大陆。父亲的离愁与呼唤，就像大海的波涛永无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