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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8—1993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变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转轨阶段（1978—1993）。这一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双重汇率并存时期（1981—1984年底）。为了促进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核算，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除了继续保留对外公布的牌价适用于非贸易结算外，还决定制定适用于外贸的内部结算价。在这一时期实行的两个汇率中，对外公开的非贸易汇率主要处理对外的关系，而贸易结算价主要是处理对内的关系。实施非贸易牌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外汇收入（供应），和使非贸易外汇收支相抵后的盈余额尽可能地增大。这一时期的非贸易官方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直到1984年初才开始向贸易内部结算价靠拢。贸易内部结算价的目的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1981年初推行的贸易内部结算价，实质上使人民币贬值50%，按当时的出口换汇成本加上适当的成本加成利润（10%），此后结算价长期停留在2.8￥/$的水平上。
第二阶段，是取消内部结算价，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底）。鉴于内部结算价虽然对促进外贸出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两种汇率在使用范围上出现了混乱，出口换汇成本超过了2.8￥/$；并且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内部结算价没有相应调整，使得外贸亏损扩大，财政补贴增加，所以从1985年起取消了内部结算价。为了配合外贸改革，推行承包制，逐步取消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增加了外汇留成比例，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放开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在1985—1990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了几次大幅度调整，但是为了避免官方汇率大幅度下调对企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从以前的大幅度、一次性方式转为逐步微调的方式；在这期间，让市场汇率（调剂汇率）随着市场外汇供求状况浮动，为官方汇率的调整方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除了在1990年底到1992年中期比较接近以外，其他时段这两者的差异都较大，但考虑到外汇留成比例的不断上升，到了后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向调剂汇率水平靠拢。这种双轨汇率制通过调剂汇率对官方汇率进行引导，并通过逐渐提高外汇留成比率来加大市场力量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影响力。
二、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及评述
（一）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主要举措
1994年1月1日，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4年起推行的银行结售汇制是当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础。机构和个人卖出（强制性）或购买外汇通过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同时中央银行又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周转外汇余额实行比例幅度管理，在这一制度下，银行持有的结售周转外汇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超过这一范围上限的银行必须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出售，反之则必须从该市场购进。
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交易中心实行的是会员制，只有金融机构可以成为会员。外汇指定银行根据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规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多余或补充不足的外汇头寸，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国人民银行向外汇指定银行提供基准汇率并要求其遵守浮动区间限制。中国人民银行也以普通会员的身份参与交易，进行必要的干涉，通过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来影响人民币汇率，以便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期望的水平之上。
1996年12月1日，我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
这样，通过强制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的头寸上限管理、外汇市场上严格的浮动区间限制，以及资本账户的严格管制，有效地控制了企业、银行和个人对于外汇的供给和需求，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保证人民银行对汇率波动的有效控制。
这种汇率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在有能力控制汇率波动的前提下，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最初，伴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不断增加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适度干预，人民币汇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对美元的比价从1美元合8.7元升至8.3元，从而成功地体现了“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基本特点。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内部经济出现了以增长速度下滑，物价持续下跌为表象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外部经济出现了国际竞争力减弱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对策应该是贬值和适当放松银根。但如果人民币贬值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为防止危机加深，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消除悲观的心理预期，中国政府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通过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实现了汇率的超稳定。之后的若干年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都处于十分稳定的状态，在1美元合8.27元附近的区间小幅波动。
（二）1994年汇改的背景及改革动机
考虑到并轨以后我国经济转轨和高速发展的背景，以及90年代末期国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有利于我国的发展，所以政府在汇率制度安排上，如果能够在效率和稳定间选择的话，政府更偏好稳定；全局稳定也成为了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关键依据。当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制造业优势的发挥，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和利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之一，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可以增强各方对人民币的信心，为外商提供相对稳定的汇率预期，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吸引外商投资，保证资本的长期流入，保持制造业的优势，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同时，保持汇率的稳定与转轨经济的特点有关，金融市场不发达，许多内在的风险因素尚未化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较强，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意义重大。
从整个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来看，选择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稳定的汇率为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完善在内的各个领域市场化的改革提供一个较大的操作空间和稳定的市场环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对稳定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后盾，并为1999 年澳门的回归起到政治上的示范效应。
三、2005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及评述
（一）2005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汇率调控的方式。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这里的“一篮子货币”，是指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是中间价的确定和日浮动区间。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3%的幅度内浮动。
三是起始汇率的调整。2005年7月21日19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2006年1月3日，我国再次对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进行调整，规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各外汇指定银行在此价格基础上，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范围制定本行各币种现钞及现汇的买入、卖出价。
根据现行汇率形成机制，央行干预最多只能影响当日汇率的波动区间，不能影响隔日汇率走势，隔日的汇率中间价波动不受0.3%的限制。汇改之后，市场供求与篮子货币共同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汇率形成更多地体现了市场供求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围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为了促进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推进配套改革。
（二）2005年汇改的背景及改革动机
1.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从1978年的9.8％上升至2004年的70％，远高于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国家的日本；政府对关税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2004年（算术）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至10.4％，非关税壁垒的覆盖范围和程度也大幅下降；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达到606.30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量的9.4%；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利用FDI达5621亿美元；人民币已经于1996年底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这些涉外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客观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开放度的全面提高。
第二，资本市场实际上也在逐步开放，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开放的不对称现象正在逐步转变。首先，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理现状并不像外界所说的“严格管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目前中国有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而且很多所谓的管制实质上是真实性审核，如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对外借款、境内金融机构购买境外证券等。其次，2001年我国对境内居民开放B股，表明我国已朝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迈出了第一步。再次，2002年12月我国推出了QFII制度，至2004年底，共有27家海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投资额度总计达32.25亿美元。还有，加入WTO后，外资银行逐步享受业务上的“国民待遇”，资本流动的障碍进一步减少，对利率、汇率信号异常敏感的跨境资金的流动规模和频率都会增加。
第三，随着财富的增长，个人和机构对汇率信号也更为敏感。2004年底，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3%。财富的增加刺激了保值、增值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一系列现象，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外汇黑市价格暴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激增，抢购H股等等，表明个人和机构对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已经相当敏感。当人民币与外汇之间存在利差或人民币存在强烈的贬值或者升值预期时，货币替代问题就会随之产生。
第四，国际储备大幅提高。截至2004年底，外汇储备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
总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1994年汇改后形成的汇率体制已经不适合新世纪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而且国有企业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等各领域市场化的改革稳步推进也为启动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能。
2.超稳定的汇率水平及僵硬的汇率形成机制使得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均衡。第二产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比例过低；涉外产业与非贸易部门产业不协调，前者发展条件好，进展速度快，后者相差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品技术进步慢，原创能力差，附加值低；沿海与内地的产业差异继续扩大。其次，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不合理。到2004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再次，收入分配问题十分严重。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提高，存在非常特殊的人为压低要素价格，特别是劳动力价格的现象。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仅相当于美国的3％，在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沿海发达地区的初级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也没有多少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劳动者合法利益的保护不够。实际上是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出口加工业发展。而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因贸易部门带动而走低，使得我国非贸易部门发展长期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到2004年，我国累计共创造了1.7亿个非农就业岗位，然而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我国失业很大部分原因也在于经济结构的扭曲，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一直在34％左右徘徊，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75％，吸收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70％左右。第三产业不发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3.高度独立的汇率政策与其它宏观政策的冲突更加明显
在我国，汇率政策被认为是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国货币政策被长期以来指派给实现内部均衡——“稳定人民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存在着冲突。并且随着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利率、汇率通过利率平价机制产生的联系日益紧密，使高度独立的汇率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
第一，汇率的超稳定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了货币政策效力。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无效，信贷的扩张只是挤出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储备减少。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开放度快速的提高，国际收支持续流入，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央行出于维护汇率稳定的考虑，经常干预外汇市场，被动买入外汇，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超常增长。
第三，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人民币实际汇率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同时，“9.11”之后，为了防止经济下滑，美国持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2003年，人民币贷款利率比美元利率高出3至4厘。利率和汇率的双重压力，造成国际热钱大量流入。
第四，大量热钱的流入增加了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的顾虑。200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提高至7％。之所以没有通过直接提高存款利率来控制过快的国内信贷增长，是由于还受到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制度的约束。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已经高于美元存款利率，如果提高基准利率，将进一步加快国外热钱的流入，加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所以，汇率稳定的优先考虑使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
第五，低存款利率造成资金成本扭曲。进入21世纪后，随着投资信贷的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农产品价格迅速走高。而由于对热钱流入的担心，我国利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真实利率已经为零，甚至负值。在资金成本如此低廉的情况下，很多缺乏效益的项目也将变得有利可图，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低效率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三）2005年汇改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005年汇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回归有管理的浮动，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2位数的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理论上分析，经济的迅速崛起带来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贸易顺差增加不仅会带来外部升值压力的诉求，对国内货币政策也造成压力，因此汇率升值在所难免。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例如由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的需要。
从实证效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也没有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均衡）。主要表现在：
一是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行贸易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失业问题。人民币小幅升值，通过巴拉萨－拉缪尔森效应表会使得资源流向非贸易部门间，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有效带动就业。
三是有利于企业风险意识的树立和增强。人民币汇率的超常稳定，使得企业并不承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随政府外汇储备的被动性地快速增长，由国际市场汇率波动产生的汇率风险不能分散于各微观经济主体，而主要由中央银行承担。
四是有利于国内企业购买国外技术和开拓国际市场。人民币稳步升值以及通过与出口税收政策的配合，有助于改变我国出口量增价减的局面，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有助于我国能源、原材料的进口和高新技术的引进；有助于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在政治上讨价还价……
四、评价与建议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汇率政策的调整，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必须能够支持内外部长期均衡的实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我国的历次汇改是相当成功的，政府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按照自身经济发展中所面临不同问题，适时进行汇率制度的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维护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汇率制度进一步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大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大力加强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形成和规避风险机制；加强对外汇市场的审慎监管。
第二，适时调整强制银行结售汇制，改为自由结售汇制度。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参与国际市场，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转轨阶段（1978—1993）。这一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双重汇率并存时期（1981—1984年底）。为了促进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核算，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除了继续保留对外公布的牌价适用于非贸易结算外，还决定制定适用于外贸的内部结算价。在这一时期实行的两个汇率中，对外公开的非贸易汇率主要处理对外的关系，而贸易结算价主要是处理对内的关系。实施非贸易牌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外汇收入（供应），和使非贸易外汇收支相抵后的盈余额尽可能地增大。这一时期的非贸易官方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直到1984年初才开始向贸易内部结算价靠拢。贸易内部结算价的目的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1981年初推行的贸易内部结算价，实质上使人民币贬值50%，按当时的出口换汇成本加上适当的成本加成利润（10%），此后结算价长期停留在2.8￥/$的水平上。
第二阶段，是取消内部结算价，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底）。鉴于内部结算价虽然对促进外贸出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两种汇率在使用范围上出现了混乱，出口换汇成本超过了2.8￥/$；并且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内部结算价没有相应调整，使得外贸亏损扩大，财政补贴增加，所以从1985年起取消了内部结算价。为了配合外贸改革，推行承包制，逐步取消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增加了外汇留成比例，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放开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在1985—1990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了几次大幅度调整，但是为了避免官方汇率大幅度下调对企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从以前的大幅度、一次性方式转为逐步微调的方式；在这期间，让市场汇率（调剂汇率）随着市场外汇供求状况浮动，为官方汇率的调整方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除了在1990年底到1992年中期比较接近以外，其他时段这两者的差异都较大，但考虑到外汇留成比例的不断上升，到了后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向调剂汇率水平靠拢。这种双轨汇率制通过调剂汇率对官方汇率进行引导，并通过逐渐提高外汇留成比率来加大市场力量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影响力。
二、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及评述
（一）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主要举措
1994年1月1日，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4年起推行的银行结售汇制是当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础。机构和个人卖出（强制性）或购买外汇通过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同时中央银行又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周转外汇余额实行比例幅度管理，在这一制度下，银行持有的结售周转外汇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超过这一范围上限的银行必须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出售，反之则必须从该市场购进。
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交易中心实行的是会员制，只有金融机构可以成为会员。外汇指定银行根据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规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多余或补充不足的外汇头寸，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国人民银行向外汇指定银行提供基准汇率并要求其遵守浮动区间限制。中国人民银行也以普通会员的身份参与交易，进行必要的干涉，通过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来影响人民币汇率，以便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期望的水平之上。
1996年12月1日，我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
这样，通过强制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的头寸上限管理、外汇市场上严格的浮动区间限制，以及资本账户的严格管制，有效地控制了企业、银行和个人对于外汇的供给和需求，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保证人民银行对汇率波动的有效控制。
这种汇率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在有能力控制汇率波动的前提下，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最初，伴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不断增加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适度干预，人民币汇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对美元的比价从1美元合8.7元升至8.3元，从而成功地体现了“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基本特点。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内部经济出现了以增长速度下滑，物价持续下跌为表象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外部经济出现了国际竞争力减弱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对策应该是贬值和适当放松银根。但如果人民币贬值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为防止危机加深，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消除悲观的心理预期，中国政府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通过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实现了汇率的超稳定。之后的若干年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都处于十分稳定的状态，在1美元合8.27元附近的区间小幅波动。
（二）1994年汇改的背景及改革动机
考虑到并轨以后我国经济转轨和高速发展的背景，以及90年代末期国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有利于我国的发展，所以政府在汇率制度安排上，如果能够在效率和稳定间选择的话，政府更偏好稳定；全局稳定也成为了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关键依据。当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制造业优势的发挥，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和利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之一，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可以增强各方对人民币的信心，为外商提供相对稳定的汇率预期，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吸引外商投资，保证资本的长期流入，保持制造业的优势，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同时，保持汇率的稳定与转轨经济的特点有关，金融市场不发达，许多内在的风险因素尚未化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较强，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意义重大。
从整个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来看，选择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稳定的汇率为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完善在内的各个领域市场化的改革提供一个较大的操作空间和稳定的市场环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对稳定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后盾，并为1999 年澳门的回归起到政治上的示范效应。
三、2005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及评述
（一）2005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汇率调控的方式。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这里的“一篮子货币”，是指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是中间价的确定和日浮动区间。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3%的幅度内浮动。
三是起始汇率的调整。2005年7月21日19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2006年1月3日，我国再次对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进行调整，规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各外汇指定银行在此价格基础上，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范围制定本行各币种现钞及现汇的买入、卖出价。
根据现行汇率形成机制，央行干预最多只能影响当日汇率的波动区间，不能影响隔日汇率走势，隔日的汇率中间价波动不受0.3%的限制。汇改之后，市场供求与篮子货币共同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汇率形成更多地体现了市场供求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围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为了促进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推进配套改革。
（二）2005年汇改的背景及改革动机
1.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从1978年的9.8％上升至2004年的70％，远高于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国家的日本；政府对关税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2004年（算术）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至10.4％，非关税壁垒的覆盖范围和程度也大幅下降；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达到606.30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量的9.4%；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利用FDI达5621亿美元；人民币已经于1996年底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这些涉外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客观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开放度的全面提高。
第二，资本市场实际上也在逐步开放，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开放的不对称现象正在逐步转变。首先，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理现状并不像外界所说的“严格管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目前中国有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而且很多所谓的管制实质上是真实性审核，如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对外借款、境内金融机构购买境外证券等。其次，2001年我国对境内居民开放B股，表明我国已朝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迈出了第一步。再次，2002年12月我国推出了QFII制度，至2004年底，共有27家海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投资额度总计达32.25亿美元。还有，加入WTO后，外资银行逐步享受业务上的“国民待遇”，资本流动的障碍进一步减少，对利率、汇率信号异常敏感的跨境资金的流动规模和频率都会增加。
第三，随着财富的增长，个人和机构对汇率信号也更为敏感。2004年底，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3%。财富的增加刺激了保值、增值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一系列现象，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外汇黑市价格暴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激增，抢购H股等等，表明个人和机构对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已经相当敏感。当人民币与外汇之间存在利差或人民币存在强烈的贬值或者升值预期时，货币替代问题就会随之产生。
第四，国际储备大幅提高。截至2004年底，外汇储备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
总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1994年汇改后形成的汇率体制已经不适合新世纪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而且国有企业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等各领域市场化的改革稳步推进也为启动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能。
2.超稳定的汇率水平及僵硬的汇率形成机制使得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均衡。第二产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比例过低；涉外产业与非贸易部门产业不协调，前者发展条件好，进展速度快，后者相差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品技术进步慢，原创能力差，附加值低；沿海与内地的产业差异继续扩大。其次，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不合理。到2004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再次，收入分配问题十分严重。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提高，存在非常特殊的人为压低要素价格，特别是劳动力价格的现象。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仅相当于美国的3％，在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沿海发达地区的初级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也没有多少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劳动者合法利益的保护不够。实际上是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出口加工业发展。而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因贸易部门带动而走低，使得我国非贸易部门发展长期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到2004年，我国累计共创造了1.7亿个非农就业岗位，然而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我国失业很大部分原因也在于经济结构的扭曲，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一直在34％左右徘徊，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75％，吸收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70％左右。第三产业不发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3.高度独立的汇率政策与其它宏观政策的冲突更加明显
在我国，汇率政策被认为是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国货币政策被长期以来指派给实现内部均衡——“稳定人民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存在着冲突。并且随着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利率、汇率通过利率平价机制产生的联系日益紧密，使高度独立的汇率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
第一，汇率的超稳定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了货币政策效力。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无效，信贷的扩张只是挤出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储备减少。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开放度快速的提高，国际收支持续流入，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央行出于维护汇率稳定的考虑，经常干预外汇市场，被动买入外汇，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超常增长。
第三，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人民币实际汇率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同时，“9.11”之后，为了防止经济下滑，美国持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2003年，人民币贷款利率比美元利率高出3至4厘。利率和汇率的双重压力，造成国际热钱大量流入。
第四，大量热钱的流入增加了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的顾虑。200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提高至7％。之所以没有通过直接提高存款利率来控制过快的国内信贷增长，是由于还受到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制度的约束。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已经高于美元存款利率，如果提高基准利率，将进一步加快国外热钱的流入，加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所以，汇率稳定的优先考虑使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
第五，低存款利率造成资金成本扭曲。进入21世纪后，随着投资信贷的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农产品价格迅速走高。而由于对热钱流入的担心，我国利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真实利率已经为零，甚至负值。在资金成本如此低廉的情况下，很多缺乏效益的项目也将变得有利可图，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低效率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三）2005年汇改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005年汇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回归有管理的浮动，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2位数的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理论上分析，经济的迅速崛起带来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贸易顺差增加不仅会带来外部升值压力的诉求，对国内货币政策也造成压力，因此汇率升值在所难免。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例如由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的需要。
从实证效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也没有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均衡）。主要表现在：
一是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行贸易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失业问题。人民币小幅升值，通过巴拉萨－拉缪尔森效应表会使得资源流向非贸易部门间，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有效带动就业。
三是有利于企业风险意识的树立和增强。人民币汇率的超常稳定，使得企业并不承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随政府外汇储备的被动性地快速增长，由国际市场汇率波动产生的汇率风险不能分散于各微观经济主体，而主要由中央银行承担。
四是有利于国内企业购买国外技术和开拓国际市场。人民币稳步升值以及通过与出口税收政策的配合，有助于改变我国出口量增价减的局面，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有助于我国能源、原材料的进口和高新技术的引进；有助于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在政治上讨价还价……
四、评价与建议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汇率政策的调整，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必须能够支持内外部长期均衡的实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我国的历次汇改是相当成功的，政府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按照自身经济发展中所面临不同问题，适时进行汇率制度的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维护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汇率制度进一步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大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大力加强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形成和规避风险机制；加强对外汇市场的审慎监管。
第二，适时调整强制银行结售汇制，改为自由结售汇制度。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参与国际市场，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