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宋。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现在仍被赞誉“开明”的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创新成果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朝代。宋文化更是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在许多方面“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史上，它的声名则更加显赫：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说：中国宋代“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然而，正是这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空前绝后”、中华文化达到顶峰的朝代，刻在历史教科书上最多的字眼是内政腐败堕落，对外割地求和、屈辱退让，一片不堪回首的景象。引人深思的是，将其灭亡的并不是什么世界强国，而是一个尚处于采集渔猎阶段、没有固定的财政收入、人口仅为北宋二十分之一的女真族政权，而且是“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宋·洪迈《容斋续笔·靖康时事》）皇帝被掳，王公大臣、后宫嫔妃、公主、宫女等万余人皆成阶下囚。
　　到了南宋，仍然不脱苟安之奴态。宋代诗人林升一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把南宋苟且偷安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赵昚虽然也曾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展开隆兴北伐；宋军也曾于一月之内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等地，威慑中原，但后因将帅不和，号令难行，符离集一战被金兵大败。于是，赵昚在主和派汤思退等人的鼓动下，只好罢黜张浚，向金求和。结果，除了割地赔款外，金宋之间的关系由君臣之国进而改为叔侄之国，34岁的宋孝宗赵昚向38岁的金世宗完颜雍称伯父。史称隆兴和议。时隔43年，昏庸无能的宋宁宗赵扩在准备远未充分的情况下，听信佞臣韩侂胄奏请，下诏攻金，再致战败。金与南宋再由“叔侄之国”改称“伯侄之国”。史称“嘉定和议”。这两位“侄皇帝”关键时刻都有一个相似的行为，罢黜或诛杀主战者。
　　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其决定因素与野蛮和文明、先进和落后无关，最要紧的是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决定民族的生死存亡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堕落无不是从精神、意志的颓化开始的。国家层面的精神、意志颓化往往带来亡国灭种之祸。
　　北宋输得如此之惨，是武备落后吗？非也。北宋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陈襄：《古灵集》卷八《论冗兵劄子》）“供军之资，十居七八”（《宋会要辑稿》）“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辩证一》）。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王曾瑜：《金朝军制》）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宋史》卷三七五《邓肃传》）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
　　是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吗？更说不上。北宋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辉煌的文化。真正的要害是赵宋王朝因害怕他人重演“陈桥兵变”，置“忘战必危”古训而不顾，以“杯酒释兵权”。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宗家法。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这些治国理念销蚀掉的正是一个国家最为宝贵的灵魂——“民族精神”。
　　国家意志与全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当代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为深厚的力量基础。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以1950年为例，美国的钢产量是中国的140多倍，工农业总产值是中国的28倍。从军队装备上看，我方一个军75毫米以上火炮仅有198门，汽车约120辆，没有坦克；而美军则拥有火炮1428门，汽车约7000辆，坦克430辆；海空军我方略等于无，而美军拥有1100架作战飞机和300艘舰艇。军火生产能力我方差距更是难以想象。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信邪，果断决策抗美援朝，在双方实力极不对称的条件下粉碎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经此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始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国家主权的完整与安危。20世纪40年代起，随着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核威胁就像幽灵一样在天空游荡，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和生存。1953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956年4月，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同上）1958年，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彈、洲际导弹”（同上）。“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荣臻传》）周恩来也指出：“当核讹诈的大棒在头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一个受尽苦难却不甘屈辱的民族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周恩来与将帅》。）正是他们的高瞻远瞩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迎难而上，奋发图强，在极为简陋、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两弹一星”，打破了少数西方国家核垄断、核威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决心，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恢复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这里除了我们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外，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得到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则是最根本的原因。
　　习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面对百年大变局，我们尤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郑重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理论》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