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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4－12
［作者简介］赵敏（1977—），女，江苏阜宁人。总务处助教，主研行政管理。
［摘 要］针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低效益、高能耗、社会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要避免四个误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难点在于要改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为此应采用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3－0028－0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从十年动乱的浩劫中逐渐清醒，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理论创新，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工作重点，又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经济向着民族振兴的目标阔步前进并取得快速发展之时，我们发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GDP实现了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国今后选择什么样的、适合国情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发展思路的革命问题。
一、高代价的增长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是令全世界瞩目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样付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
从投入来看，按照 “增量资本产出率”，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我国在“六五”期间是18亿元，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4.99亿元，这说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在我国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资去拉动的。
从能耗来看，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只有0.4，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实现的 GDP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资源，包括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
在高增长的同时，不协调的问题则更明显，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体现在三个短板：一是农业的短板。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二是服务业的短板。中国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6.4%，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5%，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同时因此也减少了近1亿个就业机会；三是行业中的短板。中国的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都要依赖进口。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不协调。
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人们的收入分配、与就业形势、与人的全面发展、与体制的创新等都存在相对失衡的不协调问题。比如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在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中国医疗体系健全性方面的排名是144位，而每个中国人的卫生财务负担排名是倒数第四；再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高达0.417，早已超出了发达国家平均0.338的警戒线，差距在拉大，人民内部矛盾也在上升，从1993年到2003年，因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按17%的比例在增长。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失衡现象值得警惕。
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并引导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经历过，中国不得不面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
从2003年开始，我国明显地呈现出资源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扬、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巨大压力，中国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企业，普遍面临着缺电的困扰。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但按照现在的资源、能源消耗方式，我国将很难承受。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构想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统筹兼顾”的发展观，得以在过去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综合和提升，以此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然而，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来解决当前中国还处于低级形态的发展问题，究竟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呢？显然，“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落实问题，比其提出更具挑战性。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一：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从世界发展实践考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为解决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想，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意识，于是有人认为，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提科学发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包括其他任何后发国家都必须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而应该走后发型的“跨越”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高级形态的发展要求和低级形态的发展条件结合起来，为中国选择一条更为科学的后发现代化道路，这是世界实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以后再说”的理想和所谓的“空想”。
误区二：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要放慢发展速度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时，也正是前些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充分暴露的关键时刻，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科学发展观”，其实是为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找一个理论依据，是有意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
这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狭隘的误解。“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站在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观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的新构想，不是要放慢发展、阻碍发展，而是用前瞻性的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要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误区三：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否定过去的成绩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创造了世界奇迹，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但提出“科学发展观”新构想，绝对不是对过去成绩的否定，而是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因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伴随着大发展、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要辨证地认识和对待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否定成绩。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在发展中解决过去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执政党过去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误区四：把“全面”、“协调”、“统筹”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有一种看待发展的错误逻辑，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均衡-不均衡-均衡”这样反复的发展道路，因此，现在提出“全面”、“协调”、“五个统筹”的理念，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进行调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均衡”与“不均衡”永远都不是分阶段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显然不是要求先发达的城镇停止发展，等着中国农村的发展，不是要求东部地区暂停发展，等着中西部地区一起“均衡”发展，而是纠正过去一味追求GDP为准、一心发展城市的思路，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按照系统发展的要求，保持科学的比例关系发展，实现和谐发展。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点
“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就是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发展要求的统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意识来对待和解决当前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直面几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尤其在中国农村，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过大专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总体上人的素质不高，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而科学发展就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甚至放弃，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是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弱势群体扶持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会对实际发展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还是各级领导的“政绩观”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主体是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的政府，政府施政过程中有没有科学发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这是由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所决定的。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强烈，追求政绩、创造政绩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
要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因此，当前需尽快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不能只盯着GDP，投资增长等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基本价值趋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社会适度公平，实现社会发展最大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此来设置考核指标，尤其要增加那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而党、政官员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对于那些官员很乐意去做的事，则一般不必考核，可以参照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这是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王兴运〕
［作者简介］赵敏（1977—），女，江苏阜宁人。总务处助教，主研行政管理。
［摘 要］针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低效益、高能耗、社会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要避免四个误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难点在于要改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为此应采用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3－0028－0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从十年动乱的浩劫中逐渐清醒，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理论创新，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工作重点，又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经济向着民族振兴的目标阔步前进并取得快速发展之时，我们发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GDP实现了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国今后选择什么样的、适合国情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发展思路的革命问题。
一、高代价的增长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是令全世界瞩目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样付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
从投入来看，按照 “增量资本产出率”，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我国在“六五”期间是18亿元，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4.99亿元，这说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在我国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资去拉动的。
从能耗来看，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只有0.4，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实现的 GDP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资源，包括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
在高增长的同时，不协调的问题则更明显，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体现在三个短板：一是农业的短板。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二是服务业的短板。中国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6.4%，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5%，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同时因此也减少了近1亿个就业机会；三是行业中的短板。中国的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都要依赖进口。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不协调。
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人们的收入分配、与就业形势、与人的全面发展、与体制的创新等都存在相对失衡的不协调问题。比如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在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中国医疗体系健全性方面的排名是144位，而每个中国人的卫生财务负担排名是倒数第四；再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高达0.417，早已超出了发达国家平均0.338的警戒线，差距在拉大，人民内部矛盾也在上升，从1993年到2003年，因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按17%的比例在增长。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失衡现象值得警惕。
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并引导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经历过，中国不得不面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
从2003年开始，我国明显地呈现出资源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扬、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巨大压力，中国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企业，普遍面临着缺电的困扰。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但按照现在的资源、能源消耗方式，我国将很难承受。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构想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统筹兼顾”的发展观，得以在过去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综合和提升，以此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然而，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来解决当前中国还处于低级形态的发展问题，究竟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呢？显然，“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落实问题，比其提出更具挑战性。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一：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从世界发展实践考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为解决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想，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意识，于是有人认为，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提科学发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包括其他任何后发国家都必须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而应该走后发型的“跨越”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高级形态的发展要求和低级形态的发展条件结合起来，为中国选择一条更为科学的后发现代化道路，这是世界实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以后再说”的理想和所谓的“空想”。
误区二：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要放慢发展速度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时，也正是前些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充分暴露的关键时刻，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科学发展观”，其实是为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找一个理论依据，是有意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
这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狭隘的误解。“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站在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观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的新构想，不是要放慢发展、阻碍发展，而是用前瞻性的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要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误区三：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否定过去的成绩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创造了世界奇迹，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但提出“科学发展观”新构想，绝对不是对过去成绩的否定，而是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因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伴随着大发展、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要辨证地认识和对待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否定成绩。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在发展中解决过去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执政党过去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误区四：把“全面”、“协调”、“统筹”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有一种看待发展的错误逻辑，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均衡-不均衡-均衡”这样反复的发展道路，因此，现在提出“全面”、“协调”、“五个统筹”的理念，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进行调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均衡”与“不均衡”永远都不是分阶段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显然不是要求先发达的城镇停止发展，等着中国农村的发展，不是要求东部地区暂停发展，等着中西部地区一起“均衡”发展，而是纠正过去一味追求GDP为准、一心发展城市的思路，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按照系统发展的要求，保持科学的比例关系发展，实现和谐发展。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点
“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就是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发展要求的统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意识来对待和解决当前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直面几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尤其在中国农村，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过大专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总体上人的素质不高，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而科学发展就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甚至放弃，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是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弱势群体扶持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会对实际发展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还是各级领导的“政绩观”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主体是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的政府，政府施政过程中有没有科学发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这是由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所决定的。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强烈，追求政绩、创造政绩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
要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因此，当前需尽快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不能只盯着GDP，投资增长等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基本价值趋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社会适度公平，实现社会发展最大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此来设置考核指标，尤其要增加那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而党、政官员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对于那些官员很乐意去做的事，则一般不必考核，可以参照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这是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王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