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灭了。”1914年，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望着伦敦政府行政区点点灯光悲叹：“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开篇所展现的场景，以极带现场感的叙事方式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带来的内心恐惧与冲击。并且，这种冲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其影响所及，早逾出欧罗巴境内。时光步入20世纪，东方与西方，已实现了“天涯若比邻”。中国再不是隔岸远望欧陆烽火的旁观者，依仗“英日同盟”，日本妄图取代德国，攫取在山东的特权；作为后起的大国，挟战胜国之威，美国所推行的“威尔逊主义”一时深获国人青睐，可见中国已成为大国博弈这盘棋上的重要布局所在。当然，面对诸多危机，北京政府并未一味忍让。从“局外中立”、对日谈判，到对德绝交、参与一战，再到“中日联盟”“联美制日”，于此复杂多变的时势变迁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愈加密切，虽然过程并不美好。
　　约翰·麦克里兰在剖析自由主义之弊时，着意指出“自由主义让国家垄断暴力，后来付出惨痛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那些非常难以找到理性原因的战争”。以此为镜鉴，彼时的中国思想界也在不断反思欧战的热议中，遭遇了趋于分化甚或裂变的“三岔口”。是故，一战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一战结束，转眼百年，作为身处国际关系再度迈入大变局时代的国人，回望昔日的鏖战烈火，颇能体味到历史似乎远未消歇，它一直隐伏在现实之中。
　　——王学斌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战场主要是在欧洲，中国虽然地处远东但仍在1917年3月14日对德绝交，继而对德宣战，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之一。一战爆发时，民国初建，国内政局不稳，袁世凯急于扑灭革命力量，建立自身的集权统治；国际上，英俄日等列强争相在中国边疆挑起事端，意图乘机获得更大的侵略利益。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面对这次大战，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为了保护自身的主权和利益，做了哪些工作？中国为何在1917年才加入战争？这些问题都与当时北京政府的外交工作紧密相关。整体而言，一战期间，中国经历了从中立到参战的历史过程，每一步外交选择，都是北京政府经历了复杂的国内外博弈后做出的决定。
　　··Ⅰ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日，中国就已经知道了消息。1914年7月28日，外交部致电驻欧洲各公使：“奥塞失和，所驻国对此持何态度，有何举动，确切密探，随时电部。”并于29日再次发电探询战争进展：“奥塞开战，各国守中立如何情形，希速探明电复。”战争爆发的前两日，外交部兩次发电，目的明确，希望探听中立情形。驻欧洲各使传回的消息，多为推论。在战争爆发初期，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之中，从中能得出的预判其实较为有限。
　　对于远在欧洲的战事， 中国将采中立属于自然得出的逻辑判断。至于中国中立的目的，一般认为：北京政府希望以中立之身而不使欧洲战火烧到中国。当时的社会舆论虽然也认可中立，但要求政府不要采取“保守中立”，以免蹈日俄战争中国之覆辙，希望“陆军部勿仅注意于民间言论而自忘其职守焉”。此时中国的国民，从舆论上看，大体是持局外中立观点的。
　　为了防止欧洲战火波及自身，中国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之内就向当时的美国提议，希望限制战区在欧洲境内，不要扩展到远东。在美国驻华代办马克谟致电美国国内前，北京政府曾派代表与其接洽，请美国出面，限制交战国在中国境内作战。马克谟当时未予答复，而是表示将向国务院请示。同日，荷兰公使探询美国外交部，询问“美国是否准备与荷兰一起提议西太平洋的中立”。这些建议均指向由美国倡议的远东中立。也是在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有关各国，要求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俄德法日等租借地交战。
　　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了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外交部希望在宣布中立前，能得到美国的外交支持和日本自身中立的保证，这里有两点考虑：一是从美国得到外交支持，借以维护自己中立的权威性不受侵犯；二是从日本方面希望得到其保持中立的态度。而对日本态度的推断，是建立在英国不参战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消息的迟滞，8月5日，英国已经对德宣战。内外形势并未给外交斡旋留出更多的时间。在未能达到最佳的外交局势下，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仍有机会防止日本侵占山东，或者宣战，或者直接收回青岛，但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北京政府不是在最佳的外交形势下做出了宣布中立的决定，但亦有一点是更为现实的考虑：能不能等来理想中的外交局势？如果推迟宣布中立的时间，等来理想中的外交局面，当为最好，但现实表明，局势走向并不利于中国。
　　中国虽然宣布中立，但随着日本对德宣战，中国的中立面临着国际法上的难题。如何在总体中立的情形下，划出供交战双方行军需要之区域，进而维持局外中立，成为当时北京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无法以武力维持中国中立地位的情形下，北京政府只得仿日俄战争先例，在山东划出供日英联军使用的行军区域。由于中国租借地和租界的存在，中国与交战双方均系友邦，一方面不能偏袒其中一方，另一方面也不会以武力抵抗另一方。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划出一定区域，而保持“局外中立”，从法理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最为合适的国际法行为。从根本上而言，租借地是中国租借出去的领土，主权仍在中国，德国通过胶澳租借条约获得的是租借地的管理权，而非主权。德国在租借地内实施并无条约规定的种种战争准备，是违反了租借地条约的违法行为，由于日本屡次不听从中国抗议，而强行登陆龙口，北京政府为顾全中立大局，不得已划出行军区域，是在国际法规下所变通做出的正常行为，符合一般逻辑。 　　··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击败德国，英国在远东地区需要盟国日本的帮助，但不愿日本的行动威胁到自身的利益，需要防止其独霸远东。对于日本而言，日本则视一战为扩大侵华权益的天赐良机。因英日同盟的存在，日本急切希望利用与英国的同盟关系加入战争，并借助英国的力量达到称霸东亚的目的，这是日本对英关系的基本方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作为在华利益的最大拥有国，一旦中日冲突，英国在华利益必将受损，因此英国对东亚的政策是维护中日间的现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英国对日本的劝诱纵容以及对中国的施压，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
　　青岛战事结束后，日本仍在行军区域内留驻军队，并私自架设电信，修筑铁路，意图侵占山东之野心已经暴露。北京政府虽然意识到尽早依法取消行军区域，恢复相应地区的中立地位于外交和事实上均有益于中国，但在日本的一再拖延下，直到1915年1月7日，方发布取消行军区域照会。此时的日本，其野心已经不满足于侵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在中国宣布取消行军区域照会后不久，日本终于提出了意图全面霸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在對华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却向英国通报隐瞒了第五号要求的“十一条”，意在减少来自英国的阻力，尽快结束谈判。英国内部对“十一条”意见不一。虽然有报告分析认为，“十一条”已经违背了日本参加对德作战的初衷，有违英日同盟的宗旨，但驻华公使朱尔典等人则认为，日本的要求并非特别苛刻，并建议应予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定的补偿。俄、美等国在得悉“二十一条”的消息后，均向英国求证消息之准确性，在英国的催促下，日本向俄、美等国通报了“十一条”。中国确认日本向各国刻意隐瞒了第五号要求后，通过不同渠道予以揭露。当确定存在第五号要求后，朱尔典等曾认为，第五号要求或系作为谈判筹码而提出。但英国很快意识到其与其他正式要求并无区别，将严重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葛雷遂对日本提出了中日交涉英国所持的两项原则：一是如果日本的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二是日本的要求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历经25轮谈判，日本在英国的劝诱下，最终同意推迟提出第五号要求，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以往我们所认识到的图景是，日本放弃第五号要求与英国的坚持分不开，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梳理4月26日以来英国方面的种种举措，英国认为中日之间谈判的最大障碍是第五号要求，遂开始在谈判陷入僵局时说服日本撤回第五号要求。最终关头，日本放弃在最后通牒中写入第五号要求，这固然是英国干涉的结果，但与北京政府所透露出来的不惜一战的决策存在很大关系。英国以维护自身的远东利益起见，其最终目的是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谈判，集中精力于欧洲战事。最后通牒发出后，英国围绕上述目的，其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斡旋呈现不同的特色：劝中国忍辱负重，宁可接受屈辱条款的和平，亦不可以冒险以国运相赌，并表明，英国绝不会在中日冲突中支持中国；对日方强调须维护英日同盟的宗旨，告诫其不可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华动武不可能达到既定要求。
　　··Ⅲ ··
　　一战爆发后，因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侵占了胶济铁路和青岛，山东问题因之产生。自日本侵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后，北京政府意识到只有参加战后和会，方有机会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山东权益。为筹备参加战后和会，北京政府曾从多个方面予以努力，一方面从理论上寻找加入战后和会的国际先例，另一方面则派员亲赴欧洲，探寻各国的态度。在中国对德绝交之前，北京政府曾尝试过加入和约国对德作战，但为国际局势所不许。
　　在国内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先是派驻巴西公使刘式训赴欧调研，继之以外交部参事夏诒霆为特使探询欧洲各国状况。为达到参会目的，外交部分别分析了交战双方及中立国的态度，在中国屡求参战而不可得的状况下，为设想以中立国身份出席和会作了大量外交调研。外交部在中国参战前所做的这些调研，为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进行上述调研的同时，应协约国之请，派遣华工赴欧，以以工代兵的形式为以后加入和会增加权重。
　　一战进行当中，法国政府深感自身劳动力的缺乏，为支持长久战争，有意引进国外工人。在欧洲诸国招募的同时，亦希望开辟新的工人来源地。经法国驻华公使康悌（M.A.R.Conty）的介绍，法国政府将目光转向中国，希望招募中国工人至法国战场服务。华工只是法国工人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唯一来源。法国人倾向于招募中国华北工人，在他们看来，华北工人除了身高体壮外，还能耐严寒酷暑，较能适应法国的气候。确定好政策之后，康悌即与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接洽。此时的梁士诒内掌实权，外有国际信用，“虽非身当外交之冲，然实际稳操外交大计”。中国为加入战后和会，曾经构想通过直接参战而加入和会，但因遭到反对而未果。在外交部为如何通过中立国身份加入和会而密集调研的同时，法国来华招工计划为中国的参会之议提供了另一个渠道。北京政府亦有意通过华工赴欧，为将来的加入战后和会累积资本。
　　梁士诒所设计的“以工代兵”强调“只可由商人出名，代政府负责，于契约上亦不能有片言只字以工代兵”。之所以如此安排，因为“中国尚在中立时期，既不袒德，亦不应袒法，断不能由我政府与法政府直接交涉”。研究者指出，“这是梁士诒基于国家立场，从政治观点出发，为使中国脱离孤立状态，并提高战后中国之国际地位”而拟定的原则，可以视为“中国参战之议屡遭日本压制后的一种变相参战行动”，用心良苦。
　　华工对一战的贡献为多方所承认，英国政府为了感谢华工的优良工作，不但致电威海卫官员表示嘉许，而且向200多名工人颁发奖章。法国将军福煦推崇华工“第一等工人，亦可称为卓越之兵士，在敌人现代化疯狂炮火威胁下，仍能保持最优良的军人品格，坚定不移”。有一副对联可谓是对华工赴欧的高度概括，上联为“血洒欧西庄世运”，下联为“魂还祖国挽神州”，横批为“流芳千古”。
　　中国寻求参加和会的外交，我们所了解最多的就是参战以后的事情，以及中国如何在巴黎和会上力争收回山东的外交活动，而在参战以前，民国外交部曾为如何加入大会作过细致而认真的努力，这部分外交活动，一直曾被遗忘。如果梳理中国加入大战的原因，或许可以发现，战前所作的关于媾和大会的外交调研，为中国最终决定对德宣战，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从外交层面，防止中国走错方向，并尽可能藉战争之际，最大化自身利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战争爆发，到中国正式宣布对德绝交并参战，属于中國筹备加入和会的第一阶段。中国参战以后，与会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先前为此所做的种种准备，都有了一个结果。参战以后的与会筹备，与此前相比有重大改变。之前所做，是围绕着是否加入、如何加入而展开，此后，则是如何在会上最大程度实现中国利益。
　　加入和会的筹划与民国政府总体的参战外交方针是一致的，不是说加入和会将与参战发生矛盾。其总体构想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租借地、租界及胶济铁路，尽最大可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其主要对手国，当属日本。参会外交的最终目的是参与大会，维护自身利益，不让日俄战争后的故事重演。当中国求中立以自保而不可得时，中国方面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外交交涉及国际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线索，一是寻求参战，结果是当然加入和会，在会上维护自身利益，二是，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并运用各种手段达到维护自身权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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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参会筹议和参战努力终于在1917年迎来转折。1917年初的欧洲大陆，协约国与同盟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经过三年的消耗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打破战争的僵局，1月31日，德国宣布恢复对协约国的无限制潜水艇战，此举引发了一系列的外交反应，许多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宣布对德绝交，并最终导致战争开始朝着不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继美国对德绝交之后，北京政府亦宣布对德绝交。北京政府对德绝交的方式不同于当时的美国等国，而是采取了抗议预言绝交的方式，即先抗议，如抗议不成，再绝交。
　　在战争爆发之初，虽然北京政府宣布以中立为中国的外交选择，但在内部仍有不同建议。比如，有人建议中国应直接加入协约国，趁机收回德奥两国的在华特权，并进而防止日本侵占中国权益，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事实上中国不可能直接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战争进入第二年，战争相持不下，双方的消耗逐渐增加，均有意拉拢中立各国加入自身阵营。尝试让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情形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英、法、俄对于中国能加入协约国阵营最为热心，因担心无法独霸中国，日本起初反对中国加入协约阵营。1917年，随着美国参战，中国参战外交迎来了转机。自中国对德发出抗议预言绝交的照会后，美国国务院并不愿中国立刻对德绝交，此点与学界以往的认识不太一样。日本则不同，由于担心中国完全跟随美国一致行动，从而让美国在中国外交政策上占去先机，日本此时希望中国能再前进一步，而不是仅仅发出抗议。中国的参战，并非仅仅限于口头上的，华工在欧战前线的服务以及出兵西伯利亚都是中国为一战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借机废除了与德奥的条约。
　　中国参战以后，参加战后和会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朝野上下开始筹备如何与会。整体而言，中国朝野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希望藉此废除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原本为参加和会而准备的收回山东权益反而并未成为提案的主要方面。由于日本一再宣言将归还青岛，因此政府内部并不认为这属于一个主要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更为宏大的废约问题上，力图藉此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山东问题是隐含在中国与会宗旨之内的当然内容。又由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与日本为对手，因此何时以及如何向大会提出，必须在摸清日本的方针以后方可着手。陆征祥过日时与内田的谈话，已经使其大致了解了日本的方针，不单独对日是中国参战前就已经达成共识的外交策略，此策略与日本的方针针锋相对，不得已，到达巴黎后的陆征祥决定在和会正式提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虽然赢得了除日本外与会各国的同情，但直接收回山东权益的愿望仍然落空。五四运动因而爆发，在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未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影响深远。其直接影响在于，由于中国拒不承认日本对山东权益的继承，日本对这些权益的占有始终属于非法，中国仍保有重新讨论和收回的权利。这就为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并得以解决奠定了基础。其更深远的影响是，自近代中国开始办理外交以来，“始争终让”是一个逃不脱的规律，中国总是在经过若干无效的抗争后，不得不在列强设计好的条约上签字画押。而巴黎和会的拒约，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这是中国人在签订条约问题上第一次响亮地对列强说“不”。它对以后的中国外交显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