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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正月初三，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一封《给不可能的孩子的信》，“你妈妈知道，爸爸不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妈妈很伤心，因为她太想你了，虽然爸爸跟她说过一堆理由。爸爸和她一样爱你，我们爱的方式不一样。……爸爸甚至不敢让你喝国产的奶粉，穿国产的校服，不敢让你独自上学怕被绑架……爸爸只是想让你知道，你那么可爱，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爸爸都会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你，甚至超过爱自己的生命，而……一切的伤害都等在你的四周，我的承受力太差，你能理解爸爸吗？”
这是自2001年和2009年之后，萧瀚第三次在博客上表示自己不打算要孩子，“写博客是一种公共表达，而公共表达如果不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实当时不担心，我不是很相信决心这种东西，因为它和具体的生活状况关系很大”，萧瀚的夫人阿花回忆说，“况且他那么喜欢小孩子。”
在北京通州他们四壁皆书的家里，这是两人论辩的话题之一。对于“人生是自己的”这件事，两人都有着强悍的坚持，因此来自父母亲戚的影响，和流俗一样有限。那么剩下的，就是试着说服彼此。
其实有相当大的共识。萧瀚在年轻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作研究，他对自己的下一代能否挣脱抱着怀疑的态度；阿花彼时已从一家都市报的时政部辞职，专心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他们的第一个逻辑：此时此地，并不适合生育一个孩子。这个逻辑自然还由许多真实的生活面向所支撑：空气、水、食物、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精神世界。而两人最在意的，是孩子的教育。
“我们不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学校来解决。”阿花说，“如果小孩不上学的话，以我们俩的知识，教到初中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孩子是需要伙伴的，我们又怕他孤单。”
但还有第二个逻辑：未出生的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大人有权决定不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吗？两人并无答案。不过阿花还有另一个“攻击”萧瀚的论据：我们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现在不是很好吗？
萧瀚的回答是：可是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人格也都不够完善，“比如我的脾气不好。其实从思维方式到反应机制，我们身上的毒都还没有排干净。”
在微博上，两人互称领导，都是极有趣的人。有一次阿花发微博说，“作为一个四川人我真的得了地震恐惧症，昨晚半夜看到日本也地震的消息，我硬把我家领导从床上拽起来，逼着他把床头完全可以压死我们的书挪掉一大半，他一边极其不满一边拿着保罗·约翰逊的《美国人的历史》自言自语：‘这套书砸晕你的确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次，她写道，“那天去办了暂住证，感慨说：现在我算是正式暂住在老公家里了……我家领导很淡定地说：我还暂住在自己家里呢……”
不过并没有太多人清楚他们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今年8月底随萧瀚赴美访学后，阿花发了一条微博：“下午坐在床上读书，看着窗外蓝天发呆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起码在这一年里，我再也不用一直担心有人会开着无牌车在半路上粗鲁地把我们截下……”
她的两个朋友人在深圳，暂时回不了北京，他们的孩子才几岁。“你对孩子怎么解释这个世界呢？”阿花说，“美国的家长对孩子解释的是圣诞老人，而我们要解释的是这个……”
3年前，萧瀚在法大上课，业余时间写写博客，“人家觉得路越走越宽，但我们的路是越走越窄。”阿花说。可实际上，如今的萧瀚和3年前的萧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这正是整件事情的可怕之处：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在那些希望为人父母者的头顶——你只是想多排些毒，在真实中生活，你就进了一张大网，网子还越收越紧。“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伦理和审美的要求，会非常痛苦，”萧瀚说，“我生活得已经非常吃力了，不忍让孩子也这样生活。”
萧瀚说，他其实很讨厌政治，骨子里对学术也没有那么感兴趣，“作为一个懒鬼，希望整天就是看书、吃饭，今天想着吃越南河粉，明天想着吃成都印象。”阿花则干脆说，她的兴趣爱好都是小镇式的，她喜欢四川小镇的生活。
他们不愿重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不会考虑移民，相反，他们想的是以后回到阿花家乡，过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那种生活会令获取收入更为困难，但那里的消费水平也较低。阿花说，他们现在非常有意识地降低自己的消费，“做一些实验，降低自己的物质欲望的同时也能开开心心。”
萧瀚喜欢四川的小孩子，“活泼又不胡闹”。小地方的另一个好处是熟人社会，很多大城市的规则在那里没有那么赤裸裸，比如，给老师送礼。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萧瀚“不要孩子”的想法就慢慢软化了，他把这主要归为天性，“孩子会促使你真正对生命进行最深层的思考，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谦卑，而不是理性的谦卑。”反而是阿花，到纽约后有点动摇了，“这里满大街都是各种肤色的小孩子，你看到他们就融化了。可是，这也让你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差距。”
如今，要还是不要孩子，是两人最重大的事情。阿花看过一篇专栏，对里面的观点颇有同感：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自由真讨厌。她有时希望来一点外界的压力，迫使她做一个决定，“以前读书、找工作、结婚，都只要为自己负责就行了，可是生孩子你要为他负责，而且还没有退出机制。”
萧瀚到现在也不確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应对，毕竟，那些为了孩子而被剥夺尊严的事情，他暂时还没感受到。
他希望，如果有了孩子，自己能够教会他/她享有幸福的能力，而关于幸福，他同意亚里斯多德的话，美德是一个人幸福的源泉。
“但很多时候，努力是一回事儿，结果却是另一回事儿。”
这是自2001年和2009年之后，萧瀚第三次在博客上表示自己不打算要孩子，“写博客是一种公共表达，而公共表达如果不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实当时不担心，我不是很相信决心这种东西，因为它和具体的生活状况关系很大”，萧瀚的夫人阿花回忆说，“况且他那么喜欢小孩子。”
在北京通州他们四壁皆书的家里，这是两人论辩的话题之一。对于“人生是自己的”这件事，两人都有着强悍的坚持，因此来自父母亲戚的影响，和流俗一样有限。那么剩下的，就是试着说服彼此。
其实有相当大的共识。萧瀚在年轻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作研究，他对自己的下一代能否挣脱抱着怀疑的态度；阿花彼时已从一家都市报的时政部辞职，专心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他们的第一个逻辑：此时此地，并不适合生育一个孩子。这个逻辑自然还由许多真实的生活面向所支撑：空气、水、食物、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精神世界。而两人最在意的，是孩子的教育。
“我们不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学校来解决。”阿花说，“如果小孩不上学的话，以我们俩的知识，教到初中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孩子是需要伙伴的，我们又怕他孤单。”
但还有第二个逻辑：未出生的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大人有权决定不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吗？两人并无答案。不过阿花还有另一个“攻击”萧瀚的论据：我们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现在不是很好吗？
萧瀚的回答是：可是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人格也都不够完善，“比如我的脾气不好。其实从思维方式到反应机制，我们身上的毒都还没有排干净。”
在微博上，两人互称领导，都是极有趣的人。有一次阿花发微博说，“作为一个四川人我真的得了地震恐惧症，昨晚半夜看到日本也地震的消息，我硬把我家领导从床上拽起来，逼着他把床头完全可以压死我们的书挪掉一大半，他一边极其不满一边拿着保罗·约翰逊的《美国人的历史》自言自语：‘这套书砸晕你的确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次，她写道，“那天去办了暂住证，感慨说：现在我算是正式暂住在老公家里了……我家领导很淡定地说：我还暂住在自己家里呢……”
不过并没有太多人清楚他们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今年8月底随萧瀚赴美访学后，阿花发了一条微博：“下午坐在床上读书，看着窗外蓝天发呆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起码在这一年里，我再也不用一直担心有人会开着无牌车在半路上粗鲁地把我们截下……”
她的两个朋友人在深圳，暂时回不了北京，他们的孩子才几岁。“你对孩子怎么解释这个世界呢？”阿花说，“美国的家长对孩子解释的是圣诞老人，而我们要解释的是这个……”
3年前，萧瀚在法大上课，业余时间写写博客，“人家觉得路越走越宽，但我们的路是越走越窄。”阿花说。可实际上，如今的萧瀚和3年前的萧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这正是整件事情的可怕之处：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在那些希望为人父母者的头顶——你只是想多排些毒，在真实中生活，你就进了一张大网，网子还越收越紧。“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伦理和审美的要求，会非常痛苦，”萧瀚说，“我生活得已经非常吃力了，不忍让孩子也这样生活。”
萧瀚说，他其实很讨厌政治，骨子里对学术也没有那么感兴趣，“作为一个懒鬼，希望整天就是看书、吃饭，今天想着吃越南河粉，明天想着吃成都印象。”阿花则干脆说，她的兴趣爱好都是小镇式的，她喜欢四川小镇的生活。
他们不愿重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不会考虑移民，相反，他们想的是以后回到阿花家乡，过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那种生活会令获取收入更为困难，但那里的消费水平也较低。阿花说，他们现在非常有意识地降低自己的消费，“做一些实验，降低自己的物质欲望的同时也能开开心心。”
萧瀚喜欢四川的小孩子，“活泼又不胡闹”。小地方的另一个好处是熟人社会，很多大城市的规则在那里没有那么赤裸裸，比如，给老师送礼。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萧瀚“不要孩子”的想法就慢慢软化了，他把这主要归为天性，“孩子会促使你真正对生命进行最深层的思考，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谦卑，而不是理性的谦卑。”反而是阿花，到纽约后有点动摇了，“这里满大街都是各种肤色的小孩子，你看到他们就融化了。可是，这也让你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差距。”
如今，要还是不要孩子，是两人最重大的事情。阿花看过一篇专栏，对里面的观点颇有同感：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自由真讨厌。她有时希望来一点外界的压力，迫使她做一个决定，“以前读书、找工作、结婚，都只要为自己负责就行了，可是生孩子你要为他负责，而且还没有退出机制。”
萧瀚到现在也不確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应对，毕竟，那些为了孩子而被剥夺尊严的事情，他暂时还没感受到。
他希望，如果有了孩子，自己能够教会他/她享有幸福的能力，而关于幸福，他同意亚里斯多德的话，美德是一个人幸福的源泉。
“但很多时候，努力是一回事儿，结果却是另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