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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美德的主要德目源于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确定中华美德教育的德目,既要参照儒家伦理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鉴;又要借鉴东亚地区道德教育实践的经验,礼失而求诸野。经过多方论证,确定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勤、宽”为中华美德的的核心德目。在15年来的教育实验中,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关键词:儒家伦理;中华美德;历史源流;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G7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21(2010)11-0009-04
中华美德的主要德目源于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厘清儒家伦理的源流并进行现代转化,是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职责。下面对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自1994年以来进行的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实验的进展情况做一介绍,敬请批评指正。
一、儒家伦理的历史源流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生成、演变、组合及其当代价值与再兴,是本项研究的重要依据。确定中华美德教育的德目,既要参照儒家伦理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鉴;又要借鉴东亚地区道德教育实践的经验,礼失而求诸野。
(一)“以史为鉴”
从尧帝“禅让”、舜帝“孝感天下”、禹帝“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齐国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属于儒学之前的道德文化。而周代以“礼”为主导的道德,则是儒家创始者直接的思想渊源;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尤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局,必须“克己复礼”,“礼失而求诸野”;孟子强调“义”,但是他对当时社会主要道德规范的定位,则是仁、义、礼、智“四德”,是他把“仁”放到了第一位,将“礼”降到了第三位;汉代董仲舒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可见当时社会对于“信”的需求,从此,自周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被官方认定并推向社会,成为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由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再次恢复了管仲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这“八德”一直影响到明清,直至韩国等东亚各国;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民国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统称“四维八德”。
(二)“礼失而求诸野”
中国传统道德在东亚各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韩国,当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青少年中重点进行“忠、孝、礼”“三德”教育。新加坡40余年的成功之道,全在重视德治与法治并举。1982年,政府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定为“治国之纲”,上升为国家道德。1990年,政府发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东方或儒家伦理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也是东方或儒家的价值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历史与现实证明,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的言行。
二、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
儒家伦理发展的历史和东亚地区的实践经验成为本项研究的源与流。经过多方论证,确定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为此项教育试验的核心德目,并对每一个德目的生成与演变,历史价值与现代转化,以及现代人如何修炼等,分别做了具体研究。
1.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
忠,是一种责任意识。人要对自己、家庭负责任,忠于人生、忠于家庭。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要负责任,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人谋,而不忠乎”?对人民、对国家,要忠心耿耿,精忠报国,“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热爱祖国是一种情感,忠于祖国是一种责任。
新一代国民的责任意识,关系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关系着整个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与效率。因此,将“忠”的教育放在首位,就是要突出责任意识教育。用责任理解“忠”,能够扬弃其过时的“愚忠”,弘扬“忠”的精华。
2. “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仁者自爱”“仁者爱人”,爱己、爱人、爱家庭、爱社群、爱国家、爱和平、爱天地。爱,是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情感基础。孝乃社会和谐之源,无孝难有天下和谐。孝道,是血缘亲情之伦理,它具有永恒性,并能延伸到整个社会。孝乃德之本。孝,是形成其他品德的起点与情感基础。孝育,是爱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
3.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
诚,一是真,二是实,它是人的一种内在品质,是人类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
真与假对立,实与虚同在,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更加凸显, 因为以假乱真、以虚代实已成为见利忘义、图财害命等等非人道行为的主要手段。“3·15”打假行动、“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连年开展,即使治标不治本,也能有很大的成效。成效越大,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学校多年不提“诚”的教育,造成国民“诚意”的淡化,值得反省。
4. “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睦,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文明,而且具有普世性。人们若不能“言而有信”,市场经济难以良性运行,社会难有和谐。
5.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
礼,是明人伦、守分寸、显平等,是人际文明的规范。博文约礼,礼是规规矩矩地做人。礼是自敬、敬人,敬是礼的灵魂,敬生礼、礼生和、和为贵。明礼而守法,礼,是法律的前身,法从礼生。
礼是个人、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国家文明与尊严的象征。“礼之用和为贵”。礼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富而好礼”,“仓廪实而知礼节”,建设小康社会,呼唤礼。
重视“礼”的教育和建设是中国人的传统,古今中国,从来没有离开过“礼”。而今,国人对于“礼”要继承与开新,研究“新习俗”,演化“新礼仪”,再现“礼仪之邦”。
6. “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义,是“应当”“合理”“善”“美”。“义者,宜也”。义,是人生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身正气,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义,是价值观。在义与利面前,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义,是利他奉献。义举行善,无私奉献。义,是一种道德境界,高尚人格。人生观、价值观和奉献精神的教育,就是“义”的教育。
7.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
廉,是“吏德”“仕者之德”,不恶不贪、立身清白为廉洁。“廉”是为官之本。廉洁成风,国泰民安;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廉是“为官之宝”。廉洁之官被尊为“清官”,不廉之吏是“贪官污吏”。
养廉,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廉,是公民的一种道德素质,这种道德素质要从小培养。中国有着优良的廉洁教育传统,在一些童蒙读物和家训中,都把勤劳俭朴的教育作为廉洁教育的基础。认为勤劳知节俭,俭朴生清廉。廉以勤为本,勤俭立清廉。这种早期教育对一代代国人形成勤俭、廉洁的美德,起了直接的作用。可见,倡廉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香港廉政公署从1974年至今,连续20余年坚持给中小学生编写德育教科书,进行以廉洁为中心的道德教育,已经收到举世公认的教育效果。
8. “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耻,是耻辱,“耻,辱也”。耻、知耻,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是一种道德心理,知耻,是明善恶、知是非、辩美丑的一种道德判断,它既是个体一种品德素质,也是个体形成良好品德素质的一种内在机制和动力。
知耻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培养形成的。培养新一代国民的知耻之心,历来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要学会做人,必须从知耻开始;社会“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忽视对新一代国民进行“知耻”的教育,是当代学校教育的一大失误。
以上对“八德”内涵的粗浅解读,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孝是道德情感基础,耻是道德心理机制,忠是道德责任,义是道德境界,礼是道德行为,诚、信、廉三德,是道德主体的道德品质。如此,“八德”在个体品德结构中的地位与价值,就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2004年以后,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又将“八德”扩展为“十德”,增加了“勤”与“宽”,这两种美德对于当下独生子女一代,尤其重要。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进行了如下设计:
小学阶段,重点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的原则,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合格的中国人、中国公民以至国之栋梁,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三、中华美德教育的模式
15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一)经典文化
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了《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河西区,先后编辑《论语八德》《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山东省莱西市编辑了《四书选读》。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本书是在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试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插图都由小学生绘制,可以看出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学生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山东省莱西市10万名学生,人人能够背诵所学过的经典,整个班级、整个学校能够集体背诵,幼儿园的孩子,集体表演以背诵《三字经》为内容的韵律体操,600人的小学,每天放学集体整队齐声背诵着《弟子规》离开学校,成为大街、小巷的一道风景,成为向广大居民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宣传队。看着孩子从小接触中华文化,祖辈欣慰,父母羡慕。“家长学校”也开设了背诵经典的专题讲座。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居民委员会,也都开展起背诵经典的竞赛。在街头巷尾,买菜的妇女、剃头的师傅,都可以背诵《朱子治家格言》。如此文化景象,如此弘扬中华文化的行动,令人深思,给人激励,使人看到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
(二)节日文化
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对于普及儒家伦理、开展道德教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项研究,重点推动“过中国年”、中华母亲节、孔诞教师节三个节日。
2001年12月,课题组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参与中华美德教育行动的实验学校,在2002年春节开展“过中国年”的活动:
价值:以孩子为中心,向家庭、社区、社会辐射道德文明。主题:心中有人、目中有事──自我道德教育行动。内容:要求小学生说三句话——您辛苦了、您好、新年快乐,做三件事——鞠躬、让食、抄三幅对联;要求初中生说三句话——您辛苦了、您好、新年快乐,做三件事:拜师、礼让、助人。空间:家庭、学校、社区。目标:树立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穿中国服饰、过中国年节的文化振兴观,养成尊长敬师、礼让助人的良好行为习惯,知中行、行中悟、悟中从,知行统一、净化心灵。模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校独自设计教育方案。
此项教育活动已经连续坚持了8 年,不仅积累了经验,而且日益规范,形成传统。2010年的新年前夕,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在北京市通州区召开了“过中国年”的现场会,将此项教育活动推广至全市中小学。
中华母亲节,正在创建阶段。它以孟母为形象代表,以孟子的诞辰,即孟母成为母亲的农历四月初二,立为中华母亲节。2006年,在孟子家乡山东邹城凫村,活动正式启动。参与本项研究的所有学校,都积极行动,成为创建中华母亲节的助推力量。过中华母亲节,弘扬儒家孝道,继承中华孝道传统,培育学生孝亲敬老,开“母爱爱母”之新风,具有深远意义。
将每年9月29日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中国教师节,正在取得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2005年以来,参与本项研究的部分学校,除了过法定的教师节之外,还在孔诞这一天,再过一个教师节。
如果,每年春季孟子诞辰的“母亲节”、秋天孔子诞辰的“教师节”能够畅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有了普及与推广的新平台,为往圣继绝学就有了可以操作的新时空。
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每个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三)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了中华美德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就有: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宣武区“天桥文化”与“民国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如果说经典文化是中华美德教育的“魂”,节日文化则是“体”,地域文化就是“根”。这三种文化彼此支撑、相互融通,所建构起来的21世纪中国德育新模式,有利于形成学校、家庭、社区的“三维互动”;为实现个体品德内化与道德成长,提供了丰厚的文化产品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为学校实施德育,提供了创新的空间与施展才华的新平台;为建设以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的中国德育,提供了参考。
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此,需要有先行的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研究机构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社区的三维互动;需要有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三种力量与资源的新整合;需要有两岸四地资源互补的新合作;需要联合各国儒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为儒学的继续发展与大有作为,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
(作者单位: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北京100102)
责任编辑徐向阳
关键词:儒家伦理;中华美德;历史源流;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G7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21(2010)11-0009-04
中华美德的主要德目源于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厘清儒家伦理的源流并进行现代转化,是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职责。下面对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自1994年以来进行的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实验的进展情况做一介绍,敬请批评指正。
一、儒家伦理的历史源流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生成、演变、组合及其当代价值与再兴,是本项研究的重要依据。确定中华美德教育的德目,既要参照儒家伦理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鉴;又要借鉴东亚地区道德教育实践的经验,礼失而求诸野。
(一)“以史为鉴”
从尧帝“禅让”、舜帝“孝感天下”、禹帝“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齐国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属于儒学之前的道德文化。而周代以“礼”为主导的道德,则是儒家创始者直接的思想渊源;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尤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局,必须“克己复礼”,“礼失而求诸野”;孟子强调“义”,但是他对当时社会主要道德规范的定位,则是仁、义、礼、智“四德”,是他把“仁”放到了第一位,将“礼”降到了第三位;汉代董仲舒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可见当时社会对于“信”的需求,从此,自周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被官方认定并推向社会,成为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由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再次恢复了管仲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这“八德”一直影响到明清,直至韩国等东亚各国;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民国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统称“四维八德”。
(二)“礼失而求诸野”
中国传统道德在东亚各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韩国,当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青少年中重点进行“忠、孝、礼”“三德”教育。新加坡40余年的成功之道,全在重视德治与法治并举。1982年,政府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定为“治国之纲”,上升为国家道德。1990年,政府发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东方或儒家伦理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也是东方或儒家的价值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历史与现实证明,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的言行。
二、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
儒家伦理发展的历史和东亚地区的实践经验成为本项研究的源与流。经过多方论证,确定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为此项教育试验的核心德目,并对每一个德目的生成与演变,历史价值与现代转化,以及现代人如何修炼等,分别做了具体研究。
1.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
忠,是一种责任意识。人要对自己、家庭负责任,忠于人生、忠于家庭。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要负责任,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人谋,而不忠乎”?对人民、对国家,要忠心耿耿,精忠报国,“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热爱祖国是一种情感,忠于祖国是一种责任。
新一代国民的责任意识,关系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关系着整个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与效率。因此,将“忠”的教育放在首位,就是要突出责任意识教育。用责任理解“忠”,能够扬弃其过时的“愚忠”,弘扬“忠”的精华。
2. “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仁者自爱”“仁者爱人”,爱己、爱人、爱家庭、爱社群、爱国家、爱和平、爱天地。爱,是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情感基础。孝乃社会和谐之源,无孝难有天下和谐。孝道,是血缘亲情之伦理,它具有永恒性,并能延伸到整个社会。孝乃德之本。孝,是形成其他品德的起点与情感基础。孝育,是爱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
3.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
诚,一是真,二是实,它是人的一种内在品质,是人类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
真与假对立,实与虚同在,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更加凸显, 因为以假乱真、以虚代实已成为见利忘义、图财害命等等非人道行为的主要手段。“3·15”打假行动、“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连年开展,即使治标不治本,也能有很大的成效。成效越大,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学校多年不提“诚”的教育,造成国民“诚意”的淡化,值得反省。
4. “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睦,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文明,而且具有普世性。人们若不能“言而有信”,市场经济难以良性运行,社会难有和谐。
5.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
礼,是明人伦、守分寸、显平等,是人际文明的规范。博文约礼,礼是规规矩矩地做人。礼是自敬、敬人,敬是礼的灵魂,敬生礼、礼生和、和为贵。明礼而守法,礼,是法律的前身,法从礼生。
礼是个人、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国家文明与尊严的象征。“礼之用和为贵”。礼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富而好礼”,“仓廪实而知礼节”,建设小康社会,呼唤礼。
重视“礼”的教育和建设是中国人的传统,古今中国,从来没有离开过“礼”。而今,国人对于“礼”要继承与开新,研究“新习俗”,演化“新礼仪”,再现“礼仪之邦”。
6. “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义,是“应当”“合理”“善”“美”。“义者,宜也”。义,是人生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身正气,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义,是价值观。在义与利面前,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义,是利他奉献。义举行善,无私奉献。义,是一种道德境界,高尚人格。人生观、价值观和奉献精神的教育,就是“义”的教育。
7.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
廉,是“吏德”“仕者之德”,不恶不贪、立身清白为廉洁。“廉”是为官之本。廉洁成风,国泰民安;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廉是“为官之宝”。廉洁之官被尊为“清官”,不廉之吏是“贪官污吏”。
养廉,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廉,是公民的一种道德素质,这种道德素质要从小培养。中国有着优良的廉洁教育传统,在一些童蒙读物和家训中,都把勤劳俭朴的教育作为廉洁教育的基础。认为勤劳知节俭,俭朴生清廉。廉以勤为本,勤俭立清廉。这种早期教育对一代代国人形成勤俭、廉洁的美德,起了直接的作用。可见,倡廉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香港廉政公署从1974年至今,连续20余年坚持给中小学生编写德育教科书,进行以廉洁为中心的道德教育,已经收到举世公认的教育效果。
8. “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耻,是耻辱,“耻,辱也”。耻、知耻,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是一种道德心理,知耻,是明善恶、知是非、辩美丑的一种道德判断,它既是个体一种品德素质,也是个体形成良好品德素质的一种内在机制和动力。
知耻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培养形成的。培养新一代国民的知耻之心,历来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要学会做人,必须从知耻开始;社会“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忽视对新一代国民进行“知耻”的教育,是当代学校教育的一大失误。
以上对“八德”内涵的粗浅解读,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孝是道德情感基础,耻是道德心理机制,忠是道德责任,义是道德境界,礼是道德行为,诚、信、廉三德,是道德主体的道德品质。如此,“八德”在个体品德结构中的地位与价值,就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2004年以后,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又将“八德”扩展为“十德”,增加了“勤”与“宽”,这两种美德对于当下独生子女一代,尤其重要。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进行了如下设计:
小学阶段,重点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的原则,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合格的中国人、中国公民以至国之栋梁,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三、中华美德教育的模式
15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一)经典文化
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了《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河西区,先后编辑《论语八德》《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山东省莱西市编辑了《四书选读》。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本书是在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试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插图都由小学生绘制,可以看出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学生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山东省莱西市10万名学生,人人能够背诵所学过的经典,整个班级、整个学校能够集体背诵,幼儿园的孩子,集体表演以背诵《三字经》为内容的韵律体操,600人的小学,每天放学集体整队齐声背诵着《弟子规》离开学校,成为大街、小巷的一道风景,成为向广大居民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宣传队。看着孩子从小接触中华文化,祖辈欣慰,父母羡慕。“家长学校”也开设了背诵经典的专题讲座。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居民委员会,也都开展起背诵经典的竞赛。在街头巷尾,买菜的妇女、剃头的师傅,都可以背诵《朱子治家格言》。如此文化景象,如此弘扬中华文化的行动,令人深思,给人激励,使人看到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
(二)节日文化
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对于普及儒家伦理、开展道德教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项研究,重点推动“过中国年”、中华母亲节、孔诞教师节三个节日。
2001年12月,课题组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参与中华美德教育行动的实验学校,在2002年春节开展“过中国年”的活动:
价值:以孩子为中心,向家庭、社区、社会辐射道德文明。主题:心中有人、目中有事──自我道德教育行动。内容:要求小学生说三句话——您辛苦了、您好、新年快乐,做三件事——鞠躬、让食、抄三幅对联;要求初中生说三句话——您辛苦了、您好、新年快乐,做三件事:拜师、礼让、助人。空间:家庭、学校、社区。目标:树立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穿中国服饰、过中国年节的文化振兴观,养成尊长敬师、礼让助人的良好行为习惯,知中行、行中悟、悟中从,知行统一、净化心灵。模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校独自设计教育方案。
此项教育活动已经连续坚持了8 年,不仅积累了经验,而且日益规范,形成传统。2010年的新年前夕,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在北京市通州区召开了“过中国年”的现场会,将此项教育活动推广至全市中小学。
中华母亲节,正在创建阶段。它以孟母为形象代表,以孟子的诞辰,即孟母成为母亲的农历四月初二,立为中华母亲节。2006年,在孟子家乡山东邹城凫村,活动正式启动。参与本项研究的所有学校,都积极行动,成为创建中华母亲节的助推力量。过中华母亲节,弘扬儒家孝道,继承中华孝道传统,培育学生孝亲敬老,开“母爱爱母”之新风,具有深远意义。
将每年9月29日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中国教师节,正在取得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2005年以来,参与本项研究的部分学校,除了过法定的教师节之外,还在孔诞这一天,再过一个教师节。
如果,每年春季孟子诞辰的“母亲节”、秋天孔子诞辰的“教师节”能够畅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有了普及与推广的新平台,为往圣继绝学就有了可以操作的新时空。
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每个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三)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了中华美德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就有: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宣武区“天桥文化”与“民国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如果说经典文化是中华美德教育的“魂”,节日文化则是“体”,地域文化就是“根”。这三种文化彼此支撑、相互融通,所建构起来的21世纪中国德育新模式,有利于形成学校、家庭、社区的“三维互动”;为实现个体品德内化与道德成长,提供了丰厚的文化产品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为学校实施德育,提供了创新的空间与施展才华的新平台;为建设以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的中国德育,提供了参考。
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此,需要有先行的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研究机构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社区的三维互动;需要有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三种力量与资源的新整合;需要有两岸四地资源互补的新合作;需要联合各国儒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为儒学的继续发展与大有作为,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
(作者单位: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北京100102)
责任编辑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