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致开幕辞，他的开场白是，“昨天夜里中国的北京下了去年入冬以来第一场有真正意义的或者叫做有规模的雪，这是一个好兆头，它给粮食生产和城市环境改善都带来了好气象，人们会有好心情，好心情下会有好建议。”这段一语双关的话，在网上引来很多评论。
　　确实，这些天来，改革在媒体上的热度陡然上升。就在这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专家们的谈论也十分大胆，比如，吴敬琏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予以抨击，他也直言，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改革没有多少进展。不过，吴敬琏也表示，今年有条件推动金融财税和地方改革。
　　当然，李克强的讲话最为引人注目。李克强的讲话主要围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展开。第一条措施是扩大内需，重点则是城镇化，改善民生；第二条措施是鼓励创新；第三条措施是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在于创新体制机制。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几项措施，是李克强近一年来反复强调的。比如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也正是，扩大内需是转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務，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转方式最大的瓶颈制约在体制机制障碍，有效办法就是推进改革。这些也构成李克强2月份在《求是》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文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之主要内容。
　　这些平实内容，确实触及了中国欲保持可持续增长而不得不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反复提出这些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了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学者在呼吁，高层也在反复强调。事实确是，人们已经指出的经济结构的扭曲日趋严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一句空话。
　　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走出这种改革无力之困境？这恐怕是执政者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解决之道，也许在于开放决策过程。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正义而合理的制度变革模式，就是下、中、上保持良性互动：普通民众追求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为此而突破旧有制度，创造出新的制度。知识精英居间观察、思考，对民众的制度创新进行概括、总结，并论证其合理性。上层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接受知识精英的论证，通过立法程序，承认民众的制度创新。上世纪80年代的良性制度变革，大多遵循这种制度变革的决策模式，而90年代之后诸多引起非议的制度调整，都没有遵循这种模式，而由政府有关部门关门决策。
　　最糟糕的是，制度变革的决策模式具有显著的选择性：诸多制度调整都是捡软柿子捏，也即只有这样一类改革，可以迅速推动：普通民众可以承担改革的成本，享有特殊地位的群体则独享制度变革的红利。相反，那些真正有利于推动市场化、民主化、从而有利于增进民众权利、利益的制度变革，则被系统地绕开。即便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无法进行。由此，改革的含义也就悄然发生了重大漂移，改革的声誉遭到严重损害。到今天，相当数量的人群，闻改革之议而起狐疑之心。
　　如果要推动制度变革，哪怕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改变制度变革的决策模式，具体地说也许可以参照80年代，可以总结为两点：
　　第一，各级决策者、尤其是最高决策层，应当相信国民，相信民众的制度创新能力。改革就意味着现在的制度不完善，那么，民众就有创新制度之道德权利。对于民众的制度创新，不应盲目打压。中央政府尤其需要保持独立立场，不可附和地方政府。
　　第二，政治决策层需要与各界精英、尤其是那些具有责任感、公共精神的知识精英，保持密切联系。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一大优点在于存在着一个士大夫共同体，政府内外精英密切互动。今日欧美日等现代国家，也无不如此。80年代同样如此。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各种信息可以快速分享，决策者可以了解社会心理，并借助于精英共识，提出理性的解决问题之方案。
　　总之，要推进真正的变革，就必须开放决策过程，让普通民众各界精英共同参与决策，惟有此，中国的改革大业才能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