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教365》：在今年全国两会中，许多代表都发表了关于幼儿园安装视频监控的意见，并且提出应制定幼儿园视频监控管理规范制度。对此，您能谈一谈自己的观点吗？
　　曾晓东：首先，大家需要了解公共政策的概念。公共政策的特征是相互妥协，很多时候，政策的制定不是凭借事情的正确性，而是采用大家能够接受、能相互妥协的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监控问题：政治和技术。
　　从政治角度来看，当公共服务出现危机时，政府所想到的内容一定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基于专业技术考虑。幼教从业者需要了解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首先考虑的必定是安抚群众，对群众做出明确交代，却未必会给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士一个交代。从技术角度上看，两会中的各位学前教育研究者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视频监控带来的影响对于整个学前教育业态并不是非常积极的，有许多极端的现象已经出现：有的教师不敢靠近孩子，甚至部分教师相继离职，这让学前教育行业非常“受伤”，对行业生态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幼教365》：有专家在两会中提出，过度依赖视频监控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园间的信任，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曾晓东：说到信任度，这便涉及另一个话题——公共政策领域中信任机制的建立。这是一个经济学难题，也是公共政策领域的头等大事。解决信任问题需要长期和共同的努力，当下迫切需要做的是，行业主管领导或幼儿园领导去化解老师与行业的压力，让其明白，幼儿园之所以安装视频监控，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政治需要高于行业的业态。我们要向老师解释清楚：大家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或委屈，但一定要明白，政府采取使用视频监控的行为有自己的逻辑与道理，现在，恰好需要我们幼师承担社会不信任所产生的代价了。
　　《幼教365》：您刚刚提到，如今的教师群体处于不被信任的生态环境中，若想改善这种不被信任、缺乏安全感的生态环境，教师能够做些什么呢？
　　曾晓东：教师首先要明白，即使在被人怀疑的情况下，不要觉得抬不起头，继续坦坦荡荡地和家长沟通，做好自己分内工作便可。
　　其次，教师要学会转变教学观念，调整教学环节。我在一些幼儿园进行半日观察时发现，在这些教学转换过程中，经常有个别孩子跟不上集体行动，听不见老师的指挥，这是导致老师生气的主要原因。毕竟，孩子不是机器，我们不能保证所有教学环节能完全按照幼儿园规章制度实施。教师在各个教学环节转换中，如遇到这种情况，要理性看待孩子跟不上教学节奏的问题，可以请保育员帮忙照顾。掉队”的孩子，或适当地单独叮嘱孩子，这要比老师“大喊大叫”有用得多。
　　《幼教365》：您认为，过度依赖视频监控会造成哪些伤害？怎样做才能让这样的伤害最小化？
　　曾晓东：视频监控会给人带来紧张感，如果长期在视频监控下开展工作，有可能会让教师产生心理问题。我认为，视频监控的话题值得讨论，但更重要的是，园长在落实这件事时具体的工作安排以及教育部门敢于承担安全责任。我们要用专业的眼光看待这件事，要理解家长的期望与需要，他们希望孩子的信息是可以交流、交换的，大多数家长在接孩子时，都非常愿意听老师聊一聊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地方政府最好能按照指示最低限度地布控摄像头，并且建立一套合适的机制，让老师在上课过程中系统地组织对孩子的观察，将观察转化为教学的一部分，再把观察当作一个正常的信息傳递给家长，这样就能把一件很敏感的事情转化成有专业素养的信息交流了。
　　我理解政府在公共危机面前做出这些决策，也理解家长希望政府对幼儿园加强监管的诉求，更理解幼儿园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承受着莫大压力。我想呼吁社会，处理问题的手段可以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也可以出于专业技术层面，当我们陷入一种政治情绪中，千万别忘了还有一套专业技术的标准可参照。希望更多家长能理解专业部门所秉承的信仰与专业精神，理性地进行社会改良建设，督促幼儿园进行专业的信息交换，通过家长委员会传递家长的呼吁与需求，而不是陷入情绪，强迫地进行信息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