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捷：在吕梁搞宣传
　　1936年2月20日晚8点整，红一方面军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的东征战役正式打响。
　　2月21日，身为政治部副主任的罗荣桓率红一军团政治部先遣人员和宣传队在陕西绥德县沟口东渡黄河，到刘家庄宿营。2月22日，罗荣桓率部移驻刘家河;2月24日，又移驻塔上村。红军在一夜之间神勇突破阎锡山视作“固若金汤”的一层层黄河防线，“飞”进山西，一路披荆斩棘，斩关夺隘，胜利进击，先后进行了关上（今中阳县）、蓬门（今隰县）之战、兑九峪大战等，阎军受到极大挫败。尤其是2月25日红一军团在攻占关上村一战中，全歼号称“满天飞”的阎军独立第二旅，显示了红军的威力，鼓舞了军心。2月27日，罗荣桓率部到关上村，组织打扫战场，收缴了许多战利品。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发动群众，进一步展开白区工作，东征总部于2月下旬在山西石楼县西卫村召开重要会议，就创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等进行了研究部署。毛泽东明确指出：“要迅速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任务。”2月28日，各东征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开始在吕梁各县开展创立地方政权，赤化、扩红、筹款的群众工作。这天，罗荣桓率部经高阳到刘家坪宿营。
　　久做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罗荣桓对党中央提出的创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深谙其意。他认真遵照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指示和这次石楼西卫会议精神，正确执行中华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的指示及富农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等，于3月2日率部经高阳到下堡宿营，3月3日率部以战略姿态做群众工作。3月6日率部移驻郭家掌。
　　罗荣桓与毛泽民率领的红军地方工作团选派了阎红彦、黄石山等熟悉当地情况的骨干力量，密切配合地方党组织，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创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罗荣桓他们从阎红彦和黄石山那里得知，晋西一带的吕梁山区虽然是山西最贫困的地区，但却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沿河一带就有了党的地下活动，特别是中阳、石楼、孝义、交口等县的部分山区，也就是1931年阎红彦、马佩勋等率领“晋西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此次红军渡河东征，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喜迎亲人，革命热情高涨。因此，罗荣桓和毛泽民对在此开展工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果然，他们领导的红军地方工作团迅速打开了局面，很快便在三交镇组成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
　　为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罗荣桓和毛泽民等推选三交镇石滩则村有声望的人士李文才为主席，黄石山任副主席。在县苏维埃政府之下，还先后成立了杨家坡、刘家洼、冀家垣、上庄等4个区苏维埃政府。随之，工会、妇联、青年团、贫协会等群众组织也纷纷组织起来，领导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向广大贫苦人民分发大批粮食、衣物。同时，还根据群众的揭发，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一个平时依仗权势为非作歹、这次又冒充“红军委员”欺诈勒索群众的地痞流氓刘某。
　　紧接着，罗荣桓等协助苏维埃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扩红工作，几天中就有几百名新战士加入了红军行列。另外，还帮助成立了中阳县游击大队，以配合主力红军参加战斗。同时，帮助当地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正式成立了地下党支部。
　　红军所到之处，红色政权迅速建立了起来，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红军过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红色政权即扩展到石楼全境及隰县两区（今山西交口县双池、石口一带）、孝义一区（今交口县大麦郊一带）、中阳一区（今柳林县三交一带）。”由于中阳县苏维埃政府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部分开明士绅也由当初惧怕红军转而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如三交镇附近宋家寨有位地主宋鸣章，即主动拿出几百银元、十担粮食捐献给了红军。三交镇的工商业者李锦华等人也主动向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捐献了部分财物。

　　广大劳苦人民在红军到来之后，看到红军所作所为完全代表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心眼里热烈拥护响应共产党和红军，唱出了心中的真情：
　　红色政权遍山庄，
　　人民大众坐江山。
　　印把握在工农手，
　　盐（阎）钵酱（蒋）罐都打翻。
　　南下：大力扩红筹款
　　3月上旬，红军几路军会集于孝义大麦郊，进行了兑九峪会战，给阎锡山又一次沉痛打击。
　　为了揭露蒋介石、阎锡山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罪行，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不断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建河东根据地，3月12日，红军总部在孝义郭家掌（今属山西交口）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东征红军改变部署，分成左中右三路大军。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罗荣桓随同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长驱南下，向临汾地区进發，扩红筹款，发动群众，并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会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3月16日，罗荣桓经双池镇到五里湾，参与领导扩大红军、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创立新的游击区等工作。3月17日，罗荣桓来到汾河西岸的南关宿营。
　　右路军南下后，于3月17日一举突破敌汾河流域堡垒线，迅速占领重要关口——灵石县南关车站。接着，沿同蒲路两侧，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曲沃各地，攻克了襄陵县城和侯马镇，并在这些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揭露阎锡山勾结日军进攻红军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建立抗日游击队、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团体等工作。期间，3月18日，罗荣桓沿同蒲铁路绕过霍州宿营。3月19日，转战至赵城附近。3月21日，移师至洪洞附近的官庄。3月下旬，罗荣桓率部进行大张旗鼓的扩红、筹款工作。全军团扩红3000余人，筹款7万余元。
　　右路军军团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亲自主持领导了广泛发动群众、大力筹款扩红的工作。各师、团直到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地方工作队和扩红小组，专做群众工作。由于阎锡山在红军东征之前，有组织、有计划地采取了一整套“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等花招，实施“保甲制”“连坐法”等措施，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对红军产生了疑惧心理。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军团政治部要求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挨门逐户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我党、我军爱国爱民的实际行动，揭穿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同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人士，保护工商业者利益，惩办土豪劣绅，救济贫苦民众。没过多久，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在朱瑞、罗荣桓的直接指导下，政治部还对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在进行政治宣传中，巧妙灵活地运用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以通俗易懂、感人贴切的群众口语，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纵队”的名义发出布告，阐明了我军东进抗日的宗旨：
　　照得本军东征，
　　志在救国救民。
　　铲除卖国汉奸，
　　驱逐倭寇日本。
　　建立国防政府，
　　组织抗日联军。
　　工人增加工资，
　　土地分给农民。
　　……
　　红军的这个布告和在当地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一时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拨开了人们心头的疑云，宣告了阎锡山欺骗宣传图谋的破产。
　　作为右路军领导干部成员之一，罗荣桓认真贯彻红军总部郭家掌会议精神，率领红一军团政治部和宣传队主要在洪洞、赵城一带积极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活动，把发动群众、筹募物款、扩大红军等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收效很大。
　　首先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打土豪、斗地主工作。当罗荣桓一行来到洪洞、赵城一带时，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使将士们忘掉了长途战斗和行军的疲劳。罗荣桓一行热情地和群众握手，并借机口头作一番宣传工作：“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是过来打日本侵略者的，是拯救穷苦老百姓的。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在红军的宣传和感召下，群众看到红军是一支老百姓的部队，都表现得欢喜若狂，主动积极拥护红军。当天晚上，罗荣桓一行随红一军团总部驻扎在河西石止村。红一师驻白石村，红二师驻万安镇，红四师驻洪洞城北的玉峰山教堂。红一军团其他部队有的住在洪、赵一带的上纪落、北段、左家沟和明姜等村。一些偏远的山庄窝铺虽然没有进驻，但红军的宣传队曾多次涉足其间，开展深入的抗日宣传活动。红军在洪、赵地区活动20余天，对两座县城只是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由红四师抽调少量兵力实施了两次佯攻，以监视和牵制城内的阎军，保证红军主力在广大农村顺利展开宣传民众、打击土豪、筹集军费、扩充队伍等工作。
　　期间，罗荣桓组织红军几支宣传队，手里提着墨筒、拿着笔，在洪赵铁路沿线各村，刷写醒目标语。这些标语具有代表性的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趣的是，不知是哪些群众，晚上在这条标语后面还添写了两行小字：“红军说的对，兄弟阋于墙内，外御其侮。如果不打日本，自己打自己，那就不是人。”除此之外，还有“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共同抗敌！”“驱逐日本出中国！”“雪洗国耻！”“打倒汉奸卖国贼！”“实行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标语同样引人注目。
　　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气的态度，为民抗日的行动，让群众看到了红军是仁义之师，是自己真正的大救星。于是，他们消除了曾受阎锡山反动宣传的蒙蔽，纷纷奔走相告：“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一时间，他们热心地给宣传队扛梯子，参加慰劳队慰问红军等，为红军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短短几天之内，红军和人民群众就结成了鱼水之情。
　　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罗荣桓等趁热打铁，领导群众展开打土豪、斗地主的革命行动。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红军在洪、赵境内，共打土豪235户，当铺5家，富商和粮店、盐店30余家，开仓放粮1万多石，没收现大洋3万多元，金银珠宝和其它浮财则难以计数。这些钱、粮、物除一部分补充红军军需之外，其余全部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在“开仓放粮”“斗富济贫”的同时，红军还应群众的强烈要求，处决了几个横行乡里、十恶不赦的恶霸分子。比如，在杨堡村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土豪李兴时，群众以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李兴时高利盘剥、压榨农民、横行霸道的罪行。红军针对其罪恶程度对他进行了严惩，为广大群众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此外，红军在洪、赵期间还收缴了地主富豪和伪村公所400余条枪支，不仅充实了自身的武器装备，还为老百姓消除了祸根。
　　其次是帮助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群众发动起来之后，罗荣桓带领红军地方工作团及时帮助组建地方党组织，以形成领导革命活动的战斗堡垒，并积极协同地方党组织组建地方武装，以配合红军抗击日军。
　　这时，先期由陕西地下党组织派回洪（洞）赵（城）进行秘密迎接和配合红军东征工作的李师捷（李式楷）、张克莱，以赵城县地方党组织的名义写好一封介绍信，到驻洪洞玉峰山的红一军团二师联系。到达之后，他们向红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地方工作。舒同热情地接待并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当时，红军正在计划围攻洪洞县城。为此，舒同向他们了解洪洞县城防设施的一些情況。关于地方党组织如何配合红军的行动问题，舒同写了一封介绍信，引荐他们到第一军团总部去联系。

　　当天晚上，李师捷、许荒田、张克莱、王兴吾、陈志忠、刘发祥、徐生芳等赵城胡麻圪垛党组织的成员兴冲冲地来到了石止村。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热情地接见了他们，请他们吃了一顿炒辣子鸡和面条。饭后，罗荣桓向他们仔细问询了地方工作的开展情况。接着，给他们谈了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对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作了指示。罗荣桓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揭露蒋介石卖国反共、不抗日、打内战的阴谋，宣传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十大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壮大红军武装力量，组织红军游击队，秘密发动贫苦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座谈之后，罗荣桓从红军中调派专人，协同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中共河东工作委员会，肖望东任工委书记，王兴吾任组织委员，张克莱任军事委员，张国华任地方委员。工委建立后，即帮助洪洞、赵城组建了中共洪洞临时县委和中共赵城临时县委。
　　随后的4月间，罗荣桓等协同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在赵城石止村建立当地第一支地方武装——河东抗日游击队。
　　经过多方动员，李师捷、刘发祥等向总部输送了100余名新战士。当他们几位组织者兴高采烈地提出也要随军参加战斗时，罗荣桓十分高兴地说：“你们随军的问题，个别同志可以，大部仍应不暴露政治面貌，留在地方搞好扩军、参加战斗，坚持白区工作，不能连根拔嘛！”最后决定王兴吾和张克莱随军，其余仍留在当地开展工作、组织斗争。这批新战士被编进河东抗日游击队，并由主力红军派出肖望东、张国华作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张克莱任司令员，肖望东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大队。全队人数很快增加到300余人。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以后，中共河东工委领导河东抗日游击队转战洪洞、赵城、临汾、蒲县、汾西、安泽等地进行抗日活动。从此，洪、赵一带人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参军青年逐渐增多，有的村子自筹武器组织起抗日武装。
　　不仅如此，罗荣桓还在石止村，亲自介绍胡吉庆、胡俊豪、胡惕三和一位姓李的农民秘密加入了党的组织，创建了当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游击自卫队”，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发动青年报名入伍。
　　再次是组织当地成立农民协会。为了巩固胜利果实，红军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还组织农民积极分子成立了农民协会。有的村庄，农民自发地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如公孙堡村。红军东征期间，洪、赵地区共有秦壁、左壁、冯张、师士、上王、右罗、上纪落、明姜、石家庄、涧西等1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农民协会在后来红军撤走后虽然普遍受到阎锡山反动政权的摧残，但党和红军东征中留在这些地方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他们在未来抗战中对洪、赵地区抗日斗争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值得一提、也是最动人的一幕是，罗荣桓等领导的扩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经受阎锡山残酷压榨、盘剥的山西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革命要求非常迫切。加之，由于红军不断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又把打土豪、斗地主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因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十分高涨。红军一动员，贫苦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就踊跃报名，迅速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报名参军的不仅有青壮年，而且还有五六十岁的老汉和十二三岁的娃娃。不让他们参加，他们就软磨硬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少青年学生和学校教师也毅然投笔从戎。有些已经入伍的，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更加热爱红军，便又回去宣传、发动，一传十、十传百，亲戚朋友、父子兄弟相约而来，到处呈现出“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打东洋（鬼子）”、踊跃参加红军的激動人心的沸腾景象。汾河两岸广泛流传起“参加红军”的民谣：
　　斗了地主和豪绅，
　　穷人百姓大翻身;
　　报名参军打日本，
　　跟上红军闹革命。
　　罗荣桓住在赵城石止村时就碰到这样一个娃娃兵，叫崔宝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有一幅题为《红军机器舞》的照片，前排中间的那个孩子就是他。他父母双亡，到处流浪。红军来到石止村时他才12岁。成天纠缠着要参军的他，最终被安排在红军的宣传队里，马上跟随部队转移。头天行军刚走了一半就走不动了，急得偷偷掉眼泪。
　　罗荣桓见到后翻身下马，弯下腰来亲切地问他：“小鬼，你哭什么？”
　　“谁哭啦？”
　　罗荣桓和蔼地逗他：“啊呀，看你鼻子下面还挂了两条龙就当兵了。是不是想家啦？”
　　“我没有家。”
　　“哦！”笑容从罗荣桓脸上消失了，“你当兵能吃得了这份苦吗？”
　　崔宝珠连忙摇摇头：“不苦！这比受阎锡山压迫强多了。”
　　罗荣桓心疼地说：“那你为什么哭鼻子呢？是走不动了吧？来，上马！”
　　崔宝珠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我不骑，不骑……”他想跑，一瘸一拐走出没几步，便被宣传队长梁必业等“抓住”，硬是扶上了马。
　　4月3日，罗荣桓到达羊懈宿营;4月4日，到达东元镇;4月5日，到达中陈;4月6日，到达膏腴;4月9日，到达范家庄;4月11日，移驻傅家庄;4月12日，转战至襄陵汾城镇;4月15日，出席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4月16日，来到吉县东北;4月18日，经午城镇到补村宿营;4月19日，来到水底宿营。
　　在罗荣桓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在整个东征期间，洪、赵地区共发动了600余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后来被分别编入了8个新兵连。罗荣桓等带领红军东征在洪、赵地区20余天，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给这一带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3月中旬至4月底，红一军团和八十一师（即右路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扩红7000余名，筹款4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20余支，在20多个县分别创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晋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4月25日，罗荣桓移驻永和县桑壁。红一军团同毛泽东、彭德怀会合。鉴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西渡黄河。
　　5月3日，罗荣桓随东征的红一军团直属队西渡黄河，返回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