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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的概念，可以溯源到苏格拉底等古希腊的哲学先贤。苏格拉底为追求他认为的真理，不畏社会传统和压力，最后宁愿喝毒汁而亡，而没有选择逃亡，或者停止散布他的哲学思想来“腐化”年轻人。现代的学术自由，虽然在北美喊得比较凶，但北美的学术自由思想，是受到德国洪堡大学思想的影响。德国的大学首先开始强调教育和发表的自由（Lehrfreiheit），这个大学的基本内容。美国学术自由思想的引入，首先出现在建于1876年的Johns Hopkins大学。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该大学早年的很多教授，多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海龟”。
学术自由的定义有不同的版本，但其基本内容，是学者在遵循专业规范的状态下，对事物真义进行探索的自由。对知识和真理的公开追求，有利于人类社会；也因为思想的自由，为体现人性所必不可少。
“研究、学术以及授课的核心功能有赖于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求知、思想、表达、发表以及和平集会得到充分的保护。因此，馆内的研究人员，研究生院的教职员被赋予了在课堂中讨论课程内容的自由，进行科学研究和发表研究结果的自由，表达观点或者在隐私或公民权益下结社的自由，但切记在学术圈中因自己的职位所产生的责任。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应当得到鼓励，它不受机构的正统观念影响，也不受内部或外部的胁迫。”
学术自由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学术机构，学者，以及学生。一位教授，应该有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研究、教课的自由。但这种自由，要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个人与学校，老师与学生之间，也会有涉及学术自由的矛盾。现在常常听到的教授治校之类的呼声，本质上涉及学术自由。学生的学术自由，通常指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生、研究生等，这和他们所学的东西更接近人类知识和科学探索前缘有关，这些前缘地带的问题，还没有定论，需要更多的自由思想去面对它们。而中小学生，受到更多的是成型知识的灌输。中小学中，老师是为了学生而存在，而大学中，教师和学生都为学问而存在。所以，学生在课堂上，有对授课内容保持合理怀疑的权力。
学术自由的基本理念也许容易理解，但它的实际运用却没有那么简单，至少因为三个原因：一是涉及学术自由的概念界定不容易，二是谁该有这个自由也常常说不清，三是学术自由和其他社会原则有可能产生冲突。在学术界，如果使用“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说法，虽然很有正义感，但有时容易混淆了“学术自由”和 “言论自由”的差别。如果一个教社会学的教授，在大学课堂上讲种族歧视的合理性，他应该被解雇，因为社会不应该赋予他在那个位置上讲那种话的自由。以他的身份，在那种场合中说那种话，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范畴，而不应该得到保护。学术自由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和其他一些社会原则产生抵触。美国很多的学校，对涉及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议题，都有一定的言论限制，因为它们可能会和人权、平权等其他社会原则冲突。有些言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说和做的。即使是做相关研究的人，也需谨言慎行，并没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自由。这是上面会有“切记在学术圈中因自己的职位所产生的责任。”但是，做研究的人，他们言行的红线该怎么划，谁来判定划得合适不合适，什么样的话是不负责任了，等等，并非是一件可以简单判断的事。但这些灰色地带，有可能就是社会发展的生长点。
说到学术自由，都会提到美国的“终身教授”（tenure）体制的设立。Tenure体制是学者与教、研机构间的终身契约，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这个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应对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三方面矛盾：一是科学与宗教的矛盾；二是与为维护教师权利而与校董事会的矛盾，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发展的时候，教师完全沦为学校（校董事会大多是企业主）的雇员，如果教师的研究触犯了校董事会成员的利益，学校可以随便把教师解雇；三是学术共同体内部一些学术权威（寡头）对新兴理论等的打压也是阻碍学术自由的因素，这点美国比欧洲好一些，学术相对民主。
为什么公司里的雇员没有广泛的终身制，要开掉你随时都可能？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科研、教育的探索行为给予了特别的认可。从事科研、教育的人，他们的使命，就是探索和传播人类的新知。这种探索需要自由的环境，探索的结果，可能和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念、利益等相冲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为这群从事这些探索活动的人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是为了使人类的探索不要受到任何成见和利益的影响。社会的进步，需要这样的探索。
Tenure对学术的保护，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学者在遵循专业规范的状态下，可以对事物真义进行自由的探索，不用担心说实话而丢饭碗。②它的实施过程中的选择作用。当一个人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拿到tenure，它的实际意义，在于这个人表现出他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一个人在没有拿到tenure的时候，处在“试用期”当中（probationary period），这个时期（通常是五年），他没有得到tenure的保护。如果碰到有争议的议题时，此人采取骑墙态度或者不表态，可以得到同事的理解。因为理论上，他可能会因为某些言论和观点，造成被解雇的结果。对一个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以后你在学术界说话的自由就有了保障。从副教授到教授，通常还有五年的折腾。如果过了，才能拿到教授。如果没有过，不会丢工作，但是件在面子上、收入上都受损的事。不同机构的规定不太一样。我们这里是一次没过，还有一次机会。但如果第二次也没有过，那以后就只能待在副教授这个位置上，不能再晋升教授了。你可以选择走人，也可以一辈子副下去。
曾经有很多关于中国是否也该有tenure制度的讨论。我觉得中国的情况不同，很难照搬美国的做法。在中国有谁因为学术问题受到宗教、董事会的排斥而丢掉饭碗？学术权威的压制情况是存在的，但因此丢掉饭碗的人有多少？无论在科学院或是大学里，通常的情况，是一个人有了一个研究位置，或者在今天有了一个编制内的研究位置，基本上就是“铁饭碗”，这是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优越性。那么中国的“铁饭碗”和美国的“铁饭碗”有什么差别呢？ 从形式上看有两个基本的差别，它们是相关联的：首先是中国“铁饭碗”的筛选过程没有美国的来得严格，有时候，几乎就没有筛选。即使有筛选的过程，大家都讲人情，或者事先就订好了人，但做个样子来招聘，筛选成了一个过场，它不能体现公平，也不能择优录取，把最好的人选挑出来。其次，没有合理的解聘机制，让不能干的人走，能干的人留。通过正常筛选录取的人，若干年后会去竞聘更高层级的岗位，能否评上要看自己的本事、运气以及人脉关系。如果没有解聘机制，一个人几年中尽管干得很一般，评审过程也公平，他也许评不上副教授或教授，但他通常不会被解聘，而会一直熬下去，直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地拿到教授位置。这样下来的结果，一个研究单位就会积累下很多不能干活，但又要领薪水，同时占住编制位置的人。更要命的是，这些人因为学术底气不足，会倾向于打压有学术能力的人，给你找麻烦，你的失败让他不至于太难看，尤其会增加年轻人获得研究位置和出头的难度，或者整个把你灭掉。但解聘制度的建立，需要有相关的社会配套保障。如果一个不能胜任科研的人干了几年后丢失掉职位，他应该有机会在社会中找到其他谋生路子，重新出发。毕竟，一个合理社会的标准之一，是不能让人饿死。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很难从局部推行一些看似理想化的制度。所以，学术界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局部。如果解聘不好弄，先把招聘弄到能让人信服，也许是可以做的事。
从学术文化上看，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学术界在遵守学术规范中，对不合规范行为的容忍度比较高。除了一些被揭发出来的明显造假，常见的灌水文章，重复投稿文章，对知识产权的蔑视，不负责任的言论等等，大家似乎都能忍受，见惯不怪，任其存在，或者说一个研究机构对这些现象无能为力。违反学术规范行为的人，也没有内疚或自责感，下次接着再来，乐此不疲。而严谨做学问的人，常会受制于那些浮夸、不守学术规范但擅长人事关系、有权势的人，让真正的学问没有充分的空间健康生长。这种环境中，年轻人也会有样学样，把工夫花在人际关系上，而不是学问上。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制度、传统文化、历史、教育水平，等等，包括每个个人。没有人能说得清，没有人能有答案。从宪法的文字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和“学术自由”相关的内容，比美国宪法中的要更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是这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美国宪法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有关“学术自由”的法律规范，是通过一些法庭案例建立的。
除了宪法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此外，还有好些其他的条款，尤其是从第33条到第42条，比较复杂，也很难说如何做到一致性。除了高等教育法，还有各种政府部门的规划、纲要、通知。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到“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其中第39条说：“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合作办学、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这已经说得够全乎的了。这些规划、纲要、通知的很多内容常有矛盾，是否体现了宪法精神谁也不知道。这些文字，大家该听哪一个，或者谁的都不听？无论从法还是各种规划纲要上看，中国社会对学术自由在文字上的阐述，比美国的要广泛和细致。也许只有时间能让这些文字融入公民意识中，产生健康的学术自由土壤，滋生出新的思想和技术，造福于崛起的中国，造福于全人类。
学术自由的定义有不同的版本，但其基本内容，是学者在遵循专业规范的状态下，对事物真义进行探索的自由。对知识和真理的公开追求，有利于人类社会；也因为思想的自由，为体现人性所必不可少。
“研究、学术以及授课的核心功能有赖于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求知、思想、表达、发表以及和平集会得到充分的保护。因此，馆内的研究人员，研究生院的教职员被赋予了在课堂中讨论课程内容的自由，进行科学研究和发表研究结果的自由，表达观点或者在隐私或公民权益下结社的自由，但切记在学术圈中因自己的职位所产生的责任。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应当得到鼓励，它不受机构的正统观念影响，也不受内部或外部的胁迫。”
学术自由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学术机构，学者，以及学生。一位教授，应该有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研究、教课的自由。但这种自由，要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个人与学校，老师与学生之间，也会有涉及学术自由的矛盾。现在常常听到的教授治校之类的呼声，本质上涉及学术自由。学生的学术自由，通常指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生、研究生等，这和他们所学的东西更接近人类知识和科学探索前缘有关，这些前缘地带的问题，还没有定论，需要更多的自由思想去面对它们。而中小学生，受到更多的是成型知识的灌输。中小学中，老师是为了学生而存在，而大学中，教师和学生都为学问而存在。所以，学生在课堂上，有对授课内容保持合理怀疑的权力。
学术自由的基本理念也许容易理解，但它的实际运用却没有那么简单，至少因为三个原因：一是涉及学术自由的概念界定不容易，二是谁该有这个自由也常常说不清，三是学术自由和其他社会原则有可能产生冲突。在学术界，如果使用“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说法，虽然很有正义感，但有时容易混淆了“学术自由”和 “言论自由”的差别。如果一个教社会学的教授，在大学课堂上讲种族歧视的合理性，他应该被解雇，因为社会不应该赋予他在那个位置上讲那种话的自由。以他的身份，在那种场合中说那种话，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范畴，而不应该得到保护。学术自由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和其他一些社会原则产生抵触。美国很多的学校，对涉及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议题，都有一定的言论限制，因为它们可能会和人权、平权等其他社会原则冲突。有些言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说和做的。即使是做相关研究的人，也需谨言慎行，并没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自由。这是上面会有“切记在学术圈中因自己的职位所产生的责任。”但是，做研究的人，他们言行的红线该怎么划，谁来判定划得合适不合适，什么样的话是不负责任了，等等，并非是一件可以简单判断的事。但这些灰色地带，有可能就是社会发展的生长点。
说到学术自由，都会提到美国的“终身教授”（tenure）体制的设立。Tenure体制是学者与教、研机构间的终身契约，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这个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应对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三方面矛盾：一是科学与宗教的矛盾；二是与为维护教师权利而与校董事会的矛盾，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发展的时候，教师完全沦为学校（校董事会大多是企业主）的雇员，如果教师的研究触犯了校董事会成员的利益，学校可以随便把教师解雇；三是学术共同体内部一些学术权威（寡头）对新兴理论等的打压也是阻碍学术自由的因素，这点美国比欧洲好一些，学术相对民主。
为什么公司里的雇员没有广泛的终身制，要开掉你随时都可能？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科研、教育的探索行为给予了特别的认可。从事科研、教育的人，他们的使命，就是探索和传播人类的新知。这种探索需要自由的环境，探索的结果，可能和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念、利益等相冲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为这群从事这些探索活动的人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是为了使人类的探索不要受到任何成见和利益的影响。社会的进步，需要这样的探索。
Tenure对学术的保护，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学者在遵循专业规范的状态下，可以对事物真义进行自由的探索，不用担心说实话而丢饭碗。②它的实施过程中的选择作用。当一个人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拿到tenure，它的实际意义，在于这个人表现出他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一个人在没有拿到tenure的时候，处在“试用期”当中（probationary period），这个时期（通常是五年），他没有得到tenure的保护。如果碰到有争议的议题时，此人采取骑墙态度或者不表态，可以得到同事的理解。因为理论上，他可能会因为某些言论和观点，造成被解雇的结果。对一个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以后你在学术界说话的自由就有了保障。从副教授到教授，通常还有五年的折腾。如果过了，才能拿到教授。如果没有过，不会丢工作，但是件在面子上、收入上都受损的事。不同机构的规定不太一样。我们这里是一次没过，还有一次机会。但如果第二次也没有过，那以后就只能待在副教授这个位置上，不能再晋升教授了。你可以选择走人，也可以一辈子副下去。
曾经有很多关于中国是否也该有tenure制度的讨论。我觉得中国的情况不同，很难照搬美国的做法。在中国有谁因为学术问题受到宗教、董事会的排斥而丢掉饭碗？学术权威的压制情况是存在的，但因此丢掉饭碗的人有多少？无论在科学院或是大学里，通常的情况，是一个人有了一个研究位置，或者在今天有了一个编制内的研究位置，基本上就是“铁饭碗”，这是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优越性。那么中国的“铁饭碗”和美国的“铁饭碗”有什么差别呢？ 从形式上看有两个基本的差别，它们是相关联的：首先是中国“铁饭碗”的筛选过程没有美国的来得严格，有时候，几乎就没有筛选。即使有筛选的过程，大家都讲人情，或者事先就订好了人，但做个样子来招聘，筛选成了一个过场，它不能体现公平，也不能择优录取，把最好的人选挑出来。其次，没有合理的解聘机制，让不能干的人走，能干的人留。通过正常筛选录取的人，若干年后会去竞聘更高层级的岗位，能否评上要看自己的本事、运气以及人脉关系。如果没有解聘机制，一个人几年中尽管干得很一般，评审过程也公平，他也许评不上副教授或教授，但他通常不会被解聘，而会一直熬下去，直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地拿到教授位置。这样下来的结果，一个研究单位就会积累下很多不能干活，但又要领薪水，同时占住编制位置的人。更要命的是，这些人因为学术底气不足，会倾向于打压有学术能力的人，给你找麻烦，你的失败让他不至于太难看，尤其会增加年轻人获得研究位置和出头的难度，或者整个把你灭掉。但解聘制度的建立，需要有相关的社会配套保障。如果一个不能胜任科研的人干了几年后丢失掉职位，他应该有机会在社会中找到其他谋生路子，重新出发。毕竟，一个合理社会的标准之一，是不能让人饿死。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很难从局部推行一些看似理想化的制度。所以，学术界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局部。如果解聘不好弄，先把招聘弄到能让人信服，也许是可以做的事。
从学术文化上看，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学术界在遵守学术规范中，对不合规范行为的容忍度比较高。除了一些被揭发出来的明显造假，常见的灌水文章，重复投稿文章，对知识产权的蔑视，不负责任的言论等等，大家似乎都能忍受，见惯不怪，任其存在，或者说一个研究机构对这些现象无能为力。违反学术规范行为的人，也没有内疚或自责感，下次接着再来，乐此不疲。而严谨做学问的人，常会受制于那些浮夸、不守学术规范但擅长人事关系、有权势的人，让真正的学问没有充分的空间健康生长。这种环境中，年轻人也会有样学样，把工夫花在人际关系上，而不是学问上。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制度、传统文化、历史、教育水平，等等，包括每个个人。没有人能说得清，没有人能有答案。从宪法的文字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和“学术自由”相关的内容，比美国宪法中的要更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是这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美国宪法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有关“学术自由”的法律规范，是通过一些法庭案例建立的。
除了宪法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此外，还有好些其他的条款，尤其是从第33条到第42条，比较复杂，也很难说如何做到一致性。除了高等教育法，还有各种政府部门的规划、纲要、通知。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到“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其中第39条说：“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合作办学、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这已经说得够全乎的了。这些规划、纲要、通知的很多内容常有矛盾，是否体现了宪法精神谁也不知道。这些文字，大家该听哪一个，或者谁的都不听？无论从法还是各种规划纲要上看，中国社会对学术自由在文字上的阐述，比美国的要广泛和细致。也许只有时间能让这些文字融入公民意识中，产生健康的学术自由土壤，滋生出新的思想和技术，造福于崛起的中国，造福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