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烈：1932年3月生于常州。1956年毕业后调到西藏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在藏工作25年，走遍了西藏东西南北，目击了西藏由农奴制开始的二十多年转变。近八年间，出版与西藏相关的图书画册数十本，2005年8月出版个人专集《目击雪域瞬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
　　
　　荒原 与狼的零距离接触
　　
　　1957年，我到安多多马部落采访，住在牧民强巴家。强巴的长子约十三四岁，是个聪明活泼的放牛娃。我为他拍了不少照片，虽无法马上给予照片，但他仍感兴趣，只要见我在牧场摄影，他总凑上来抢看取景器。有一天，他指着北边的雪山对我说，在那山下的湖边，最近飞来许多“昂巴”（野鸭、大雁）和“淙淙”（黑颈鹤），它们从蓝天飞下，在湖中游水嬉戏。他建议我去拍。次日，我向强巴借了匹马上路。考虑到他家人都忙于干活，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带路，便独自策马而行。那天阳光明媚，草场空气清新，确有一种“骑着马儿过草原”的潇洒劲儿。我朝着强巴儿子遥指的方向前行，看起来目标并不远。然而，由于高原大气太纯净，透明度太好，“看山不远跑死马”，一点都不错，骑了两个钟头，那山，那湖，依然可望而不可及。心中开始烦躁起来，而此刻坐骑也发出抗议，马儿不肯动了，它不但不向前走，还颤颤抖抖地往后退缩。我试着用脚跟轻轻踢马肚，用鞭子抽了它的屁股。可是这匹马儿并不理睬，仍然犟着不肯挪步。这时，我才发现前方有几条灰狗似的动物，目光扫过去：一条、两条，约有八九条之多。 起初，“狗们”与我僵待相望，片刻之后，其中有只“狗”嗷叫起来：“噢─”叫声拖得很长，凄厉而恐怖，嗓音与家狗显然两样。糟糕，那分明是狼的嚎叫呀！我立刻意识到处境危急。狼群犹如听到了命令，它们移动四足，直向我围奔而来。事态突发，险情在即，出乎自卫，我马上拔出手枪，向野狼连连射出子弹。巨响震动了原野，群狼也吃了一惊，我的马在原地更是惊吓得踉跄、狂跳。但我发现出膛的子弹根本打不中狼，狼群更加快速奔袭过来。我已看到了狼的毛脸、咧开的大嘴和雪白的牙齿，霎那间, 我惊骇至极，脑里一片空白，由于求生的本能，再一次次扣动扳机。阵阵枪响，引来了救命的藏胞，那天巧逢三个牧民在附近放羊，他们听到枪声，便赶紧跑来，一面跑，一面从远处向狼群抛甩“俄尔朵”（投石器），“啪，啪，啪……”石弹在空中呼啸，跑在最前面的一只灰狼，首先被石块击中，滚翻倒地，四肢抽搐不已，其余的狼见事不妙，旋即调头落荒而逃。我脱险后，随即翻身下马，向三位救命的牧民再三道谢。
　　
　　我不敢再贸然去湖畔观景，照片也没有拍着。在回程的路上，大草原依然风和日丽，我万万未能料到，在如此祥和的日子里，竟然隐藏杀机，差点儿葬身狼腹。我的心脏怦怦乱跳，久久不能停息。我寻思：“与狼共舞”的故事，未免过于离谱。
　　现在，在聚居区附近能见到一群狼，估计也只能靠想像了吧。
　　
　　牧场那年冬忙的季节
　　
　　有一年，11月下旬，一场大雪之后，机关伙食管理员老孙问我想不想去牧场，他打算到罗马日瓦部落去买肉。这时草原的牲畜已转移冬季牧场，帐蓬居民也较集中，目前即将大量宰杀牛羊、贮肉越冬。
　　第二天大早，雇了五匹大马，带了卧具、糌粑和马料，我们一行三人闯入了一片积雪草原。我们的去向是正北方向，太阳出来后，光线十分刺眼，老孙和我都带起墨镜遮阳，达瓦则把头上的长发拢到额前挡着双眼，他没有墨镜。据说，牧民都用此法护目，免患“雪盲”。
　　沿途很少有人烟。见到最多的生物是草原鼠，偶尔还遇到一些旱獭。途中，我的坐骑屡屡误踏鼠洞，马失前蹄，我又不善驾驭，冷不丁儿地从鞍上来个前滚翻，立刻落马，吓出一身冷汗。幸而雪地松软，倒也毫发未损。广袤的草原，不时也有三三两两黑色帐蓬出现。一群群牦牛，正用前蹄刨雪找草吃。北行约三小时，在一条弯曲小溪的尽头，显现了几顶牛毛帐蓬，好像是一个村落。达瓦兴奋地呼叫：到了，到了！
　　帐蓬前下马。突然一条大如牛犊的藏獒过来，危急之时，帐篷里走出个大胡子牧民，他向藏獒吼了一声，随即逮住狗颈的皮圈。亨珠，帐蓬的主人，把我们迎进炉火正旺的帐内，在炉边卡垫上坐下。主人当即搬出许多食物，请我们喝酥油茶，还有热腾腾的手抓羊肉。一路风寒劳累，很快便烟消云散。主人给每人发了一把割肉的小餐刀，桌上小碗里盛有辣椒盐水，是供蘸肉吃的调味品。手抓羊肉，十分新鲜，肉被切开，一看还带着血，香味扑鼻。它像西餐的肉排，约有七八分熟。实际上，这种吃法富有营养价值。另外，当地由于海拔高、开水的沸点低，水温烧到摄氏80度就沸腾了，肉就不能熟透，这也是“天工巧合”吧。
　　在河边的草地上，牧民们正在忙着杀牛宰羊。 三个年轻人舞着双臂正在制服一头大牦牛。屠宰方法看来十分残酷，但藏族牧民却有不同观念，他们说，杀牛宰羊不动刀，在它活着的时候不让它见血，这是很仁慈的做法，是对生灵的一种尊敬。
　　
　　牦牛 融于民间的图腾
　　
　　每年5～9月，是草原的黄金季节，这时风和日暖，雨露滋润，牧草嫩绿，花开遍地。牧区人欢畜旺，生机盎然。生长在青藏高原的牦牛，也正处于膘肥体壮的时季。它是藏民族最早驯化的牲畜之一。它伴随着藏民族生存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有年冬季，我骑马行走在一条山区小路上，遇到一段结了冰的路面，厚而光滑的路面形成了斜坡，约有三四十米的宽幅。我试着赶马过去，但是，这匹胆小的笨马却不敢向前走。我牵着缰绳在前引导，它却直挺着四条腿，任凭我死拖硬拽，它始终不肯踏上冰面，急得我无计可施，惟有蹲在路边叹气。我无望地立在荒山野地，傻呆了两个多钟头，忽然发现冰路那头来了群牦牛，仔细看去，原来是一支运输队，满载茶叶等物的驮牛们，这时并无人的吆喝驱赶，却是一头紧挨一头，自动而从容地走上了冰坡，但见它们一个个竖起蹄尖，像冰上运动员一般，稳然站立冰上，不仅滑不倒，还能迅速越过冰坡。牦牛显示的特技，使我大开了眼界。那天，幸亏赶牛藏胞的帮助，才使我解脱了困境，得以继续旅行。
　　自古以来，藏族牧民便对牦牛怀有崇敬之情。究其原因，一是他们信仰万物有灵，牦牛是神灵之一；二因牦牛是藏民族最早驯化的牲畜，千百年、甚至上万年以来，人们一天也离不开牦牛。牦牛还能在人迹罕至、交通困难的地带被用作交通工具。因此，在藏族牧民的意念里，常将牦牛当成亲密的朋友。崇拜自然神灵，再加上对牦牛的崇敬心情，形成了高原先民的精神支柱。
　　我在西藏各地漫游，所见但凡交通要隘、高山之巅，或江河、湖畔，一切被尊为有神灵的地方，都供有牛头，它与玛尼石经、风马旗放在一起，牛角上挂了哈达，牛额间刻着“六字真言”。民居的门楣、屋顶大都也供着此物。为了祭祷，还用无数牛角垒筑成转经墙廊。有些寺院的回廊里，还悬供着野牦牛的巨大躯体（经过防腐处理），佛龛中则供着牛首人身的护法神灵。喇嘛在法事活动中，戴着牛头面具跳舞，演出一幕幕神话故事。民间工匠还在牛头上精心雕刻、彩绘“朗久旺丹”（十相自在）宗教图案等，更为信徒的顶礼膜拜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藏族对牦牛图腾信仰，与其他民族也不尽相同。例如，其他民族认定某种动物成为本民族的图腾之后，往往立下禁忌，不准捕猎杀害。藏族人放牧牛羊，以肉食为主，并不禁忌宰牛，他们很聪明，将禁杀图腾动物的观念加以抽象化，从牦牛群中选出一些“神牛”作为代表，放生原野，宣布禁止捕杀“神牛”，以此表示对图腾的崇敬。
　　在藏区的生活，让我懂得了珍惜生灵。在大自然环境中，人与动物相互依存。如果人类除了自己不再懂得眷顾其他的生命，那也就不再会得到其他生命的保护。
　　在西藏，马是我的代步工具，酥油茶是我随身的干粮，藏语让我跟当地人打交道不再困难。二十多年间，我先是学着融入到藏区的风情中去，并参与到藏区的改变当中。后来，当我离开藏区，这里便成了我梦中回归的家园。也许是情近相怯吧，对于西藏，我更愿意她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清纯，不染尘埃，一派天然。然而，我知道变化是一种必然。走了七十多个年头，近三分之一的时光在西藏度过。藏北在我的内心里，是不会变的。
　　
　　户外探险：1956年，真是一个久远的时间。真让人好奇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陈宗烈: 有人说，第一批进藏的人是走进去的，第二批进藏的人是滚进去的，再后来的人是飞进去的。当然，现在是躺着进去了，我就是第二批进藏的。1956年仲夏，到了格尔木，我们一行人搭上了一辆美国军用“道奇”─拉炮的十轮大卡，这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利品。车厢结构是木条加铁板，顶蓬也是原装的US帆布。这辆战车，成为我们的长途客车。没有座位，二十多个人，都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公路大部分是“搓板路”，车上没有扶手，人和行李如同筛子里摇晃着的豆粒，颠簸得一塌糊涂。司机驾车很猛，滚滚黄尘从敞开的车尾涌入，呛得人没法呼吸，只好抓起洗脸毛巾捂住嘴鼻。开头两天很难受，经反复折腾，也就适应了。
　　青藏高原山高沟深，比蜀地有过之而无不及，旧时交通运输全靠人背畜驮。我们有汽车坐，虽然是一路风尘中颠簸了二十多天才到达拉萨，但已算是幸运的。
　　当时的拉萨只有八角街周边的一圈石头房。来到拉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到了异域，景色、人物以及风情与内地全然不同。城市虽然不大，但是街上有不少外国人开的商店，从夹心饼干到留声机、照相机、巴黎香水都能见到。当时藏地流通的货币居然是“袁大头”。
　　当时，藏族人很少吃青菜，一个藏族同事说：“我们吃肉，决不吃草！”他将绿叶菜认为是青草，他说人非食草动物，青草是牛羊才吃的东西。他很奇怪：“汉族人为何吃草？”旧时的拉萨市场，食物品种不多，除了牛羊肉、酥油、萝卜、土豆外，看不到菠菜、韭菜等绿色蔬菜。时过境迁，从前把蔬菜视作青草的藏族朋友，后来很快改变了观念与习惯。
　　户外探险: 进藏第二个月后就被派到了那曲工作，深入进去之后，感受就更深刻了吧？
　　陈宗烈: 走进藏族社会，不懂藏语，真如“聋哑人”一样别扭。所以，当时党政机关强调人人须过藏语关。我学习了一个多月的藏语后就被派到羌塘,驻黑河（后改名那曲）记者站。房屋是清一色的白铁皮屋顶、“干打垒”土墙。墙厚足有80公分，本可御寒，但房顶极不保暖。黑河镇海拔4700多米，10月即进入寒冬，夜间气温通常在摄氏零下十多度，必须生火取暖。刚到的第一夜，没有生炉子，越睡越冷，尽管把大衣加盖在棉被上，半夜还是冻醒了。第二天起床，紧挨口鼻的被头，由于呼出的水气，竟结成了冰茬，杯中茶水也冻成冰块了。
　　那曲河的一条支流将黑河镇隔成东西两个街区。西边是市场，一条小街，仅50米长，经营皮毛杂货的商铺四五家，其他是十多个小摊贩。本地惟一的燃料是牛羊粪，老百姓用它来烧水、做饭、取暖。机关没有供暖设备，办公室或职工宿舍都用铁皮火炉烧牛粪取暖。
　　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后，又建立了运输站。过去只有二十多顶帐篷的那曲卡居民点，很快便发展成城镇规模，当时，全镇居民有一百多户，四千余人。房屋建筑不多，少数几幢碉楼，属于贵族和牧主的府第，平民百姓大都仍住牛毛帐蓬。镇上建有一座孝登寺，是藏北最大的黄教寺院，在它附近有个小尼姑寺，僧尼总数一百余人。
　　在那曲待了七八个月，我又调回到拉萨，也算是从那曲正式开始我的深入西藏的行程。
　　户外探险: 回想那二十多年的时光，您一定是感慨良多吧?
　　陈宗烈: 我今年已74岁。退休后，闲时翻看西藏的老照片，有些照片已泛黄变旧，但图像依然鲜活，它毕竟是往事瞬间的凝固，似乎在叙述着一个个故事。
　　这些往事勾起了我的无限思绪，常使我魂牵梦萦。
　　作为第二批进藏的外乡人，我经历了西藏的一系列重大变迁。我的经历浓缩在了西藏的时代进程中。除了感慨还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