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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卷作为唐代进士科的特有现象，在唐代盛极一时，然而到了宋代却衰亡了。行卷的出现适应了唐代统治者拓宽人才评价标准的需求，但其滋生出的弊病也导致了它的衰亡。本文通过论述行卷兴衰，试分析其对当下的启示。
关键词： 行卷 兴衰 启示
行卷作为唐代进士科的特有现象，近年来日益被学者关注。上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行卷现象，傅璇琮先生在其《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而后亦时有学者论及行卷。但纵观现有成果，前人对于行卷兴衰及启示分析不够，故本文拟从此处着笔。
关于“行卷”一词，《辞海》解释说：“唐代应举者在考试前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贵显，称为‘行卷’。”［１］这个解释虽简明扼要，但不免难窥全貌。程千帆曾给行卷下过更为详尽的定义，即：“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２］可见，行卷就是应试举子为科举及第而将习作佳品献于公卿名流，以期得到推荐的一种手段。行卷盛于唐而亡于宋，其兴衰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一、行卷之兴起
（一）行卷兴起之背景
1.行卷兴起的习俗与制度背景
（1）行卷是对古人以文会友以求知己、排解郁闷等习俗的沿袭。我国文人自古就有借词赋散文求知己、排解胸中郁闷的习俗，到了唐代，便从消极的牢骚文发展成行卷。程千帆评论说：“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到了唐代，文士们更利用了这种办法来为争取进士登第服务。”［３］可见，正是这种古已有之的习俗在科举制度下衍生出了行卷。
（2）行卷是对“公荐”制度的沿袭。科举制出现以前，人才选拔一直采用由下向上保荐人才的“公荐”制度，其特点是由政府选聘专人评选人才，考生通过评审的举荐才能及第。同样，唐代也允许举子行卷公卿以求推荐，考官亦会参照公卿的举荐取士。当时甚至有一种“通榜”现象，即主考官在考试之前听取社会名流对于各考生德行的评价，将其做成“榜单”，作为录取时的参考。既然榜单在考试之前就已决定，那么考试之前的行卷就变得既自然又重要了。可见，科举制虽是对察举制等“公荐”制度的否定，但在唐代并不彻底，仍有“公荐”的影子，行卷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2.科举名额限制与行卷兴起
（1）乡贡名额的有限性促进了行卷的兴起。据《通典》载：“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４］可知州郡每年乡贡人数是有限制的，只有获得文解才能参加考试。所以，士子很自然会行卷于州府长官以自荐，据王勋成考证其实行卷最初正是由此衍变而来。［５］
（2）进士科中举人数的有限性进一步促进了行卷的兴起。《唐摭言》载：“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６］唐代贡举虽科目繁多，但以进士科为重，故应考者甚多。笔者据《登科记考》统计，唐代有26年因“米贵”、灾荒等原因不贡举，减去脱佚中举人数的3年，终唐289年的进士总数为6465人，平均每年中举约25人。按岁贡八九百人计算，每年的中举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更何况时有近两千人应考了。所以，庞大的应举人数与有限的中举人数之间的矛盾使得已经获得文解的乡贡只能再次闱外行卷以扩大及第的把握。综上可见，乡贡人数与中举人数的双重有限性，促进了行卷兴起与发展。
（二）行卷兴起之直接原因
唐代进士考试，形式上不采取糊名、锁院等措施，这是行卷兴起的直接原因。科举始于隋，但隋较短，至唐仍可谓其发展初期，形式未为完善，虽偶有糊名等法，但未成惯例。据刘海峰考证，唐初进士科考试并未采用糊名之法，［７］而锁院之法也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由于不糊名，考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考生的姓名，这就使考生闱外行卷成为可能；由于不锁院，谁为主司也不是秘密，这就使举子直接向主司行卷抑或向公卿名流行卷再由其向主司推荐成为可能。可见，正是唐代进士考试形式上不糊名、锁院，直接促成了行卷的兴起。
二、行卷之衰亡
行卷虽在唐代极为盛行，但其两处致命的弊病却导致了它的衰亡。
（一）人才选拔上
行卷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时有出现“对人不对文”和假人之文行卷的现象，有碍取士的公平与公正。由于行卷本身缺乏统一的标准，举子到后来竟“对人不对文”，一味地依从行卷对象的喜好来选择行卷的内容与文体。比如韩愈文学水平、政治地位皆居前位，向其行卷的举子甚多。韩愈好古文为众人所知，故凡向韩愈行卷的举子皆撰写古文以投其所好，韩愈也极力推荐他们，世人称因其推荐而及第者为“韩门弟子”。［８］另外，由于对行卷本身缺乏有效的监督，对行卷的真实性无法鉴别，假人之文行卷之事屡屡发生。如《唐语林》载，卢钧守衢州时，有举子向其行卷。卢钧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旧作。质问之下，举子才说出是街上买来的。［９］假人文章行卷之丑态可见一斑。
（二）政治上
行卷易于助生朋党，危害中央集权。吕思勉曾说：“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１０］然而唐代科举并未摆脱朋党问题。据《唐摭言》载：在称呼上，举子称主考官为“座主”，而主考官称及第者为“门生”。［１１］同时，由于及第者多视行卷对象及考官为知遇恩人，力图日后报答；加之宦海浮沉难测，为官者皆互相拉拢，于是朝中便形成了以“座主”与“门生”等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集团，发展到后来演变为“朋党”，不仅导致取士不公，更危害到了中央集权，《文献通考》评价其为“受命公朝，拜恩私事”。而行卷正是形成这些关系的途径之一。
科举制较察举制之进步，在于它“对文不对人”，即以考卷而非出身论英雄，这是迈向考试公平的一大步；举子选择行卷内容本无可厚非，但一味地为讨好公卿而行卷，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考查举子平时水平的本意。行卷“对人不对文”只是第一环，可想而知下一步将是考官取士“以人不以文”。“韩门弟子”的及第隐含着对非“韩门弟子”的排挤，这显然是取士不公平；而假人之文行卷就更谈不上公正了。同时，由于助生朋党而危害到中央集权更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鉴于此，宋代统治者从废除“公荐”入手，禁止考官与考生间的利益关系，后又通过创立殿试等制度改革科举，将选士大权握在手中，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不但铲除了举子徇私报恩的基础，实际上更铲除了行卷存在的基础。于是，兴盛唐代两百余年的行卷在宋代慢慢衰亡了。
三、行卷之启示
行卷作为科举制发展初期的特有现象，产生于人才选拔制度由察举制向科举制过渡、考试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就其盛行之广、时间之长，充分说明其适应了当时拓宽评价标准的要求。《旧唐书·韦陟传》载：“曩者，有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唐代进士科主要考律诗，试题主观性大，举子不易在短时间内发挥实力，考官亦很难一卷论英雄。行卷的主流文体是律诗，与进士科考试的文体一致，［１２］可以作为辅助评价手段易增加评价的信度和效度，为人才选拔提供更多的依据，这是行卷的优点所在。同时，行卷也激发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赋得古原草送别》）和聂夷中的“锄禾日当午”（《咏田诗》）都是当年用来行卷的作品。但是行卷本身致命的弊病决定其必会被淘汰。
行卷的兴衰并不是孤案，唐代统治者用行卷来解决的难题——拓宽人才选拔标准，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其兴衰经验值得借鉴。如对于高考，有很多学者指出其“一考定终身”的弊病，建议拓宽评价标准，以促进每个学生的自由发展。有的学者从过程性评价入手，提出学校应引入档案袋评价，以备考试选拔之参考。不难发现，行卷与档案袋评价不无相似之处。对行卷的参考是有助于了解考生的真实水平以尽取人才，这与当下引入档案袋评价的初衷相仿，考生将自己佳作献于公卿名流及礼部备案实际上就是一种最佳成果型档案袋评价。故行卷可被看作是“唐代的档案袋评价”，它的兴衰对档案袋评价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行卷被淘汰的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对于行卷的参考很难保证取士的公平与公正，且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档案袋评价虽在美国被广泛而成功地使用，但在我国实际操作中却遇到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就是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规范的评价标准，难以做到客观、公正。［１３］从行卷的兴衰经验来看，如果档案袋评价不能制定出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制度化的评价机制，那么它将或者由于评价标准不一而形同虚设，或者由于缺乏监督而沦为徇私途径，步行卷的后尘。
参考文献：
［1］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825.
［2］［3］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4.
［4］杜佑撰.通典.中华书局，卷十五选举三，1984：83.
［5］王勋成.唐代进士行卷渊源考.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133-137.
［6］［11］王定保撰.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4.
［7］刘海峰.唐代考试糊名起始时间再析.学术月刊，1991，（11）：65-69.
［8］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2）.
［9］王谠撰.唐语林（外十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76-1038.
［1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731.
［12］吴宗国.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1.
［13］江彬，丘立中.科学认识档案袋评价.上海教育研究，2003，（11）：39.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行卷 兴衰 启示
行卷作为唐代进士科的特有现象，近年来日益被学者关注。上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行卷现象，傅璇琮先生在其《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而后亦时有学者论及行卷。但纵观现有成果，前人对于行卷兴衰及启示分析不够，故本文拟从此处着笔。
关于“行卷”一词，《辞海》解释说：“唐代应举者在考试前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贵显，称为‘行卷’。”［１］这个解释虽简明扼要，但不免难窥全貌。程千帆曾给行卷下过更为详尽的定义，即：“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２］可见，行卷就是应试举子为科举及第而将习作佳品献于公卿名流，以期得到推荐的一种手段。行卷盛于唐而亡于宋，其兴衰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一、行卷之兴起
（一）行卷兴起之背景
1.行卷兴起的习俗与制度背景
（1）行卷是对古人以文会友以求知己、排解郁闷等习俗的沿袭。我国文人自古就有借词赋散文求知己、排解胸中郁闷的习俗，到了唐代，便从消极的牢骚文发展成行卷。程千帆评论说：“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到了唐代，文士们更利用了这种办法来为争取进士登第服务。”［３］可见，正是这种古已有之的习俗在科举制度下衍生出了行卷。
（2）行卷是对“公荐”制度的沿袭。科举制出现以前，人才选拔一直采用由下向上保荐人才的“公荐”制度，其特点是由政府选聘专人评选人才，考生通过评审的举荐才能及第。同样，唐代也允许举子行卷公卿以求推荐，考官亦会参照公卿的举荐取士。当时甚至有一种“通榜”现象，即主考官在考试之前听取社会名流对于各考生德行的评价，将其做成“榜单”，作为录取时的参考。既然榜单在考试之前就已决定，那么考试之前的行卷就变得既自然又重要了。可见，科举制虽是对察举制等“公荐”制度的否定，但在唐代并不彻底，仍有“公荐”的影子，行卷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2.科举名额限制与行卷兴起
（1）乡贡名额的有限性促进了行卷的兴起。据《通典》载：“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４］可知州郡每年乡贡人数是有限制的，只有获得文解才能参加考试。所以，士子很自然会行卷于州府长官以自荐，据王勋成考证其实行卷最初正是由此衍变而来。［５］
（2）进士科中举人数的有限性进一步促进了行卷的兴起。《唐摭言》载：“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６］唐代贡举虽科目繁多，但以进士科为重，故应考者甚多。笔者据《登科记考》统计，唐代有26年因“米贵”、灾荒等原因不贡举，减去脱佚中举人数的3年，终唐289年的进士总数为6465人，平均每年中举约25人。按岁贡八九百人计算，每年的中举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更何况时有近两千人应考了。所以，庞大的应举人数与有限的中举人数之间的矛盾使得已经获得文解的乡贡只能再次闱外行卷以扩大及第的把握。综上可见，乡贡人数与中举人数的双重有限性，促进了行卷兴起与发展。
（二）行卷兴起之直接原因
唐代进士考试，形式上不采取糊名、锁院等措施，这是行卷兴起的直接原因。科举始于隋，但隋较短，至唐仍可谓其发展初期，形式未为完善，虽偶有糊名等法，但未成惯例。据刘海峰考证，唐初进士科考试并未采用糊名之法，［７］而锁院之法也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由于不糊名，考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考生的姓名，这就使考生闱外行卷成为可能；由于不锁院，谁为主司也不是秘密，这就使举子直接向主司行卷抑或向公卿名流行卷再由其向主司推荐成为可能。可见，正是唐代进士考试形式上不糊名、锁院，直接促成了行卷的兴起。
二、行卷之衰亡
行卷虽在唐代极为盛行，但其两处致命的弊病却导致了它的衰亡。
（一）人才选拔上
行卷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时有出现“对人不对文”和假人之文行卷的现象，有碍取士的公平与公正。由于行卷本身缺乏统一的标准，举子到后来竟“对人不对文”，一味地依从行卷对象的喜好来选择行卷的内容与文体。比如韩愈文学水平、政治地位皆居前位，向其行卷的举子甚多。韩愈好古文为众人所知，故凡向韩愈行卷的举子皆撰写古文以投其所好，韩愈也极力推荐他们，世人称因其推荐而及第者为“韩门弟子”。［８］另外，由于对行卷本身缺乏有效的监督，对行卷的真实性无法鉴别，假人之文行卷之事屡屡发生。如《唐语林》载，卢钧守衢州时，有举子向其行卷。卢钧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旧作。质问之下，举子才说出是街上买来的。［９］假人文章行卷之丑态可见一斑。
（二）政治上
行卷易于助生朋党，危害中央集权。吕思勉曾说：“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１０］然而唐代科举并未摆脱朋党问题。据《唐摭言》载：在称呼上，举子称主考官为“座主”，而主考官称及第者为“门生”。［１１］同时，由于及第者多视行卷对象及考官为知遇恩人，力图日后报答；加之宦海浮沉难测，为官者皆互相拉拢，于是朝中便形成了以“座主”与“门生”等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集团，发展到后来演变为“朋党”，不仅导致取士不公，更危害到了中央集权，《文献通考》评价其为“受命公朝，拜恩私事”。而行卷正是形成这些关系的途径之一。
科举制较察举制之进步，在于它“对文不对人”，即以考卷而非出身论英雄，这是迈向考试公平的一大步；举子选择行卷内容本无可厚非，但一味地为讨好公卿而行卷，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考查举子平时水平的本意。行卷“对人不对文”只是第一环，可想而知下一步将是考官取士“以人不以文”。“韩门弟子”的及第隐含着对非“韩门弟子”的排挤，这显然是取士不公平；而假人之文行卷就更谈不上公正了。同时，由于助生朋党而危害到中央集权更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鉴于此，宋代统治者从废除“公荐”入手，禁止考官与考生间的利益关系，后又通过创立殿试等制度改革科举，将选士大权握在手中，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不但铲除了举子徇私报恩的基础，实际上更铲除了行卷存在的基础。于是，兴盛唐代两百余年的行卷在宋代慢慢衰亡了。
三、行卷之启示
行卷作为科举制发展初期的特有现象，产生于人才选拔制度由察举制向科举制过渡、考试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就其盛行之广、时间之长，充分说明其适应了当时拓宽评价标准的要求。《旧唐书·韦陟传》载：“曩者，有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唐代进士科主要考律诗，试题主观性大，举子不易在短时间内发挥实力，考官亦很难一卷论英雄。行卷的主流文体是律诗，与进士科考试的文体一致，［１２］可以作为辅助评价手段易增加评价的信度和效度，为人才选拔提供更多的依据，这是行卷的优点所在。同时，行卷也激发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赋得古原草送别》）和聂夷中的“锄禾日当午”（《咏田诗》）都是当年用来行卷的作品。但是行卷本身致命的弊病决定其必会被淘汰。
行卷的兴衰并不是孤案，唐代统治者用行卷来解决的难题——拓宽人才选拔标准，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其兴衰经验值得借鉴。如对于高考，有很多学者指出其“一考定终身”的弊病，建议拓宽评价标准，以促进每个学生的自由发展。有的学者从过程性评价入手，提出学校应引入档案袋评价，以备考试选拔之参考。不难发现，行卷与档案袋评价不无相似之处。对行卷的参考是有助于了解考生的真实水平以尽取人才，这与当下引入档案袋评价的初衷相仿，考生将自己佳作献于公卿名流及礼部备案实际上就是一种最佳成果型档案袋评价。故行卷可被看作是“唐代的档案袋评价”，它的兴衰对档案袋评价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行卷被淘汰的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对于行卷的参考很难保证取士的公平与公正，且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档案袋评价虽在美国被广泛而成功地使用，但在我国实际操作中却遇到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就是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规范的评价标准，难以做到客观、公正。［１３］从行卷的兴衰经验来看，如果档案袋评价不能制定出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制度化的评价机制，那么它将或者由于评价标准不一而形同虚设，或者由于缺乏监督而沦为徇私途径，步行卷的后尘。
参考文献：
［1］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825.
［2］［3］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4.
［4］杜佑撰.通典.中华书局，卷十五选举三，1984：83.
［5］王勋成.唐代进士行卷渊源考.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133-137.
［6］［11］王定保撰.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4.
［7］刘海峰.唐代考试糊名起始时间再析.学术月刊，1991，（11）：65-69.
［8］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2）.
［9］王谠撰.唐语林（外十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76-1038.
［1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731.
［12］吴宗国.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1.
［13］江彬，丘立中.科学认识档案袋评价.上海教育研究，2003，（11）：39.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