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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代物质文明日益增长,人类精神生活不断堕落的当下,对浪漫主义的美学,从现代性的角度进行重估,以寻找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融合之路,才有可能实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浪漫主义 美学 命运 反思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作为美学这一学科的创立者,鲍姆加敦在其至今都未被整理完成的鸿篇巨制《美学》中这样定义他所创立的学科:“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美学其名,是鲍姆加敦从希腊文中“感性”一词引申而来。鲍姆加敦在1735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认为人的感性与理性一样,需要被我们加以研究,而从研究诗学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建立感性学这样的学科是必要的。美学是与逻辑学平行的学科:“理性事物应当凭高级的认识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认识,而感性事物(应该凭低级认识能力去认识)则属于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他希望通过建立美学,将感性认识进行改进、增强并造福于全世界。
在他之后出现了康德。关于美的本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对理解力所界定的四组范畴:质、量、关系和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考察。康德认为,从质上看,审美是一种情感的判断而非理智的判断,审美判断是审美主体对物体形式美的纯粹静观,是超功利的。从量上看,审美判断是普遍令人愉快的,是每个人独自的感官鉴赏,虽因人而异却要求普遍承认。这种普遍承认来自主观,与概念无关,是主观上的共同感觉力。从关系上看,审美判断在客观上没有目的,审美主体对对象的判断,既不从事物的有用性出发,又不着眼于事物的完满性,然而在主观上又要求形式上的合目的性。从方式上看,美是一种独立于概念的必然的愉快对象。审美客体引起审美主体产生审美快感,与逻辑上的推演和实践上的道德无关,是建立在人类皆具有的“共同感觉力”之上的是一种必然性的快感。康德将世界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这是有限与无限的区别,人类的理性只能作用于有限世界,无限未知的世界则属于信仰。而沟通现象界与物自体、有限与无限的任务,则被留给了审美判断力。
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康德还详细阐释了人类审美判断力的机制,通过若干二律背反的研究,得出了“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一重要结论。审美与感性的地位从此得到了提升,并在后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提高,而基于审美与感性研究的美学,则成为了思想者反抗既有体制、寻求价值建构的有力武器,“审美救世”的观点在人类思想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观之,康德的美学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将人类理性的认知能力进行了限制,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无限扩大理性使用范围的方法。
二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出现了启蒙运动,理性在与旧有势力的斗争中高歌猛进。与之相关,科学与技术理性逐渐在人类思想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原来宗教所担当的统合性力量已经被科学的实证所打破,传统价值体系开始崩塌。“……人脱离上帝的监护,冲决羁约理性的围墙而腾云驾雾,不见得是可喜可贺的盛典,毋宁说,它同时也是一次放逐。”人的价值何在?这个问题科学无法回答,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知识来重新建构人的价值。卢梭在此时开始了对伏尔泰的责难。在卢梭看来,在中世纪末期的德国,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宗教上的虔诚主义与文艺上的新古典主义仍旧在文化领域延续着中世纪重视理性与信仰、轻视压抑直觉与感性的二元传统。相比英法等国,德国的启蒙运动迟迟没有发生。“狂飙突进”运动的兴起,已不完全是英法启蒙运动的余绪,而同时受到了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这在康德打破按部就班的生活习惯中可以得到佐证。据阿尔森·古留加记载,康德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坚持散步,终生如此,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阅读卢梭的《爱弥儿》。
作为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异端,卢梭一开始就突破了伏尔泰等人使用理性来批判传统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态度,而直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与文化机制。卢梭在其美学思想中,出于对近代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推崇自然,向往原始的单纯生活。卢梭认为,追求自由与平等是人的本性。在人类的早期,人类的风尚是粗朴的,情感是自然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和艺术的产生,人的自然本性遭到破坏,社会风尚随之日趋恶化。人性恶的一面都潜藏在现代文明的背后。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风尚里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共同性”。因此,应该取缔一切无益的娱乐,自然已成为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概念。证如有学者所言:
“在他那里,‘良知’作为内在的精神向导,是用‘自然’的语言对人们说话的。问题在于,文明人接受了太多外在诱惑,犹如置身嘈杂的市场,已经听不到‘自然’的纯正声音了。因此,在卢梭看来,要与‘自然’重新沟通,就必须洗刷那些遮蔽性灵的肮脏污垢,从根本上转变人的感受方式和生存方式。”
同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也在英国工业文化的浪潮中极力向往北部湖区的田园生活,并希望人类保持单纯的童心。无论是自然还是童心,在浪漫主义者那里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浪漫主义者心目中当下社会情境的它者。自然和童心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是对抗现实的张力性结构。伯曼在谈及《浮士德》时指出:
“……在歌德看来,浪漫主义艺术和思想在精神上的突破——特别是对幼年时期情感的重新发现——能够将巨大的能量从人身上解放出来,而这又可能产生很大的力量来发动社会的重新构造。”
美学所研究提倡的感性也是一样。作为人类最原始、最本真的心理结构,感性一直是运行于人类思想深处的火山般的力量,是最不受外在力量支配的野马。文艺复兴的基础和动力就是感性与肉体,这次划时代的思想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西方世界的面貌。
“……浪漫主义确认情感对理智、艺术对科学、审美对功利、天才对俗人、英雄对庸众的价值优先性……实际上是为自我的膨胀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依据”。与浪漫主义相联系的,是美学,以及背后的个人主义。审美化的世界观当中,主体性成为至高的范畴,而群居的人伦纽带则逐渐淡薄。美学成为这些思想的合理化学理背景。张辉认为:
“……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就它从感性出发对主体性的捍卫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现代性自身认同的力量;就它以感性原则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的这个意义上说来,审美又是现代性这个统一体中的异己力量。”
到了黑格尔时代,他将美学彻底演变为艺术哲学,虽如此,仍没有脱离感性。“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点,就说明了艺术是不能脱离感性而存在。艺术虽是绝对精神自我觉醒过程中的关键,但其本身具有的感性特征使它不能达到纯粹理念的终极目标。黑格尔将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的观点,在通过减少其主体,从而昭示出哲学理念与感性形式关联性的终结。
在浪漫主义艺术之后,美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拥有着或重新获得了一个十分优越的生存空间。历史进入到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时期,艺术的新倾向和新形式开始强烈地质疑、攻击先前艺术作品、艺术家和艺术创造性,美学是传统的艺术哲学逐渐让位于文化哲学的观念。 阿列西·埃尔耶维奇就认为:
“如果我们依旧把当代和古代艺术视为一个单一整体的话,我们或许不得不从历史的角度来定义艺术,并在以下几种范畴之间来区别它们:(1)古典艺术;(2)概念艺术;(3)当今占支配地位的商业化、快餐化的视觉艺术。这最后一种艺术因与大众文化关系密切,曾是现代主义者抨击的主要对象。上述的三种艺术以一种常见的作为整体称谓的术语——‘艺术’——存在,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艺术定义的相互矛盾、模棱两可和区分模糊,但实际上却是由于艺术和文化之间联系的加强,以及‘文化哲学’这一概念日益普泛化地在艺术和美学研究中出现。”
关键词:浪漫主义 美学 命运 反思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作为美学这一学科的创立者,鲍姆加敦在其至今都未被整理完成的鸿篇巨制《美学》中这样定义他所创立的学科:“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美学其名,是鲍姆加敦从希腊文中“感性”一词引申而来。鲍姆加敦在1735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认为人的感性与理性一样,需要被我们加以研究,而从研究诗学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建立感性学这样的学科是必要的。美学是与逻辑学平行的学科:“理性事物应当凭高级的认识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认识,而感性事物(应该凭低级认识能力去认识)则属于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他希望通过建立美学,将感性认识进行改进、增强并造福于全世界。
在他之后出现了康德。关于美的本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对理解力所界定的四组范畴:质、量、关系和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考察。康德认为,从质上看,审美是一种情感的判断而非理智的判断,审美判断是审美主体对物体形式美的纯粹静观,是超功利的。从量上看,审美判断是普遍令人愉快的,是每个人独自的感官鉴赏,虽因人而异却要求普遍承认。这种普遍承认来自主观,与概念无关,是主观上的共同感觉力。从关系上看,审美判断在客观上没有目的,审美主体对对象的判断,既不从事物的有用性出发,又不着眼于事物的完满性,然而在主观上又要求形式上的合目的性。从方式上看,美是一种独立于概念的必然的愉快对象。审美客体引起审美主体产生审美快感,与逻辑上的推演和实践上的道德无关,是建立在人类皆具有的“共同感觉力”之上的是一种必然性的快感。康德将世界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这是有限与无限的区别,人类的理性只能作用于有限世界,无限未知的世界则属于信仰。而沟通现象界与物自体、有限与无限的任务,则被留给了审美判断力。
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康德还详细阐释了人类审美判断力的机制,通过若干二律背反的研究,得出了“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一重要结论。审美与感性的地位从此得到了提升,并在后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提高,而基于审美与感性研究的美学,则成为了思想者反抗既有体制、寻求价值建构的有力武器,“审美救世”的观点在人类思想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观之,康德的美学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将人类理性的认知能力进行了限制,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无限扩大理性使用范围的方法。
二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出现了启蒙运动,理性在与旧有势力的斗争中高歌猛进。与之相关,科学与技术理性逐渐在人类思想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原来宗教所担当的统合性力量已经被科学的实证所打破,传统价值体系开始崩塌。“……人脱离上帝的监护,冲决羁约理性的围墙而腾云驾雾,不见得是可喜可贺的盛典,毋宁说,它同时也是一次放逐。”人的价值何在?这个问题科学无法回答,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知识来重新建构人的价值。卢梭在此时开始了对伏尔泰的责难。在卢梭看来,在中世纪末期的德国,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宗教上的虔诚主义与文艺上的新古典主义仍旧在文化领域延续着中世纪重视理性与信仰、轻视压抑直觉与感性的二元传统。相比英法等国,德国的启蒙运动迟迟没有发生。“狂飙突进”运动的兴起,已不完全是英法启蒙运动的余绪,而同时受到了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这在康德打破按部就班的生活习惯中可以得到佐证。据阿尔森·古留加记载,康德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坚持散步,终生如此,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阅读卢梭的《爱弥儿》。
作为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异端,卢梭一开始就突破了伏尔泰等人使用理性来批判传统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态度,而直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与文化机制。卢梭在其美学思想中,出于对近代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推崇自然,向往原始的单纯生活。卢梭认为,追求自由与平等是人的本性。在人类的早期,人类的风尚是粗朴的,情感是自然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和艺术的产生,人的自然本性遭到破坏,社会风尚随之日趋恶化。人性恶的一面都潜藏在现代文明的背后。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风尚里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共同性”。因此,应该取缔一切无益的娱乐,自然已成为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概念。证如有学者所言:
“在他那里,‘良知’作为内在的精神向导,是用‘自然’的语言对人们说话的。问题在于,文明人接受了太多外在诱惑,犹如置身嘈杂的市场,已经听不到‘自然’的纯正声音了。因此,在卢梭看来,要与‘自然’重新沟通,就必须洗刷那些遮蔽性灵的肮脏污垢,从根本上转变人的感受方式和生存方式。”
同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也在英国工业文化的浪潮中极力向往北部湖区的田园生活,并希望人类保持单纯的童心。无论是自然还是童心,在浪漫主义者那里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浪漫主义者心目中当下社会情境的它者。自然和童心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是对抗现实的张力性结构。伯曼在谈及《浮士德》时指出:
“……在歌德看来,浪漫主义艺术和思想在精神上的突破——特别是对幼年时期情感的重新发现——能够将巨大的能量从人身上解放出来,而这又可能产生很大的力量来发动社会的重新构造。”
美学所研究提倡的感性也是一样。作为人类最原始、最本真的心理结构,感性一直是运行于人类思想深处的火山般的力量,是最不受外在力量支配的野马。文艺复兴的基础和动力就是感性与肉体,这次划时代的思想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西方世界的面貌。
“……浪漫主义确认情感对理智、艺术对科学、审美对功利、天才对俗人、英雄对庸众的价值优先性……实际上是为自我的膨胀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依据”。与浪漫主义相联系的,是美学,以及背后的个人主义。审美化的世界观当中,主体性成为至高的范畴,而群居的人伦纽带则逐渐淡薄。美学成为这些思想的合理化学理背景。张辉认为:
“……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就它从感性出发对主体性的捍卫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现代性自身认同的力量;就它以感性原则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的这个意义上说来,审美又是现代性这个统一体中的异己力量。”
到了黑格尔时代,他将美学彻底演变为艺术哲学,虽如此,仍没有脱离感性。“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点,就说明了艺术是不能脱离感性而存在。艺术虽是绝对精神自我觉醒过程中的关键,但其本身具有的感性特征使它不能达到纯粹理念的终极目标。黑格尔将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的观点,在通过减少其主体,从而昭示出哲学理念与感性形式关联性的终结。
在浪漫主义艺术之后,美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拥有着或重新获得了一个十分优越的生存空间。历史进入到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时期,艺术的新倾向和新形式开始强烈地质疑、攻击先前艺术作品、艺术家和艺术创造性,美学是传统的艺术哲学逐渐让位于文化哲学的观念。 阿列西·埃尔耶维奇就认为:
“如果我们依旧把当代和古代艺术视为一个单一整体的话,我们或许不得不从历史的角度来定义艺术,并在以下几种范畴之间来区别它们:(1)古典艺术;(2)概念艺术;(3)当今占支配地位的商业化、快餐化的视觉艺术。这最后一种艺术因与大众文化关系密切,曾是现代主义者抨击的主要对象。上述的三种艺术以一种常见的作为整体称谓的术语——‘艺术’——存在,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艺术定义的相互矛盾、模棱两可和区分模糊,但实际上却是由于艺术和文化之间联系的加强,以及‘文化哲学’这一概念日益普泛化地在艺术和美学研究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