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结果是让承担能力强的一方更多地承担风险，在这里也就是运营商。
　　2003-2004年，张昕竹受原信息产业部委托，对我国电信运营商的网间结算成本进行分析测算，提出了全新的基于成本进行结算的方法。成本，也是影响我国电信资费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张昕竹一直关注我国电信资费改革情况，除了为国家部委做成本测算以外，他和他的团队还曾为我国电信运营商开发了一个电信套餐资费评估平台。
　　针对采访中了解到的我国电信行业的成本与资费等问题，《民生周刊》记者对张昕竹进行了专访。
　　民生周刊：2004年前后，您受原信息产业部委托，对我国电信行业网间结算的成本进行了测算，网间结算的成本和电信运营商各项基础业务的总成本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昕竹：所谓的网间结算是指不同电信网接续后，一个电信网为另一个电信网的用户提供了服务并发生了相应的成本，另一个电信网的运营者向这个电信网的运营者支付一定的报酬，该报酬就是网间结算费用。
　　运营商的总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网络成本和运营成本。电信运营商网间结算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次性投入的网络成本（比如光缆、铁塔、基站等建设购买成本）以及设备的运行成本。
　　2004年的时候，我们测算出网间成本占总体成本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主要是营销、零售的成本。
　　民生周刊：今年距离那次测算正好十年。 十年来，我国电信资费成本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
　　张昕竹：十年来，由于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电信网络成本不断在降低，而营销的成本却不断在升高。以前占比几乎相同的网间成本和营销成本，如今已大概发展为1：2的比例了。
　　网络成本在逐年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技术的革新。根据摩尔定律，理论上电信的技术成本可以达到每18个月下降一半，而且质量会越来越好。而营销成本随着全国用户的增多，市场竞争的逐年激烈，会逐年上升。
　　民生周刊：电信运营商的成本和他们定出的资费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昕竹：当时我们做的测算，除了为部委提供网间结算的定价、监管参考之外，企业也想知道，当产品进行零售时，他们的最低价是多少。
　　但是电信产品零售的价格，并不像批发（网间结算）一样以成本来定价。零售定价除了成本，还要着重考虑市场竞争和消费者购买力、需求、对风险的偏好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定价时比成本更关键。
　　民生周刊：根据您的了解，目前我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为一个新套餐定价时，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张昕竹：一般运营商的定价流程较简单，他们很少像学者那样做较为详细严密的测算，但是也需要做几个基本计算，产品的大致成本、收益、是否盈利等因素都会做测算，相对来说较简。目前国内的运营商也无法对各项业务的成本进行精算。
　　一般的流程就是根据套餐的目标用户看现有的资费水平，再参考竞争对手的资费，经过这样一种大致的测算之后，会提出一个初步的资费方案，让市场营销人员去市场上推广。如果消费者反应平淡，说明资费定高了；如果消费者反映很好甚至趋之若鹜，说明资费订低了。根据推广期消费者的反映，来调整价格。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的运营商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公式来计算每种套餐的资费最合理的区间。我们曾经帮中国联通做过一个资费评估平台，通过平台可以看出一套资费是否既落在用户的利益最大化区间内，也落在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区间内。这是一种方法，但据我所知国内的运营商并没有大范围采用。
　　民生周刊：从2001年开始，移动电话套餐的出现使中国用户得到了实惠，但也在其后的十几年中受到了消费者很大的诟病，针对套餐设计不合理等投诉居高不下。根据专家的保守估计，我国目前在使用的套餐至少有数万种，那么这些套餐的使用情况如何？
　　张昕竹：我们曾经对中国手机用户使用套餐的情况进行过抽样调研。我们认为可以把套餐业务用完的用户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最优套餐，调研结果显示，有60%-70%的用户正在使用的套餐并非最优套餐，套餐的内容均有未用完的余量。
　　民生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张昕竹：原因要从两方面说。消费者方面，有的消费者确实是选择不当，也没有及时根据使用情况调整。从我们的测算来看，很多用户套餐用不完或者超出不是一两个月的问题，而是长期的，这种情况责任就主要在用戶身上，没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优套餐。
　　运营商方面，套餐的资费结构实际上是把风险完全转移给消费者，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用户一旦余量用不完还是要按原价支付费用；要是超出了就要支付惩罚性资费，按照较高昂的单价计费。所以无论用户是选套餐还是选资费，无论是用多了还是用少了，后果都是由消费者自己承担。
　　事实上，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结果是让承担能力强的一方更多地承担风险，在这里也就是运营商。
　　运营商可以通过套餐设计去承担风险。比如说设计更多的套餐，去符合更细化的用户需求，这样的话过剩的情况就会减少；又或者是套餐包可以半年通用，那也能使用户避免一些风险。
　　例如大家关注的是否清零，并非运营商不能提供不清零的服务，他提供的前提是资费需要进行再平衡。不清零的服务可能会贵一些，因为带给运营商的风险就更大一些，运营商要根据不同的用户偏好来维护整体的平衡。
　　民生周刊：电信行业资费的问题，根源在哪里？
　　张昕竹：根源在于市场的参与者太少。电信行业需要改革，改革的重点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目前政府对民营资本加入市场还是管制重重，运营牌照还掌握在国务院层面。就这么几家大型央企在做，其他人都做不了，这种竞争不是真正市场化的竞争。
　　所以我老提一句话：运营商永远都处于再平衡的过程中。要让这种再平衡真正有效，最根本的是要有市场竞争的压力，用市场的手让他推出更好的资费。市场要是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就能让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形成更合理的关系。
　　这是一个目标状态，电信市场只要市场结构具备一定的条件也能够达到最优的配置。
　　民生周刊：电信市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张昕竹：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统一市场准入制度。目前的市场还是受到较大的不平衡管制的：民营经济还是受到比较大的限制，三大央企也由有关部门所控制。所以大家说这个市场是垄断的，主要还是就准入的角度而言，只允许三大运营商做，其他主体不能做或者只能很有限地做。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还是扭曲的，而扭曲的市场很难优化资源配置。
　　民生周刊：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哪些市场主体对于电信格局的冲击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张昕竹：首先来说虚拟运营商，他们对电信格局有一点冲击，但我认为不要太指望虚拟运营商改变格局，因为从国外的经验看来，做大的、很成功的虚拟运营商很少。
　　我认为对于目前市场格局带来比较重要影响和冲击的还是OTT（over the top，指互联网企业利用电信运营商的宽带网络发展自己的业务），它的冲击作用在于对传统电信的语音、短信产品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从流量上来说，虽然OTT的发展给运营商带来一些机遇，但是折算下来整体的资费会少很多。
　　我还是期待电信市场准入制度能够有更大的突破，毕竟有限的市场主体，冲击注定是有限的，要在根本上改变我国电信市场的格局，合理我国的电信资费，还要靠建立统一准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