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支柱
　　近20年来，日本经济始终低位徘徊，经济总量计算上已被中国超过，再次位列世界第三。多年来日本债务沉重，至2015年政府债务累计已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30%这一惊人程度，换成其他國家经济早已破产，但由于日本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并继续提供大量外援，国际社会依然看好日本，相信日元。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干涉，日元仍会保持汇比高位不变。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近年来尽管日本的政治基本面左摇右晃，但其经济基本面没有变，仍处于基本稳定、连续发展的态势。支撑这一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正是：和平主义、法制建设及经济发展。
　　
　　由于日本的宪法限定日本的国家交战权，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和平主义，加之周边国家的监管，战后日本走过了一条定义宽泛的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发过“朝战”财、“越战”财，但没有日本人去海外直接上前线打仗。日本为美国提供战争经费，也是以有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战后日本建设成为成熟的法治社会，法律神圣，法官最得日本国民崇信，政官界基本廉正，不敢腐败。而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值得称著的就是藏富于民和发展适度。
　　富民进而实现富国
　　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和实现，国民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成倍增长而大幅度提高，从而迈出了富民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表示社会发展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5左右，表示社会家庭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大大低于其他主要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到1990年，户平均年收入增长至625万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4.97元），纯储蓄额1000万日元。当年出国旅游的日本人接近1000万人。这时的日本人仅用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惬意地进行一次环球旅游，充分感觉到了生活的美好滋味。
　　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国民中形成的“中流意识”，生活富足稳定、社会贫富差距小，这是产生“中流意识”的主要条件。所谓“中流意识”，即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中等的意识。
　　日本各大城市的住宅小区，各异的独栋住宅拥挤在一起，满满当当，很难见到有豪华迥异、阔大独特的住宅位居其中。这正是“中流意识”的明显反映。日本人有钱但很少用于炒股，投机意识淡薄，与其投机更重视实干。
　　隐军于市
　　战后，日本受到各种国际国内法律及政策限制，难以全力发展军备。但是，为建设潜在的军事大国，并应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军备之路，那就是“隐军于市”——将军工生产能力扩散于整个工业基础，扩大和夯实自己的战争潜力。一旦战争爆发，日常打造的自卫队将掩护国家转入战时动员。
　　如果观察日本的军工企业，就会发现其与别国的重要不同：在日本，生产军品的大企业，其实都不以军品为生，其对军品销售的依赖程度很低。例如，在日本前十大军工企业中，仅有三菱重工的军品依赖程度超过10%（即每年有10%以上的销售额是军品业务所得），其他如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菱电子等企业的军品依赖程度均低于10%。
　　那么，日本为何形成这种体制呢？答案很明确：为了扩大军工产品的产业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的规模有限，装备订货也就有限。为此，日本采用了“一家饭，多家吃”的办法，尽量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如此一来，这些企业的军品产能虽在平时“吃不饱”，但在战时却可以同时开足马力，大幅加强整个工业体系的动员能力。
　　但是，在“硬币另一面”，这种体制设计也有其问题。那就是日本军工产品的造价奇高。无论是坦克、战斗机，还是潜艇、驱逐舰，日本产品的价格大都是西方国家同类价格的两倍，这是无法用“劳动力成本高”等借口解释的。另外，日本的航空工业并没有类似于波音、空客这样的企业，因此也很难通过民间企业为军品提供产业基础。三菱重工等企业的航空部门，几乎完全依靠自卫队订货，仅有少量国际民品分包业务。
　　近年来，日本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双重竞争，在诸多领域全面后退，这必然导致日本的工业基础和工业潜力相对萎缩。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长期在世界军费排行榜上位居前列的国家，日本无疑拥有雄厚的战争潜力。如果日本未来建立所谓“国防军”，并寻求加强军事力量，其军工产业基础、民间产业动员能力，都颇具扩张潜力。但是，如果以一场突发的冲突甚至战争为背景考察，则日本基于二战及冷战经验建立的军工生产体制和动员体制，能否满足新世纪的要求，目前尚是个未知数。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