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8日，中國三枚奥运游泳金牌得主孙杨因缺少2018年9月的兴奋剂检测，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以“违反兴奋剂法规”为由判决全球禁赛8年。这可能意味着孙杨泳赛生涯的终结。
　　兴奋剂是体育界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
　　近3000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参加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会尝试各种“饮食方法”，以提升其比赛表现。草药汁、葡萄酒、肉类、动物的睾丸或心脏……这些饮品和食物，就是古代体育中的“兴奋剂”。
　　在现代竞技体育的萌芽时期，兴奋剂甚至一度被视为“安全保障”。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马拉松冠军托马斯·希克斯的教练“公然下药”，在比赛期间为希克斯注射“士的宁”，并要求他给自己灌一大杯白兰地。赛后的官方报告称：“这场马拉松赛事从医学的角度，展示了药物能给长跑运动员带来巨大帮助。”
　　1928年，国际业余田联成为首个禁止参赛运动员使用“提升表现类药物”的国际体育组织。然而，体育界全面反兴奋剂（Anti-doping）的态度，仍要等多几十年才真正树立。

从草药到睾酮

　　中文的“兴奋剂”，对应英文中的“Dope”一词。“Dope”的词源为荷兰语“Doop”，意思是浓厚的汁液。19世纪时，“Dope”指的是成分复杂的药汁。后来运动员为了提升个人身体素质，同样服用稀奇古怪的药汁，“Dope”开始有了“使用增强性药物”的意思。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期间，国际业余田联（今日世界田联的前身）举行大会。会上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禁止田径赛事参与者使用刺激剂（Stimulant）的决定。
　　而更早之前，田径界推出了现代奥运史上首项反兴奋剂条例。1908年伦敦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不允许运动员使用增强性药物。
　　田径界为什么这么早就对兴奋剂产生警惕，如今较难考究。有人说，这跟上流人士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有关。很多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通过参加马拉松、耐力自行车等高强度赛事来求名求利。他们难免会寻求各类用药物提升表现的方法。

　　而田径界的“话事人”却以社会上层为主—例如，国际田联的首任主席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电气专家。当时欧洲贵族圈子已经十分警惕可卡因等迷幻药品的危害，田径界代表对用药的工人阶级运动员同样不以为然，认为该行为有损运动的“纯洁性”。

　　彼得里失去比赛成绩的原因并非用药，而是最后要靠赛事官员搀扶才走过终点线。

　　药物的副作用在当时也已有所揭示。1927年，美国化学家弗雷德·科赫做了一个有点“弗兰肯斯坦”味道的实验。实验结果暗示，运动员食用动物器官的行为具有风险。科赫从牛睾丸中提取出一定量的“神秘物质”，将之注射到各种动物中。其中被阉的公鸡竟重新出现雄性特征，变回真正的雄鸡。而母鸡和母牛则变得暴躁，充满攻击性。
　　科赫的实验是人类认识雄性激素过程中的一大突破。“神秘物质”中的主要作用成分是睾酮，有促进机体合成代谢、促进肌肉和力量增长的作用。大规模提取睾酮的成本降低后，睾酮逐渐成为运动员青睐的一种增强型药物，最终登上了禁药的名单。
　　然而20世纪20年代，睾酮提取实验投入不菲。当时运动员受条件限制，也得寻找其他类型的刺激剂。有人在南美洲和非洲采集各种植物，将其熬制成药汁或制成粉末;酒精也被视为一种特效饮品;可卡因、海洛因、鸦片等如今被定义为“毒品”的药物，同样被用于提升运动员机能。
　　在这个服药成风的时期，国际田联及其他组织的反兴奋剂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各家组织根本没有检测服用禁药的手段。只要没有被“抓个正着”，运动员无须担心因使用药物而被处罚。

服药铸就斗士

　　早年，执行反兴奋剂政策的另一大阻滞是社会观念，当中又包括了道德、科学和商业三大层面的纠葛。
　　1908年伦敦奥运会马拉松项目虽然有反服药条例，然而实际比赛中再次发生公然用药。意大利人多兰多·彼得里一路领跑，但在后期陷入苦战，步履蹒跚。医生三次为其注射刺激剂。最终，彼得里被判取消资格。
　　千万不要想当然。彼得里失去比赛成绩的原因并非用药，而是最后要靠赛事官员搀扶才走过终点线。官方以运动员获得额外帮助为由取消彼得里的成绩，但这位意大利人却被视为“体育精神”的伟大承载者。现代奥运会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称赞他是本次比赛中的“道德优胜者”;英国亚历山德拉王后向他颁发一座特制银奖杯，表彰其“勇气与坚毅”。
　　马拉松是一种高强度运动，20世纪初的体育观众将马拉松运动员视为“斗士”。斗士用奋斗到底的精神感动了大众，用药物“保护”斗士。
　　20世纪初同时是科学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其中试图挖掘人体奥秘的医学研究者，想知道人类极限在哪里。英国科学家P. C.瓦埃尔﹣琼斯就做过一项增肌研究。他发现为实验对象摄入4.2毫克“士的宁”后，肌肉活动的频率在半小时内达到顶峰，其后开始下滑。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1908年的《生理学杂志》上。
　　在这些研究中，运动员有时候会成为“实验品”。著名神经精神医学家菲利普·蒂西耶早在19世纪末，就曾把一名自行车手当作“小白鼠”。当时流行一种极限自行车运动，挑战者需要争取在24小时内骑尽量远的路程。法国人斯特凡纳曾实现过一天骑行651公里，但距离当时超过900公里的纪录还有遥远距离。 　　在又一次冲击纪录的尝试中，斯特凡纳与蒂西耶合作。前者按照后者要求，24小时内不进食任何固体食物，而是补充蒂西耶提供的各种可能具刺激功能的流质：奶茶、香槟、柠檬汁、薄荷水、蒂西耶自制的药物。

　　奥运选手死于电视转播中，其场面令人震惊，相关负面冲击则令国际奥委会难以承受。

　　有意思的是，蒂西耶根本不关心斯特凡纳是否挑战成功，他只是想观察不同的物质对斯特凡纳的表现有否带来不同影响。
　　现代运动医学作为一门有系统理论的独立学科，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无论出于什么研究目的、研究对象是否为运动员，这些早期人体学研究，有意无意地催生了各类增强机能的药物。193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拉沃斯拉夫·鲁日奇卡，在30年代研究出通过调整胆固醇的分子结构来制作雄酮。雄酮是一种类雄性激素，运动员长期服用可提升人体受负荷能力。
　　在“科学”的旗号下，运动员服药反映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态度—人类的新“进化”，也许就从“药物改造”开始。
　　关注运动员服药表现的人，不仅有科学工作者，还有商人。他们炮制名堂各异的“汤力水”、喷雾器，兜售给运动员。成绩出众的运动员又反过来受邀担任药物的代言人，从而令增强性药物交易市场一时生气蓬勃。

罗马神秘死亡事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运动员服药似乎对很多体育运动参与者都有利：运动员成绩提升，制药公司钱包鼓胀，赛事和组织则通过运动员的“超凡”表现吸引观众。再加上社会整体气氛对服药持无所谓甚至支持态度，反兴奋剂的规定难以执行。
　　事实上，自国际业余田联制定反兴奋剂条例以来，兴奋剂的副作用已日渐清晰。德国科学家卡尔·克吕梅尔和奥托·里塞尔都曾发表文章，提醒体育界关注体育界用药问题。
　　1932年环法自行车赛则出现惊人一幕：比利时名将加斯东·雷布里领先第二名8分52秒完成第19赛段，然而他冲线后没打算停车，而是继续向前骑。被人拦下来后，雷布里依然手舞足蹈，高呼“我要骑到巴黎！”他的妻子带着儿子等待丈夫凯旋，双眼通红的雷布里却认不出至亲。之后他坐在一旁痛哭。有人发现，他的经理杰夫·贝克曼，在赛前给他留了一瓶“用料能让他像两头熊那么凶猛”的神秘饮品。这种场景在当时的体育界顶多是谈资。

　　服药成为行业禁忌，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使然。药物危害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体育运动形象受损，各大组织不得不开始真正严肃纠正错误。
　　20世纪60年代，反兴奋剂终于成为业界主流。国际足联、国际自联在1966年宣布反兴奋剂政策，一年后国际奥委会也加入这一行列。1968年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赛事方开始推行药检。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则是首届有药检的奥运。
　　在各类反兴奋剂历史回顾中，1960年常被视为临界点。罗马奥运会公路自行车100公里团队赛中，丹麦车手克努兹·延森从车上倒下，脑袋直接磕到地面。他被送院后不治，年仅23岁。当时自行车赛事是用药重灾区，延森的教练赛后也承认给选手们提供了烟醇等药物。无论是体育界人士还是媒体，都从“用药致死”的角度来考察这宗事件。
　　今天的各类反兴奋剂宣传中，也将“延森之死”树立为激发体育界全面走进反兴奋剂时代的重要节点。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官网，曾经设有“回顾反兴奋剂简史”的栏目，当中如是说：“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手克努兹·延森死于比赛（解剖中发现苯丙胺的痕迹），加重了各大体育组织推行药检的压力。”
　　然而，大众舆论的说法不能尽信。解剖报告只有延森的亲人看过，丹麦奥委会、丹麦公共健康委员会、丹麦警方则分别发布相关信息：解剖报告提出的死因結论为中暑，尸体中没有找到苯丙胺。比赛当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除了延森之外还有31名车手出现中暑症状。酷热天气确实可能成为延森的催命符，而包括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在内多方提出的“用药致死”说法，则没有得到真正的物证支持。
　　延森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但他永远摆脱不了与兴奋剂之间的联系。罗马奥运会是首届有电视转播的奥运会，延森则是现代奥运史上第二位因比赛死亡的运动员。奥运选手死于电视转播中，其场面令人震惊，相关负面冲击则令国际奥委会难以承受。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一场死亡悲剧被描绘为反兴奋剂的标志性事件—运动员用药情况日益严峻，而体育界已经决定拨乱反正。
　　反兴奋剂时代到来，体育组织以“维护体育纯洁”“维护运动员安全”的浪漫主义理念，宣传这一行动。然而，用药确实有助于运动员提升机能，导致禁令之下总有人铤而走险。至此，使用兴奋剂或非法提升身体机能的手段，终于成为业界喊打的“作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