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生态彩票是一种环保筹资的新方式。在全球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下，推行生态彩票是十分必要的。笔者首先界定了生态彩票的概念，然后切入心理学角度，从行为经济和利他主义经济思想两个方面来为“生态彩票”寻找理论上的支撑。并得出结论：即使在当前彩票市场具有同类竞争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大力支持和购买生态彩票。
关键词： 生态彩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 1165(2011)02 0058 05
一、生态彩票的概念界定及背景因素
世界上关于彩票的定义很多，《新帕尔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不列颠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彩票作了定义。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紧急通知》中将彩票定义为：“彩票是指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填写、选择、购买并按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力的凭证。”2002年，由财政部颁布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中也对彩票作了新的定义：“彩票是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事前公布规则的，取得中奖权利的有价凭证。”《辞海》中则定义为：彩票，亦称“奖券”，俗称“白鸽票”，以抽签给奖方式进行筹款或敛财所发行的凭证。这一描述给出了彩票的运作方式，指出它是一种筹资方式。而财政部的定义则更进一步说明了是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发行的一种有价凭证，是一种筹资方式和渠道。
因此，可以将生态彩票的定义概括为：国家为支持社会环保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事前公布规则，公众取得中奖权力而国家进行筹款的有价凭证。
当前，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发行彩票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彩票作为一种兼具游戏性的博弈中奖活动，深受人们的喜爱。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彩票业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弥补功能，已被誉为世界第六大产业。正由于彩票所具备的显著筹资功能，使得各国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将其合法化，且成立了国际性的彩票组织以加强各国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我国的彩票业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目前成效显著并渐渐地走向成熟，但仍有可以开发的巨大发展潜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目前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据国家环保局发布的《中国生态问题报告》称：我国生态存在森林生态功能衰退、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面广量大等14类严重生态形势。林业方面有森林资源总量少，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可采资源少；集约化水平低，单位面积蓄积量小等问题。要有效改变这些状况，增加经费投入是关键。虽然近年来国家已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但仍显不足。正如我国著名林业和生态学家、中科院院士阳含熙曾说的：“资金不足是限制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因素。”
自1987年我国首次发行福利彩票以来，目前已经另外发行了体育彩票等两种彩票。尽管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的博彩业仍然比较落后。据统计，有着1/5世界人口的中国，去年彩票购买金额仅居世界的第9位，人均购买额为30元，人均购买量为第97位。据专家估计，随着人们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购买量还会有较大幅度增加，近10年内可能达到年发行846亿元。“毛之不在，皮将焉存。”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那么人类还能走多远呢？
在深圳召开的第二届环境保护市场化高级研讨会上，曾探讨通过发行环保彩票，募集社会资金，加快污染防治。上海市环保局综合计划处有关人士表示，上海环保彩票虽已纳入环保“十五”规划，但好事多磨，付诸实施尚待时日。据了解，上海市环保局早在1999年就提出发行上海环保彩票的设想，环保局曾专门成立调研组，并一度就发行模式达成共识:销售管理、返奖比例均参照福利彩票，销售资金55%返奖，15%作为发行成本，30%专项用于上海环保综合整治。调研结束后，国家环保总局曾为此作过专题研究，但迄今国家有关部门尚未对发行上海环保彩票做出批复。1999年底，上海曾发行过一套环保题材的福利彩票，总值5000万元，主要是为苏州河治理筹资的。此套彩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彩票，其实是福利彩票的一部分，通过民政局操作，只是一个尝试。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测算，今后10年中国潜在的彩票发行规模可达846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的彩票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用于环保筹资方面，生态彩票与其他筹款方式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1]，本文在此不加赘述。传统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无法解释人们为何购买预期收益为负的彩票，笔者试从行为经济学和利他主义的思想两个方面，对生态彩票的推出作出心理学视角的探讨。
二、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生态彩票首先是彩票的一种，兼具彩票的共性。目前中国依法公开发行的彩票主要有两种：体彩和福彩。
关于人们为何购买彩票的原因，目前学界有多种解释和分析。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1）对赌博（或称上瘾物品）的偏好；（2）激发“愉快”的效用，即娱乐和消遣；（3）风险资产上的选择；（4）“控制幻觉”的存在；（5）利他主义的动机；（6）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可见，人们购买彩票的行为是复杂因素的综合，但在为环保事业而筹资的生态彩票的消费选择问题上，笔者认为后两项是决定其购买生态彩票的主导因素。
人类的经济行为在现实中并非像传统经济学所言的那样，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基础。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舍弃了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方面的因素，并将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成了千人一面的“经济人”。而很多研究表明，这种完全以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学说，是无法通过经验科学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的，也无法观察现实人的经济行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这个问题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验。他们摆脱了抽象的假设，以现实为理论基础，采用了大量的心理分析方法， 建立了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笔者认为，在彩票的购买行为问题的分析上，恰恰符合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风险条件下决策分析的预期理论，揭示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和决策，与传统经济学风险回避相反，认为人们往往对收益持风险回避的态度，对损失持风险偏爱的态度；并认为人们在面对损失和获得时，敏感程度是不同的。他们还提出了“启发式认知偏向”理论，就是通过人们思维的捷径，使得有时导致人们快速作出判断的行为偏差与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存在系统偏差。
彩票无疑是一种获奖概率很低的游戏，有些学者也把它看作一项投资。无论怎样界定，其奖金的平均期望低于票面价值的一半，但为何人们依然会参与这项活动？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理性的人是不可能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因此传统理论无法解释人们的购买彩票行为。而卡尼曼的预期理论却符合了现实中的情况，人们对购买彩票这一风险持偏爱的态度。
芝加哥大学行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提出心理账户理论，揭示了不同的收入来源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项目的支出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人们对心理账户的核算频率对人们的决策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塞勒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也指出人们不能完全理性地进行自我约束，用心理账户和心理定格的行为因素，创新性地提出如何通过外部干预来平滑一生的消费。
个人和家庭在进行评估、追溯经济活动时，有一系列认知上的反应，通俗说来就是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心理账户，人们把实际客观等价的支出或收益在心理上划分到了不同的账户中。心理账户的存在影响着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支出和收益，从而做出不同的决策和行为。这一理论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投资，也影响着人们大量的消费行为，包括购买彩票。
比如说，对待赌博赢来的钱和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钱，我们就会持不同的消费倾向和风险偏好：赌博的钱可能会很快挥霍掉，而后者却被我们珍视。在购买彩票的行为中，人们同样会区分自己口袋里的收入，以不同的收入来源分属不同的心理账户，往往那些不被重视的资金就大量购买了彩票。例如，购买彩票某期中了奖，那么常常会有这样情况：行为人会把所有奖金用来豪赌下一期的彩票。
过度自信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表现为认为那中奖的极低概率中必然有自己，这种感觉往往是带着一种糊里糊涂、自欺欺人的莫名快乐，让人们处于一种沾沾自喜、乐陶陶的状态中。不管失败多少次，总是认为这一次或许就可以中大奖。在极少数的中大奖的人中，总是诡异地在内心深处祈盼这种奇迹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拜拜佛、烧烧香来加强这种信念。
大量的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认为人的本性中不仅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与传统经济学在消费、储蓄、需求、供给和价格等很多方面的观点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消费是收入和意愿两者的函数，储蓄倾向并非同收入同向变化，边际需求有可能随供给而上升等。
购买彩票是一种“负和博弈的游戏”，但依然在现实中能够博得广大彩民的喜好。通过行为经济学的上述解释，不难理解，人是有限理性的现实人，在作出决策和判断时会受到很多心理和感情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完全以理性的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人也不能完全自我约束，在行为经济学的很多实验中可以证明，人表现出的很多时候是“有限理性和有限自私”的行为。
购买生态彩票，也同样面临上述的行为选择，并且较之体彩、福彩具有更多的“有限自私”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三、利他主义的解释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人”有着极大的理性和自由的意志，一味追求私利，因此，我们所作出的决策和选择都是自私自利的，是为了最大化自我利益，是追求效率的。但当我们把进化认识和当代心理学理论及技术应用到人类市场行为的研究中来时，我们发现经济人理论频频出错，极度缺乏说明力。事实上，我们是很不理性的生物，我们不仅受当代文明发展出来的逻辑和有意识的理性所驱动，还要受到数十万年进化而来的深沉的潜意识情绪所驱动，甚至可以说，后者对我们的驱动性更强。
荷兰经济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于1667年临终前所写的《政治论》（Tractatus Politicus）中，解释了自己在研究政治和经济等充满情绪的课题时采用的方法：我大概要用我们在研究数学时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来探究这一科学的主题，我万般小心，对于人类的行为，我不嘲笑、不哀叹、不谴责，只尝试去理解；最终，我把爱、恨、怒、妒、野心、怜悯等情绪，还有其他各种思绪的波动，不再当成是人类本性的缺陷，而是好像冷、热、风、雷一般的自然属性。
那么我们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时同样也需要这种精神。
《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t）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2]27
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一书，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2]27
现代经济学与现代生物学对人性的看法相当一致，都把自利看作人类行为的基本前提。但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最新研究证明，在人类进化早期阶段，利他行为作为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在维持个人之间的合作劳动、有效提高族群生存竞争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ESS（“进化稳定策略”）基础上提出一个演化均衡模型，可以进一步解释利他行为的进化优势以及合作剩余导致利他偏好内生的机制。以下笔者借鉴了浙江大学叶航教授关于利他行为的一些最新思想和研究进展的总结。
第一，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利他行为是人类合作秩序的必然产物。在生存压力特别巨大的环境中，我们的原始祖先不得不進化出一种超越囚徒困境的特殊行为模式。传统经济学的偏好模型虽然不排斥利他行为，但传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利他行为却存在偏见与忽视。[3]
第二，基于ESS的演化均衡模型说明，生物适应性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它不被某个单一的事件或关系所决定。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都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ESS）。主流生物学的个体选择理论虽然有现代基因技术和遗传学的依据，但据此得出生物和人类天性自私的结论是片面的。[3]
第三，桑塔费学派有关利他行为的研究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的经济活动。最新的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包含了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这些模型比经济学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实际行为。[3]
第四，超越囚徒困境中个体理性的局限，谋求合作和合作剩余，可能是我们人类行为、人类心智与人类社会包括人类文化与人类制度共生演化的最终原因。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效率的合作秩序，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在生存竞争中的最大优势。[3]
根据以上观点，人类天性中就具有谋求共同利益的因子，并为此可以作出个人的牺牲。生态彩票是一种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建设甚至兼具拯救地球的使命的载体。从人类深刻的天性中分析，它完全可以激发人类这种利他动机的高尚行为。购买生态彩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投机行为、赌博行为、娱乐行为，而更彻底地是一种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使命，符合ESS，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的现实选择意愿。它完全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片面理解，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经济学在某些经济领域实践检验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诚然，环境保护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除了推广生态伦理观念外，还需要建立一个使损害环境的责任者付出沉重代价的机制。彩民为环境买单，并不能遏制重利轻义者对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在环保管理中，经济手段是有限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市场化的手段在环保管理中并非全部。经济手段在环保领域的应用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政府制度安排。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投资、改变融资机制的前提是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实行“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当前国外在推行环境治理方面比较成熟的做法有：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自愿型环境治理模式，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环境自觉行动治理模式，环境治理契约模式，三位一体环境治理模式等。如此众多的环境治理类型说明了环境保护问题单纯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都是不完整的，是局限的，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从制度、观念、市场、政府、企业、个人等多角度协调，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此外，彩票是一把双刃剑，毋庸讳言它所具有的赌博性质，但提高生态彩票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并设计恰当的游戏规则则成为避免这一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邓凌翃，温作民.探索低碳经济背景下环保资金筹措的新方式——生态彩票[J].商场现代化，2010（11）：80-81.
[2]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M].闾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叶航，汪丁丁，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J].经济研究，2005（8）：84-94.
关键词： 生态彩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 1165(2011)02 0058 05
一、生态彩票的概念界定及背景因素
世界上关于彩票的定义很多，《新帕尔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不列颠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彩票作了定义。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紧急通知》中将彩票定义为：“彩票是指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填写、选择、购买并按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力的凭证。”2002年，由财政部颁布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中也对彩票作了新的定义：“彩票是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事前公布规则的，取得中奖权利的有价凭证。”《辞海》中则定义为：彩票，亦称“奖券”，俗称“白鸽票”，以抽签给奖方式进行筹款或敛财所发行的凭证。这一描述给出了彩票的运作方式，指出它是一种筹资方式。而财政部的定义则更进一步说明了是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发行的一种有价凭证，是一种筹资方式和渠道。
因此，可以将生态彩票的定义概括为：国家为支持社会环保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事前公布规则，公众取得中奖权力而国家进行筹款的有价凭证。
当前，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发行彩票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彩票作为一种兼具游戏性的博弈中奖活动，深受人们的喜爱。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彩票业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弥补功能，已被誉为世界第六大产业。正由于彩票所具备的显著筹资功能，使得各国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将其合法化，且成立了国际性的彩票组织以加强各国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我国的彩票业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目前成效显著并渐渐地走向成熟，但仍有可以开发的巨大发展潜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目前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据国家环保局发布的《中国生态问题报告》称：我国生态存在森林生态功能衰退、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面广量大等14类严重生态形势。林业方面有森林资源总量少，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可采资源少；集约化水平低，单位面积蓄积量小等问题。要有效改变这些状况，增加经费投入是关键。虽然近年来国家已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但仍显不足。正如我国著名林业和生态学家、中科院院士阳含熙曾说的：“资金不足是限制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因素。”
自1987年我国首次发行福利彩票以来，目前已经另外发行了体育彩票等两种彩票。尽管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的博彩业仍然比较落后。据统计，有着1/5世界人口的中国，去年彩票购买金额仅居世界的第9位，人均购买额为30元，人均购买量为第97位。据专家估计，随着人们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购买量还会有较大幅度增加，近10年内可能达到年发行846亿元。“毛之不在，皮将焉存。”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那么人类还能走多远呢？
在深圳召开的第二届环境保护市场化高级研讨会上，曾探讨通过发行环保彩票，募集社会资金，加快污染防治。上海市环保局综合计划处有关人士表示，上海环保彩票虽已纳入环保“十五”规划，但好事多磨，付诸实施尚待时日。据了解，上海市环保局早在1999年就提出发行上海环保彩票的设想，环保局曾专门成立调研组，并一度就发行模式达成共识:销售管理、返奖比例均参照福利彩票，销售资金55%返奖，15%作为发行成本，30%专项用于上海环保综合整治。调研结束后，国家环保总局曾为此作过专题研究，但迄今国家有关部门尚未对发行上海环保彩票做出批复。1999年底，上海曾发行过一套环保题材的福利彩票，总值5000万元，主要是为苏州河治理筹资的。此套彩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彩票，其实是福利彩票的一部分，通过民政局操作，只是一个尝试。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测算，今后10年中国潜在的彩票发行规模可达846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的彩票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用于环保筹资方面，生态彩票与其他筹款方式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1]，本文在此不加赘述。传统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无法解释人们为何购买预期收益为负的彩票，笔者试从行为经济学和利他主义的思想两个方面，对生态彩票的推出作出心理学视角的探讨。
二、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生态彩票首先是彩票的一种，兼具彩票的共性。目前中国依法公开发行的彩票主要有两种：体彩和福彩。
关于人们为何购买彩票的原因，目前学界有多种解释和分析。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1）对赌博（或称上瘾物品）的偏好；（2）激发“愉快”的效用，即娱乐和消遣；（3）风险资产上的选择；（4）“控制幻觉”的存在；（5）利他主义的动机；（6）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可见，人们购买彩票的行为是复杂因素的综合，但在为环保事业而筹资的生态彩票的消费选择问题上，笔者认为后两项是决定其购买生态彩票的主导因素。
人类的经济行为在现实中并非像传统经济学所言的那样，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基础。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舍弃了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方面的因素，并将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成了千人一面的“经济人”。而很多研究表明，这种完全以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学说，是无法通过经验科学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的，也无法观察现实人的经济行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这个问题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验。他们摆脱了抽象的假设，以现实为理论基础，采用了大量的心理分析方法， 建立了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笔者认为，在彩票的购买行为问题的分析上，恰恰符合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风险条件下决策分析的预期理论，揭示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和决策，与传统经济学风险回避相反，认为人们往往对收益持风险回避的态度，对损失持风险偏爱的态度；并认为人们在面对损失和获得时，敏感程度是不同的。他们还提出了“启发式认知偏向”理论，就是通过人们思维的捷径，使得有时导致人们快速作出判断的行为偏差与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存在系统偏差。
彩票无疑是一种获奖概率很低的游戏，有些学者也把它看作一项投资。无论怎样界定，其奖金的平均期望低于票面价值的一半，但为何人们依然会参与这项活动？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理性的人是不可能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因此传统理论无法解释人们的购买彩票行为。而卡尼曼的预期理论却符合了现实中的情况，人们对购买彩票这一风险持偏爱的态度。
芝加哥大学行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提出心理账户理论，揭示了不同的收入来源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项目的支出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人们对心理账户的核算频率对人们的决策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塞勒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也指出人们不能完全理性地进行自我约束，用心理账户和心理定格的行为因素，创新性地提出如何通过外部干预来平滑一生的消费。
个人和家庭在进行评估、追溯经济活动时，有一系列认知上的反应，通俗说来就是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心理账户，人们把实际客观等价的支出或收益在心理上划分到了不同的账户中。心理账户的存在影响着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支出和收益，从而做出不同的决策和行为。这一理论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投资，也影响着人们大量的消费行为，包括购买彩票。
比如说，对待赌博赢来的钱和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钱，我们就会持不同的消费倾向和风险偏好：赌博的钱可能会很快挥霍掉，而后者却被我们珍视。在购买彩票的行为中，人们同样会区分自己口袋里的收入，以不同的收入来源分属不同的心理账户，往往那些不被重视的资金就大量购买了彩票。例如，购买彩票某期中了奖，那么常常会有这样情况：行为人会把所有奖金用来豪赌下一期的彩票。
过度自信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表现为认为那中奖的极低概率中必然有自己，这种感觉往往是带着一种糊里糊涂、自欺欺人的莫名快乐，让人们处于一种沾沾自喜、乐陶陶的状态中。不管失败多少次，总是认为这一次或许就可以中大奖。在极少数的中大奖的人中，总是诡异地在内心深处祈盼这种奇迹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拜拜佛、烧烧香来加强这种信念。
大量的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认为人的本性中不仅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与传统经济学在消费、储蓄、需求、供给和价格等很多方面的观点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消费是收入和意愿两者的函数，储蓄倾向并非同收入同向变化，边际需求有可能随供给而上升等。
购买彩票是一种“负和博弈的游戏”，但依然在现实中能够博得广大彩民的喜好。通过行为经济学的上述解释，不难理解，人是有限理性的现实人，在作出决策和判断时会受到很多心理和感情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完全以理性的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人也不能完全自我约束，在行为经济学的很多实验中可以证明，人表现出的很多时候是“有限理性和有限自私”的行为。
购买生态彩票，也同样面临上述的行为选择，并且较之体彩、福彩具有更多的“有限自私”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三、利他主义的解释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人”有着极大的理性和自由的意志，一味追求私利，因此，我们所作出的决策和选择都是自私自利的，是为了最大化自我利益，是追求效率的。但当我们把进化认识和当代心理学理论及技术应用到人类市场行为的研究中来时，我们发现经济人理论频频出错，极度缺乏说明力。事实上，我们是很不理性的生物，我们不仅受当代文明发展出来的逻辑和有意识的理性所驱动，还要受到数十万年进化而来的深沉的潜意识情绪所驱动，甚至可以说，后者对我们的驱动性更强。
荷兰经济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于1667年临终前所写的《政治论》（Tractatus Politicus）中，解释了自己在研究政治和经济等充满情绪的课题时采用的方法：我大概要用我们在研究数学时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来探究这一科学的主题，我万般小心，对于人类的行为，我不嘲笑、不哀叹、不谴责，只尝试去理解；最终，我把爱、恨、怒、妒、野心、怜悯等情绪，还有其他各种思绪的波动，不再当成是人类本性的缺陷，而是好像冷、热、风、雷一般的自然属性。
那么我们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时同样也需要这种精神。
《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t）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2]27
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一书，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2]27
现代经济学与现代生物学对人性的看法相当一致，都把自利看作人类行为的基本前提。但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最新研究证明，在人类进化早期阶段，利他行为作为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在维持个人之间的合作劳动、有效提高族群生存竞争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ESS（“进化稳定策略”）基础上提出一个演化均衡模型，可以进一步解释利他行为的进化优势以及合作剩余导致利他偏好内生的机制。以下笔者借鉴了浙江大学叶航教授关于利他行为的一些最新思想和研究进展的总结。
第一，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利他行为是人类合作秩序的必然产物。在生存压力特别巨大的环境中，我们的原始祖先不得不進化出一种超越囚徒困境的特殊行为模式。传统经济学的偏好模型虽然不排斥利他行为，但传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利他行为却存在偏见与忽视。[3]
第二，基于ESS的演化均衡模型说明，生物适应性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它不被某个单一的事件或关系所决定。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都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ESS）。主流生物学的个体选择理论虽然有现代基因技术和遗传学的依据，但据此得出生物和人类天性自私的结论是片面的。[3]
第三，桑塔费学派有关利他行为的研究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的经济活动。最新的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包含了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这些模型比经济学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实际行为。[3]
第四，超越囚徒困境中个体理性的局限，谋求合作和合作剩余，可能是我们人类行为、人类心智与人类社会包括人类文化与人类制度共生演化的最终原因。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效率的合作秩序，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在生存竞争中的最大优势。[3]
根据以上观点，人类天性中就具有谋求共同利益的因子，并为此可以作出个人的牺牲。生态彩票是一种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建设甚至兼具拯救地球的使命的载体。从人类深刻的天性中分析，它完全可以激发人类这种利他动机的高尚行为。购买生态彩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投机行为、赌博行为、娱乐行为，而更彻底地是一种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使命，符合ESS，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的现实选择意愿。它完全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片面理解，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经济学在某些经济领域实践检验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诚然，环境保护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除了推广生态伦理观念外，还需要建立一个使损害环境的责任者付出沉重代价的机制。彩民为环境买单，并不能遏制重利轻义者对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在环保管理中，经济手段是有限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市场化的手段在环保管理中并非全部。经济手段在环保领域的应用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政府制度安排。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投资、改变融资机制的前提是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实行“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当前国外在推行环境治理方面比较成熟的做法有：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自愿型环境治理模式，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环境自觉行动治理模式，环境治理契约模式，三位一体环境治理模式等。如此众多的环境治理类型说明了环境保护问题单纯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都是不完整的，是局限的，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从制度、观念、市场、政府、企业、个人等多角度协调，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此外，彩票是一把双刃剑，毋庸讳言它所具有的赌博性质，但提高生态彩票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并设计恰当的游戏规则则成为避免这一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邓凌翃，温作民.探索低碳经济背景下环保资金筹措的新方式——生态彩票[J].商场现代化，2010（11）：80-81.
[2]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M].闾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叶航，汪丁丁，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J].经济研究，2005（8）：8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