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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欣口述 唐厚梅整理
2006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重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了，即将开始人生下一阶段的奋斗历程。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拥有幸福的家庭、知心的朋友以及自信的笑容。但谁又能想到，我曾经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被人称作傻子、同性恋，并一度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童年孤独
1981年，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由于生得聪慧漂亮，儿时的我曾一度是父母的骄傲。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在那个动乱刚刚结束的岁月，他们只想拼命工作、努力学习，以弥补失去的青春。于是很小的时候，我便被送进了一所寄宿制幼儿园。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加上幼儿园严格的教育模式，天性敏感的我形成了胆小、压抑的性格，与家庭的隔离又使我没能及时得到正确引导，我逐渐变得自我封闭起来。
1988年升入小学，我性格上的弱点明显地表现出来。长期的自闭使我无法与同龄孩子正常交流，我常常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童话世界里，根本无法融入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小学二年级的期中考试，我的语文成绩仅为38分，是全班倒数第一。很快，我被老师和同学看作班级的后腿，傻子成了我在学校的代名词。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总会有一些孩子边叫喊着：“打傻子喽，快打傻子!”边将一些土块、石子掷在我的头上、身上。在一个寒冷冬日的傍晚，几个顽皮的孩子抢走了我的帽子和棉衣。为了逃避责骂，我不敢回家，冻得浑身发抖却只能在雪地里徘徊，委屈的泪水伴着漫天飘飞的雪花，簌簌地落下。
由于我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完不成作业，我的父母不知被老师叫到学校多少次。对于我的表现，老师除了表示无奈外，还经常流露出对我智商的怀疑。每到这时，痛心的父母自然少不了对我的打骂，他们从没有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小时候人见人爱的聪明女儿变成了现在这样又笨又懒的孩子。
一次家庭聚会，我的舅舅得意地在众人面前夸耀他的儿子如何聪明，还对我母亲说：“姐姐，你女儿的智力肯定有问题，你还是带她去检查一下吧!”母亲顿时感到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冲到我面前，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正在玩耍的我受到这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大哭不止。
为了摆脱傻子这个称号，小学期间，我曾先后转过三所学校。但是我孤僻的个性、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仍不为同学与老师所接受。我没有朋友，连参加集体活动的权利也经常被剥夺，尽管在检查完智力后。我的智商高达138分。
我开始怨恨这个世界，怨恨周围的人，也怨恨我自己。我变得更加自闭了。
1995年。我初中二年级时。班里新换了数学老师。她叫毛芳——一个漂亮、能干的中年女教师，与其他老师不同。对于我的乖僻，她并未表现出不解与厌烦。相反。我常常得到她作为鼓励所给我的理解的微笑。
一次数学课堂测验我得了50分。课间休息的时候，毛老师走到我桌前要为我讲解错题，自卑的我一把将她推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懊恼地喊道：“用不着你管，没有人理我，你凭什么管我!”毛老师被我推了一个踉跄，她先是一愣，但很快又走上前，轻轻将手搭在我的肩头，柔和而诚恳地说：“我是你的老师，怎么能不管你呢?不管你，你会走弯路的。”我瞪大眼睛诧异地看着她。以前从没有一个老师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她的宽容与耐心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从此，我对数学有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兴趣。每一次作业，我都用最好的练习本一笔一画地完成。课余时间，我常常找一些课外难题做，然后以问问题为借口到毛老师办公室，看她带着一贯的和蔼笑容，柔声为我讲解习题，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渐渐地。我在不知不觉中对毛老师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依恋。每当看见她的身影，我的心中便会充满无尽的踏实与宁静。在那段孤独无助的岁月里，毛老师给我的关爱，无疑为我冰冷的内心注入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1997年中考前夕，抱着还能继续和毛老师在一起的愿望，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任性地在中考志愿表上只填了所在中学的高中，并且表示坚决不服从分配。然而事与愿违，我以十几分的差距落榜了。8月底，父母通过关系把我转到了另一所高中。
落榜的巨大失落加上与毛老师的分别。使我更加强烈地渴望得到理解与呵护。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白天听不懂老师讲课，晚上不依靠药物无法睡眠，发展到最后，我一看见学校的大门，心底的恐惧就会让我浑身发抖。
1997年12月，为我操碎了心的父母。无奈地给我办理了休学手续。
陷入深渊
我的休学对我那望女成凤的父母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个被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掌上明珠到底怎么了?1998年1月。通过一本书的指点，母亲带我来到位于重庆西部的一家区级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助于一位据说是国内比较著名的精神分析专家。那天，那位年近古稀的老专家不在，接见我们的是他的学生——一个40多岁姓王的男大夫。听了我的情况介绍，王大夫很快给我开了一张价格昂贵的进口镇静剂的药方，约定了以后一周一次的门诊会面时间，他还要求我写一份描述我从小到大成长历程的心理自述。
出于对医生的信任，我淋漓尽致地宣泄了自己十几年来孤独压抑的感情：幼时的幻想与压抑，上学时受歧视的痛楚，以及后来对毛老师的思念，全在这长达13000多字的自述中一吐为快。令我和家人欣喜的是，通过这次发泄，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沉溺已久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我甚至从常年挥之不去的阴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希望的光辉并没有在我的头顶上驻留，恰恰相反，更可怕的消息像魔鬼一般阴森森地恭候着我。那位王大夫在看过我的心理自述后，着重问了几个关于我与毛老师之间关系的问题，最后他竟向我宣布，我患了性取向错位。也就是同性恋!我一下子惊呆了。同性恋当时被当成一种严重的心理畸形病，是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齿的。我虽然只有16岁，却也懂得其中的羞辱。一直以来，我并不清楚自己对毛老师的依恋缘自何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同性恋这个名称竟会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逃也似地奔回家中。父母虽然对这个诊断结果也同样的震惊，但是数年来，我已带给他们太多的失望与打击，经过几个辗转难眠之夜。他们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母亲甚至劝我：“既然有病，就要承认它，任何一种心理疾病都不是一次就能治好的，我建议你继续回去治疗。”母亲的一席话等于默认了这个可怕的诊断，本来我的心头刚刚升起一丝宽慰，转眼又跌入了更深的失落。
几天后，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回到了王大夫的诊室。接下来的几次会面，王大夫开始就同性恋的问题对我展开一系列治疗，并建议我找到毛老师共同配合治疗。对此，我提出了疑问：“毛老师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她怎么就有义务来配合我的治疗?”王大夫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应该和她商量，她才是你的 病因。要知道你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此，你爱你的老师，可你却不具有男性的生殖器官。”这些词汇和观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接受过任何性知识教育的单纯女孩儿，简直闻所未闻。几次会面下来，我的状态非但没有好转，日益加深的恐惧感以及对自身的厌恶感反而导致了我更加严重的心理障碍。我开始喝酒，大量吞服镇静药剂。一天，我终于在诊室中遇见了当初我们要找的那位老专家，但他只是漠然地看了我一眼，冷冰冰地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毫无疑问，你患的是典型的同性恋。”我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1998年3月13日，精神恍惚的我找到了毛老师的办公室，把我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渴望得到她的帮助。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往日的老师不再慈爱，她像躲瘟疫一样避开了我，还告诫其他同学，不要再为我给她传话。
当日夜晚，我用剃须刀片狠狠地割向了自己的手腕……
由于抢救及时，我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然而回到家里，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仍无法与他人交流，同性恋的阴影仍像压在我心头的一座巨大冰峰，凄冷沉重，令人窒息。没过多久，我的事情在原来的学校被传开来，毛老师也受到了牵连，我一次次地撕开手腕上还未愈合的伤口，仿佛只有摧残自己的肉体，才能缓解心中更深层的压抑与恐惧。
一次次希望的破灭，使我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为了早日洗刷我肮脏的罪名，为了不再给已经为我操碎了心的父母增添更多的失望，我暗中积攒下100片安眠药。打算在9月开学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次生命
命运之神像个顽皮的孩子，在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之时。却又出其不意地开启了一扇光明之门。
1998年7月，我认识了后来被我称为妈妈的人——刘海霞老师。当时正值我的心理自述被一家青少年杂志选登，一些教育机构就此对中小学生教育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为了帮助我走出困境。那家杂志社的小丁编辑，以我母亲朋友的身份，敲开了重庆万州区这名普通的高中化学老师的家门。
一位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中学教师能帮助我这个被心理医生都判了死刑的人?我不相信。第二次见到刘老师时，我对她说：“你别白费力气了。我没法跟别人交往，不可能活下去的。再说，我是同性恋。9月份之前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刘老师若有所思地注视了我一会儿，接着就微笑了：“同性恋?这我可没看出来。而且，这并不重要。”她拿出一套上一年的高考试卷让我试着做一下。望着她那副一本正经的表情，我只当她是在开玩笑。毕竟，连高一都没上过的我，怎么可能去做高考试题，我抱着游戏的心态答起了卷子。
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竟得了三百多分!刘老师再一次深深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出了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话：“艾欣，你不会死，你完全有能力活得很好。到我家来吧，我们一起努力。相信我，你能考上北大!”
就这样，我住进了刘老师家，开始享受她为我营造的特殊的希望工程。那时，我神经衰弱的毛病已持续了足足6年，每晚睡前，我总要服用两片安眠药和3片镇静剂，就是这样还是不得安寝。到万州的第一晚，刘老师说：“这好办，你什么药都别吃，保你睡得安安稳稳。”我将信将疑地把药停了，居然真的睡了6年以来最踏实的一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服用过任何安定类药物。
随着我睡眠的好转，情绪也慢慢趋于稳定。刘老师开始逐步引导我进入学习状态，由于我初中就未能打下良好的基础，高一又休学一年，我对各门功课的生疏程度可想而知。刘老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同我一起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从7月初到8月末，我在她的指导下，从各门功课的例题开始，一点一点补习落下的课程。按部就班的规律生活，使我逐渐淡忘了心中久存的恐惧与焦虑，慢慢地我真的开始专心学习了。将近两个月，我补上了初中所遗漏的全部功课，甚至还预习了高一的一些课程。我惊喜地问刘老师：“为什么只要你让我试着做的事，我最后都能做好呢?”她笑着回答：“傻孩子，因为你本来就能够做好。”在刘老师精心的安排和努力下，我不仅在学习与日常交往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想到死了。
开学前，由于身体原因已多年不当班主任的刘老师主动向学校请战，要求带高一新生班，条件就是让我插入她所带的班级。9月，我正式插入刘老师所带的高一二班学习。在这个新鲜而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一切事物都是崭新的，包括我自己。我放松心情，逐渐步入了最佳的学习状态。
为了排除我在人际交往中的困难，刘老师鼓励我参加班干部的竞选。在她的安排下，我邀请全班同学周末到家中来包饺子，在共同的劳动中，我鼓起勇气加入了同学们的交谈。原来一切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困难，我很快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在一周后的竞选中，我以清新幽默的竞选演说赢得了全班热烈的掌声，最终，我以领先于对手一票的优势当选为班级宣传委员。从刘老师含泪的微笑中。我知道。那一票是她投的。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的学习和生活能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在那段时光里，我们一直期待的，就是检验我成绩的那一刻。不料，就在期中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刘老师用尽办法为我降温，可直到凌晨1点钟。我39．5℃的高温仍迟迟不退。心急如焚，心急如焚!那一夜，刘老师彻夜未眠，她不时地用湿毛巾为我擦拭身体，每隔两小时喂一次药……清晨6点钟，我的热度终于降下来了。烧是退了，我却有些退缩了，我想躲过这次考试。刘老师把我从床上扶起来，用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这次考试你必须去。不要慌，老师相信你的能力。”
考试成绩很快下来了，看着成绩单，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仅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我的成绩已从入学时比班里最差的学生还低30分的水平，跃居到了班里第10名(我们班有50多个人)!这一次。我完全树立起了自信，整个高中阶段，我的成绩再没有下过班里的前五名。高一结束时，我不但拿到了二等奖学金，还荣获了校级三好学生称号。
3年来，刘老师对我所履行的已不仅是一个教师的职责和承诺，更为我付出了一个母亲所能给予的全部的爱。一天夜里我醒来，发现刘老师仍坐在桌前备课，就不觉叫了声：“妈妈，太晚了，您该睡觉了。”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猛然转过身，含着泪水激动地应了声：“哎!我的乖女儿!”我们母女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2006年8月，我和男朋友一起去看望早已与我亲如母女的刘老师：“您当初怎么就看出我不是同性恋呢?”她轻轻抚摸着我的长发，平静地说：“你当然不是。那时你只是感受不到爱。”我不禁再一次扑进她温暖的怀里，泪如雨下……
(责编：弘微)
2006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重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了，即将开始人生下一阶段的奋斗历程。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拥有幸福的家庭、知心的朋友以及自信的笑容。但谁又能想到，我曾经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被人称作傻子、同性恋，并一度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童年孤独
1981年，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由于生得聪慧漂亮，儿时的我曾一度是父母的骄傲。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在那个动乱刚刚结束的岁月，他们只想拼命工作、努力学习，以弥补失去的青春。于是很小的时候，我便被送进了一所寄宿制幼儿园。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加上幼儿园严格的教育模式，天性敏感的我形成了胆小、压抑的性格，与家庭的隔离又使我没能及时得到正确引导，我逐渐变得自我封闭起来。
1988年升入小学，我性格上的弱点明显地表现出来。长期的自闭使我无法与同龄孩子正常交流，我常常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童话世界里，根本无法融入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小学二年级的期中考试，我的语文成绩仅为38分，是全班倒数第一。很快，我被老师和同学看作班级的后腿，傻子成了我在学校的代名词。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总会有一些孩子边叫喊着：“打傻子喽，快打傻子!”边将一些土块、石子掷在我的头上、身上。在一个寒冷冬日的傍晚，几个顽皮的孩子抢走了我的帽子和棉衣。为了逃避责骂，我不敢回家，冻得浑身发抖却只能在雪地里徘徊，委屈的泪水伴着漫天飘飞的雪花，簌簌地落下。
由于我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完不成作业，我的父母不知被老师叫到学校多少次。对于我的表现，老师除了表示无奈外，还经常流露出对我智商的怀疑。每到这时，痛心的父母自然少不了对我的打骂，他们从没有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小时候人见人爱的聪明女儿变成了现在这样又笨又懒的孩子。
一次家庭聚会，我的舅舅得意地在众人面前夸耀他的儿子如何聪明，还对我母亲说：“姐姐，你女儿的智力肯定有问题，你还是带她去检查一下吧!”母亲顿时感到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冲到我面前，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正在玩耍的我受到这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大哭不止。
为了摆脱傻子这个称号，小学期间，我曾先后转过三所学校。但是我孤僻的个性、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仍不为同学与老师所接受。我没有朋友，连参加集体活动的权利也经常被剥夺，尽管在检查完智力后。我的智商高达138分。
我开始怨恨这个世界，怨恨周围的人，也怨恨我自己。我变得更加自闭了。
1995年。我初中二年级时。班里新换了数学老师。她叫毛芳——一个漂亮、能干的中年女教师，与其他老师不同。对于我的乖僻，她并未表现出不解与厌烦。相反。我常常得到她作为鼓励所给我的理解的微笑。
一次数学课堂测验我得了50分。课间休息的时候，毛老师走到我桌前要为我讲解错题，自卑的我一把将她推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懊恼地喊道：“用不着你管，没有人理我，你凭什么管我!”毛老师被我推了一个踉跄，她先是一愣，但很快又走上前，轻轻将手搭在我的肩头，柔和而诚恳地说：“我是你的老师，怎么能不管你呢?不管你，你会走弯路的。”我瞪大眼睛诧异地看着她。以前从没有一个老师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她的宽容与耐心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从此，我对数学有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兴趣。每一次作业，我都用最好的练习本一笔一画地完成。课余时间，我常常找一些课外难题做，然后以问问题为借口到毛老师办公室，看她带着一贯的和蔼笑容，柔声为我讲解习题，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渐渐地。我在不知不觉中对毛老师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依恋。每当看见她的身影，我的心中便会充满无尽的踏实与宁静。在那段孤独无助的岁月里，毛老师给我的关爱，无疑为我冰冷的内心注入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1997年中考前夕，抱着还能继续和毛老师在一起的愿望，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任性地在中考志愿表上只填了所在中学的高中，并且表示坚决不服从分配。然而事与愿违，我以十几分的差距落榜了。8月底，父母通过关系把我转到了另一所高中。
落榜的巨大失落加上与毛老师的分别。使我更加强烈地渴望得到理解与呵护。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白天听不懂老师讲课，晚上不依靠药物无法睡眠，发展到最后，我一看见学校的大门，心底的恐惧就会让我浑身发抖。
1997年12月，为我操碎了心的父母。无奈地给我办理了休学手续。
陷入深渊
我的休学对我那望女成凤的父母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个被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掌上明珠到底怎么了?1998年1月。通过一本书的指点，母亲带我来到位于重庆西部的一家区级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助于一位据说是国内比较著名的精神分析专家。那天，那位年近古稀的老专家不在，接见我们的是他的学生——一个40多岁姓王的男大夫。听了我的情况介绍，王大夫很快给我开了一张价格昂贵的进口镇静剂的药方，约定了以后一周一次的门诊会面时间，他还要求我写一份描述我从小到大成长历程的心理自述。
出于对医生的信任，我淋漓尽致地宣泄了自己十几年来孤独压抑的感情：幼时的幻想与压抑，上学时受歧视的痛楚，以及后来对毛老师的思念，全在这长达13000多字的自述中一吐为快。令我和家人欣喜的是，通过这次发泄，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沉溺已久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我甚至从常年挥之不去的阴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希望的光辉并没有在我的头顶上驻留，恰恰相反，更可怕的消息像魔鬼一般阴森森地恭候着我。那位王大夫在看过我的心理自述后，着重问了几个关于我与毛老师之间关系的问题，最后他竟向我宣布，我患了性取向错位。也就是同性恋!我一下子惊呆了。同性恋当时被当成一种严重的心理畸形病，是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齿的。我虽然只有16岁，却也懂得其中的羞辱。一直以来，我并不清楚自己对毛老师的依恋缘自何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同性恋这个名称竟会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逃也似地奔回家中。父母虽然对这个诊断结果也同样的震惊，但是数年来，我已带给他们太多的失望与打击，经过几个辗转难眠之夜。他们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母亲甚至劝我：“既然有病，就要承认它，任何一种心理疾病都不是一次就能治好的，我建议你继续回去治疗。”母亲的一席话等于默认了这个可怕的诊断，本来我的心头刚刚升起一丝宽慰，转眼又跌入了更深的失落。
几天后，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回到了王大夫的诊室。接下来的几次会面，王大夫开始就同性恋的问题对我展开一系列治疗，并建议我找到毛老师共同配合治疗。对此，我提出了疑问：“毛老师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她怎么就有义务来配合我的治疗?”王大夫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应该和她商量，她才是你的 病因。要知道你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此，你爱你的老师，可你却不具有男性的生殖器官。”这些词汇和观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接受过任何性知识教育的单纯女孩儿，简直闻所未闻。几次会面下来，我的状态非但没有好转，日益加深的恐惧感以及对自身的厌恶感反而导致了我更加严重的心理障碍。我开始喝酒，大量吞服镇静药剂。一天，我终于在诊室中遇见了当初我们要找的那位老专家，但他只是漠然地看了我一眼，冷冰冰地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毫无疑问，你患的是典型的同性恋。”我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1998年3月13日，精神恍惚的我找到了毛老师的办公室，把我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渴望得到她的帮助。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往日的老师不再慈爱，她像躲瘟疫一样避开了我，还告诫其他同学，不要再为我给她传话。
当日夜晚，我用剃须刀片狠狠地割向了自己的手腕……
由于抢救及时，我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然而回到家里，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仍无法与他人交流，同性恋的阴影仍像压在我心头的一座巨大冰峰，凄冷沉重，令人窒息。没过多久，我的事情在原来的学校被传开来，毛老师也受到了牵连，我一次次地撕开手腕上还未愈合的伤口，仿佛只有摧残自己的肉体，才能缓解心中更深层的压抑与恐惧。
一次次希望的破灭，使我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为了早日洗刷我肮脏的罪名，为了不再给已经为我操碎了心的父母增添更多的失望，我暗中积攒下100片安眠药。打算在9月开学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次生命
命运之神像个顽皮的孩子，在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之时。却又出其不意地开启了一扇光明之门。
1998年7月，我认识了后来被我称为妈妈的人——刘海霞老师。当时正值我的心理自述被一家青少年杂志选登，一些教育机构就此对中小学生教育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为了帮助我走出困境。那家杂志社的小丁编辑，以我母亲朋友的身份，敲开了重庆万州区这名普通的高中化学老师的家门。
一位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中学教师能帮助我这个被心理医生都判了死刑的人?我不相信。第二次见到刘老师时，我对她说：“你别白费力气了。我没法跟别人交往，不可能活下去的。再说，我是同性恋。9月份之前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刘老师若有所思地注视了我一会儿，接着就微笑了：“同性恋?这我可没看出来。而且，这并不重要。”她拿出一套上一年的高考试卷让我试着做一下。望着她那副一本正经的表情，我只当她是在开玩笑。毕竟，连高一都没上过的我，怎么可能去做高考试题，我抱着游戏的心态答起了卷子。
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竟得了三百多分!刘老师再一次深深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出了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话：“艾欣，你不会死，你完全有能力活得很好。到我家来吧，我们一起努力。相信我，你能考上北大!”
就这样，我住进了刘老师家，开始享受她为我营造的特殊的希望工程。那时，我神经衰弱的毛病已持续了足足6年，每晚睡前，我总要服用两片安眠药和3片镇静剂，就是这样还是不得安寝。到万州的第一晚，刘老师说：“这好办，你什么药都别吃，保你睡得安安稳稳。”我将信将疑地把药停了，居然真的睡了6年以来最踏实的一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服用过任何安定类药物。
随着我睡眠的好转，情绪也慢慢趋于稳定。刘老师开始逐步引导我进入学习状态，由于我初中就未能打下良好的基础，高一又休学一年，我对各门功课的生疏程度可想而知。刘老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同我一起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从7月初到8月末，我在她的指导下，从各门功课的例题开始，一点一点补习落下的课程。按部就班的规律生活，使我逐渐淡忘了心中久存的恐惧与焦虑，慢慢地我真的开始专心学习了。将近两个月，我补上了初中所遗漏的全部功课，甚至还预习了高一的一些课程。我惊喜地问刘老师：“为什么只要你让我试着做的事，我最后都能做好呢?”她笑着回答：“傻孩子，因为你本来就能够做好。”在刘老师精心的安排和努力下，我不仅在学习与日常交往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想到死了。
开学前，由于身体原因已多年不当班主任的刘老师主动向学校请战，要求带高一新生班，条件就是让我插入她所带的班级。9月，我正式插入刘老师所带的高一二班学习。在这个新鲜而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一切事物都是崭新的，包括我自己。我放松心情，逐渐步入了最佳的学习状态。
为了排除我在人际交往中的困难，刘老师鼓励我参加班干部的竞选。在她的安排下，我邀请全班同学周末到家中来包饺子，在共同的劳动中，我鼓起勇气加入了同学们的交谈。原来一切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困难，我很快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在一周后的竞选中，我以清新幽默的竞选演说赢得了全班热烈的掌声，最终，我以领先于对手一票的优势当选为班级宣传委员。从刘老师含泪的微笑中。我知道。那一票是她投的。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的学习和生活能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在那段时光里，我们一直期待的，就是检验我成绩的那一刻。不料，就在期中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刘老师用尽办法为我降温，可直到凌晨1点钟。我39．5℃的高温仍迟迟不退。心急如焚，心急如焚!那一夜，刘老师彻夜未眠，她不时地用湿毛巾为我擦拭身体，每隔两小时喂一次药……清晨6点钟，我的热度终于降下来了。烧是退了，我却有些退缩了，我想躲过这次考试。刘老师把我从床上扶起来，用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这次考试你必须去。不要慌，老师相信你的能力。”
考试成绩很快下来了，看着成绩单，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仅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我的成绩已从入学时比班里最差的学生还低30分的水平，跃居到了班里第10名(我们班有50多个人)!这一次。我完全树立起了自信，整个高中阶段，我的成绩再没有下过班里的前五名。高一结束时，我不但拿到了二等奖学金，还荣获了校级三好学生称号。
3年来，刘老师对我所履行的已不仅是一个教师的职责和承诺，更为我付出了一个母亲所能给予的全部的爱。一天夜里我醒来，发现刘老师仍坐在桌前备课，就不觉叫了声：“妈妈，太晚了，您该睡觉了。”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猛然转过身，含着泪水激动地应了声：“哎!我的乖女儿!”我们母女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2006年8月，我和男朋友一起去看望早已与我亲如母女的刘老师：“您当初怎么就看出我不是同性恋呢?”她轻轻抚摸着我的长发，平静地说：“你当然不是。那时你只是感受不到爱。”我不禁再一次扑进她温暖的怀里，泪如雨下……
(责编：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