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老练的政客不同，特朗普这位政治素人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履行了他競选时的诺言，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并且颁布总统命令，在美墨边境开始修墙;指示美国政府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特朗普还没有落实对中国产品征收45%关税的承诺，但美国商务部最近宣布将对中国产洗衣机和钢铁征收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决定，展现了特朗普政府利用贸易保护手段消除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锋芒。
　　在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眼里，特朗普的做法是逆历史潮流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这个房地产大亨应该补补经济学的课。特朗普的做法也许过于鲁莽和缺乏外交技巧，但是他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和采取的政策并非毫无经济学理论基础。
　　贸易自由化、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化和劳动力跨境流动自由化，构成了全球化的三维空间。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往往有选择地强调全球化的美好前景，而有意回避贸易自由化的负面效应，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给贸易保护主义分子提供口实。然而，全球化并不像支持者描述的那样完美无缺。
　　早在1941年，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他与斯托帕的论文《保护主义与实际工资》中，利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国际贸易对不同要素的实际收入影响是不一样的，贸易会导致一个国家相对稀缺要素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这个定理从理论上证明了增加国家整体福利的自由贸易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贸易会产生赢者和输者，从而扩大社会收入差距。这是萨缪尔森对国际贸易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根据这一理论，斯托帕和萨缪尔森指出，关税保护可以提高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收入。例如对劳动密集型进口品征税，就可以提高低技术工人的实际收入。
　　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不认为自由贸易会降低工人的福利。传统的看法是，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即使名义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也会是上升的。但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指出，对于一个进口劳动密集产品的国家，工人名义工资降低的幅度要远大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物价下跌。因此，经过物价调整后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从而让他们沦为国际贸易的受害者。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为何可以增加全社会福利的自由贸易总是被许多群体反对。
　　把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套用到今天的美国，就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何高举反全球化大旗的特朗普会获得大多数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的支持。美国没有大学文凭的低技术工人与受过大学教育的高技术工人的数量之比，显然要低于发展中国家。 因此，在斯托帕-萨缪尔森模型的框架下，低技术工人属于美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当美国和中国或印度这样拥有相对富裕低技术工人的国家进行贸易时，美国就会进口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导致美国低技术工人实际收入的减少。
　　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带来的总福利变化是正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偿在贸易中受损失的一方。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补偿机制可以让自由贸易的输家获得完全的补偿。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特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转移补偿机制仅仅补偿了受贸易冲击的美国家庭收入损失的十分之一。
　　通过教育来提高工人的技能，让失业工人适应全球化找到新的工作，也是经济学家经常倡导的药方，但这种药方的效果并不容易达成。对于一个在钢厂或汽车组装厂工作了20年的工人来讲，通过再教育成为硅谷工程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奥特还发现，由于进口产品增加而失业的美国工人有很长时间处于领失业救济金的状况。即使再就业，他们再就业的收入也远低于以前。
　　自由贸易可以提高效率，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福利水平，但是当自由贸易的益处不断被少数人获得，而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无法得到公正的补偿时，公平与效率的选择则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难题。在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历史高点的今天，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事实说明，发达国家民众对公平的追求超过了对效率的追求。目前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思潮不是选择开放或封闭的问题，而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抉择。